春秋时期，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他倡导的“忠君、礼让””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故时而封为王，再为圣，终为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即成为国家正统教育，在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地持续了数千年。
清代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学校与科举并行，地方教育按行政区划设府学、州学与县学，统称儒学。它既是地方的官办学校，也是地方管理学分的行政机构，故亦称学宫、学署，或儒学衙门，老师衙门。它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地方教育管理，主持地方科举考试，掌管文庙春秋两季祭祀。
太原地区在唐代以前就兴办了儒学，当时设在古晋阳城内。宋太宗焚毁晋阳城后，在新城（今太原市区）东南角建孔子庙。景佑中，李若谷在孔庙开始兴办儒学。金、元、明时屡有兴废。到了清代，太原儒学有府学和县学两处。康熙二十八年，太原府儒学设在县前街府文庙内（今府西街太原四十六中东部），后因此处靠近饮马河，地势低洼，夏秋雨季水深没膝，遂决定在上马街原崇善寺废墟上另建。光绪七年，新建的文庙落成后，府儒学即迁入新址（今上官巷东口、山西省文物博物馆内）。其后，阳曲县儒学也迁至府儒学新址内。
儒学教育的宗旨是，“以明伦古分之道也”。也就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太原府学、县学均设立明伦堂，集儒生诵读其中。自唐代以来，立学皆庙，供奉孔子，太原府、县儒学均建有孔庙，亦称文庙。庙上方高悬康熙皇帝御书“万世师表”横匾，庙内正殿供奉有“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与“四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亚圣孟于）和“十哲””（孔子较有名的弟子）的牌位，东西两庭还供奉着地方历代名贤先儒。
儒学设有教官。太原府儒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阳曲、太原、徐沟等县儒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一人。其职责是管理地方学务，教诲在学生员，故亦称学宫、教师、学师。太原府教授官阶为正七品，训导为从七品，各县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均由同级政府任免，并关发俸禄。此外，儒学还没有学书、门斗等普通工作人员。
进入府、县儒学的生员，须经过考试方能录取，且有学额的具体限制。地方童生经本县考试，提出初选名单后，送太原府参加由学政主持的府试，考中者即为秀才。取得秀才资格者，方可进入儒学成为儒学生员。因此，考中秀才也称进学。儒学生员学额，在太原府、县学中各有定额。太原府儒学生员学额，廪膳生员（简称廪膳生）、增广生员（简称增广生）各40名；阳曲县儒学生员学额，廪膳生和增广生各22名，其他县多少不等。此外，还有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在府、县中均无定数，由地方视情形而定。
儒学生员享有较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儒学生员与平民涉讼，平民须下跪，生员则立而不跪；官府可处罚平民小板（打屁股），生员有过则先须进儒学老师处理，经老师禀请学台将秀才（儒学生员一般为秀才资格）名份开革后，才能与平民一样受罚，封建等级制度可谓森严。
一般生员进入儒学，地方政府即免除本人徭役，家庭贫困不能维持生计者，可享受学田租谷救济。为鼓励生员刻苦读经，对成绩特别优秀者，可补为廪膳生员。
太原府、县儒学教育内容同其他地方一样，主要以历代儒家经典、名贤文章作为教材，分别设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课目；非规定的书籍一律不难涉及，以此来禁锢生员的思想。同时，每月的初一、十五还要到大成殿拜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强化学生尊孔读经的思想意识，以培养循规蹈矩，誓死效忠封建王朝的人才。
为了及时掌握生员的学业情况，各级儒学主管机构，要举行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每年举行一次，科试隔岁举行。岁试由县或府当局主试，亦称甄别。其内容为书艺二道，经艺一道，若在冬日，减试书艺一道。岁试试卷列为忧等者可升等级，即附生补增广生，增广生补廪膳生。最优等的或在学时间最久的廪膳生，可升入中央的太学，为拔贡生或优贡生。科试试卷列优等者，则许以有应乡试的资格。对岁试、科试列为劣等者，给予降低等级处分，直至除名。
随着清代偏重科举之风的盛行与加剧，太原地区儒学同全国各地的儒学一样，“官员不事教授，士子不重读书””。到了清末，颓废的学风一发不可收拾，儒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和荣耀。
有一次，学政来太原府儒学视察，当时生员们正在用午饭。只见一顶顶红缨帽倒挂在座椅一角，里边放着点心。学政见状，长叹一声，指着红缨帽说道，“这是国家制度”。默然而去。学政之叹，叹的是封建制度及儒学教育，为学生所轻视，昔日举国上下尊孔读经的辉煌情景，已如过眼烟云，他个人无可奈何，独木难撑大厦。
儒学教育腐朽、没落了，清政府迫不得已“废科举、立学堂”，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太原地区的教育事业也随着新学的兴起，翻开了新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