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赵函石墨镌华》：“唐得天下后，太宗祀晋侯而为之铭。高祖起兵时，曾祷于晋侯之祠而以是报亨之。太宗制文并书，全法圣教、兰亭而纵横自如。”《山西通志》谓：“贞观二十一年（
647）太宗御制并行书。《圣教序》撰于贞观二十二年（ 648），高宗咸亨三年（
672），沙门怀仁始集右军书成上石，岂可谓太宗此书全法《圣教序》乎？鉴赏家不考事实若此。”（《通志》所谓原书贞观二十一年御制，误。）
《兰亭》是晋王羲之手书的一篇诗序。他在晋永和九年（ 353）做官山阴，于暮春三月初三和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兰亭水间举行了一次祓禊盛会，众人赋诗纪事，羲之挥毫作了序文一通，乘兴而用鼠须写在蚕茧纸上，遒媚劲健，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纷纷仿之，其中“之”字多达二十，没有雷同。书止于晋，晋止于王，王止于行书，行书止于《兰亭》，不仅气韵生动出于天成，而是超然脱俗的逸品了。羲之后来写过多本，终不类初，所以他亦自爱重，特留付子孙传赏。到了他七世孙智永（俗号永禅师），继承书法，出家会稽永欣寺，常居寺阁下临写兰亭序。智永年近百岁乃终，这《兰亭》又付给他的弟子辨才。辨才乃梁司空袁昂的玄孙，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臻其妙。他在寝室的梁上凿成一条暗濠以贮《兰亭》，宝重胜于其师在日。到了贞观时，李世民锐意学习二王书，访求真迹，竟得到三千二百余纸，以一丈二尺为一轴，但终以未获《兰亭》为憾。后来知道在辨才处，百计求之不得。最后想出了“萧翼赚《兰亭》”之法。萧翼，时为御史，有才干，拿了几幅二王真迹，化装为书生模样到永欣寺，给辨才赠诗写字，辨才很是称赞，萧翼自称临得王书最上真迹，辨才不知是计，拿出保存的《兰亭》真迹，萧佯装不以为然。一日趁辨才外出，偷去《兰亭》真迹交给了世民，世民正是临学中写出了《晋词铭》，其艺术价值毋庸置疑。
《圣教》是李世民赠给玄奖三藏的一通序文，怀仁集王书虽然完成于世民殁后多年，但其中字体，多是世民反复临摹之作。例如“当”字就是集自《兰亭》“当其欣于所遇”之“当”。我们试把《圣教》“乘劫不朽”和《兰亭》“静躁不同”并《晋祠铭》“勒芳遒于不朽”等三个“不”字拿来比较，显然如出一辙。何况《晋祠铭》三十余个“之”字，也是一字一样，重复很少，甚而与《兰亭》“之”字大同小异。《石墨镌华》谓为全法《圣教》、《兰亭》，确是有据之说，未可厚非。《圣教》虽为集字，但不能与一般法帖相提并论。
到了唐代，碑碣装饰形式的华丽和意匠更为精妙，它的特色即是螭首雄奇，碑头左右前后各刻二龙，龙头下垂，互相盘结，而后爪向上翘起，上捧莲花宝珠，中间留出圭形之额，龙体在中间盘结，尚留一些空隙。开元、天宝以后，意匠技巧更精，龙脚下及额的周边全刻以云纹，空隙毫无，这《晋祠铭》的碑首即为凭证。当时额文以篆书为普通，但也有作八分及正书，作飞白的极少。《晋祠铭》碑头高
109公分，广 138公分，厚27公分。中间留出圭形之体，高70公分，宽50公分，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阴文飞白字样。飞白是八分（隶书）之轻扫者，用枯笔为之，浅如流露，浓若屯云，轻微不满，略显其白，故名。
《铁函斋书跋》谓世民飞白不传，传者仅此数字，故此碑弥足珍贵（飞白是汉蔡章见鸿门匠施垩帚，才开始创造的）。这贞观宝翰首行《晋词之铭并序》题下，书“御制并书”四字。不算碑额，碑高达195公分，宽12O公分；加上趺坐的55公分高，捶拓已感不便，谁复顾及再拓250公分以上的1公尺高的碑头呢？这样，书碑的年月便成问题。《铁函斋书跋》、《曝书亭集》、《金石萃编》、《山西通志》等四书，均言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御书，《太原县志》修于邑人，亦言二十一年，可见事不亲自调查研究，难免有错误的结论。
按《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四年冬，将有事于泰山，欲仿秦皇汉武，准备东封。十五年五月，太原人民闻得此消息，曾举出几位老者和僧人道士们前往西京，邀请世民封禅时，绕道晋阳一行。世民以此辈长者多系少年旧交故友，款待备至，答以一定前去，且日：“飞鸟归故乡，尚有眷恋之情，况太原是王业所基，岂能忘怀乎？”席间还问及诸老，现在人民生计比隋如何，诸老回答后，世民又说您们说好，我却相信是真，不是媚言，尽欢而罢。贞观十九年世民率军渡辽进攻安东不下，秋九月，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且粮食将尽，下令退兵。十二月至太原，次年正月二十六日撰书《晋祠铭》。与《册府元龟》、《金石录》二书所言；二十年正月立碑事相吻合。碑额九字中二十系“廿”书一个字罢了。1961年冬季笔者随同牛树檀同志等赴北京时，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抄书多日，见《唐太宗全集·经故宅诗》有“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和“昔骑匹马去，今驱万乘来”等诗，显然作于此时。
《晋祠铭》与《温泉铭》，同是世民摹拟二王最得意的书法。《唐书·东夷传》载：贞观二十二年（
648）腊月，新罗王贞德遣其国相伊赞千金春秋等来朝，世民拿二铭拓赠送，足见当年世民何等重视这铭。现在《温泉铭》已久失，《晋祠铭》亦非原貌了。朱彝尊称世民自述作书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势自生。不意为庸工改凿深刻而骨力形势俱失了。傅山亦说他少时见唐碑摹拓板精，后有妄男子镌而深之颇失其真。其实《晋祠铭》佳拓，清代是谈不到的！如果唐朝初拓还在东夷的话，真是宋黄山谷咏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诗：“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了！这碑铭文章’仿自庚信，书法摹诸《兰亭》；体系四六，字是行书。
按《唐书·地理志》，晋阳宫城东乾阳门街有起义堂，即李渊起兵时誓师所在地。史载开元十一年（
723）李隆基北巡，朔方军节度使张说随从，曾进言说：“太原是我国家创业的根据地，今天去了应该建碑纪德以申久远之思。”李从其言，命撰《起义堂颂》书石。其中有句云：“并州起义堂者，高祖誓众之地也。”李渊起兵誓师文末段亦云：“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这和明皇祀环丘乐章“于赫圣祖，龙飞晋阳”句，都足证明李唐起兵誓师时，是晋阳而不在晋祠。原碑神邦的邦是草书，多不肯定。去冬在善本室抄书时见《太宗全集》，也是“发迹神祠”，心终不以为然。嗣以《金石萃编》登载碑碣的全文，而王昶讲究书法，查为“发迹神邦”此事攸关史料，特考定更正如上。
清代鄞县全祖望《唐贞观晋祠碑跋》载：“唐之得天下始晋阳，故晋祠有御碑；及其亡也，亦惟晋阳为能复仇。当庄宗入汴时，函梁君臣之书，告于晋献武王之庙，亦当并告祠下，以壮文皇（世民）之气，以慰唐叔之灵，岂不快哉！……”
李隆基命撰《起义堂颂》上石以纪其事。颂词有序，和《晋祠铭》体一样同是骈体文，全篇一千四五百字（见《张说文集》）。其序略谓：并州起义堂，是我高祖开国誓师的地方。隋朝失政国乱无家，我高祖以仁兴师，日月重华，近古以来没有革命易姓能比这样昌盛的。自我高祖创基业百有六战，钦承大业十有四载，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山川众神亦莫不宁。实惟因祖储福德所致，岂予幼孙所能及？癸亥（贞观十一年）正月，渡黄河横汾水，巡察四方，存问父老，思慕本邦，桑梓如旧，看见风物，动我胸怀！寻王业艰难，肇基实在于兹，思我列祖如闻叹息之音。《起义堂颂碑》不知沦亡何时，可能是宋堕晋阳城时毁灭的。
关于晋阳为唐复仇事，原是这样的：唐自中叶以后，“藩镇强而王室弱，宦官专而国命危，贪政多而民心离”。这是范祖禹的评语，尚是结合实际出发的。要知农民们受统治阶级的剥削日甚一日，久之，普遍破产无法生活下去，自然要发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唐王朝的崩溃，乃是社会革命必然的现象，倒不觉得什么稀奇。王仙芝、黄巢等起义，引起朱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纷争。唐、晋、汉三国同以太原为据点，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
904），梁主朱全忠杀李晔而立辉王祝（未改元）。越三年，丁卯（
907），全忠灭唐而自立，国号梁。李唐自公元 618年建国至亡共 289年。
《三字经》说；“唐高祖，起义师；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公元
923年，晋王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灭梁称帝，国号后唐，这就是五代赫赫有名的唐庄宗。先是，晋王将终时告庄宗说：“梁主、燕王、契丹他们三家都与我有深仇大恨，今天给你三枝箭，你可不要忘了你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太庙作为复仇的一个标志。其后用兵，祭请一箭，囊负前驱。凯旋后、还矢太庙以告成功。梁主和他父亲连年争战，积仇很深。（庄宗同光元年）公元
923年庄宗攻梁，斩其将王彦章，梁主朱友贞大惧，涕泣而告皇甫麟说：“李氏世仇势难两立，我今不能自裁，你可断吾首！”麟便杀梁主献庄宗，庄宗诏漆友贞等首，以木匣函之，战胜而归到太原，置诸太庙。
梁主朱温杀唐帝，灭唐室。他的儿子朱友贞被后唐庄宗灭而函首告于晋阳太庙。所以全祖望说：“其亡也亦惟晋阳为能复仇”即系指此而言。李唐的一兴一亡，和太原分割不开。而且和晋祠也是息息相关的。始则默祷唐叔祠而兴；亡后庄宗“函梁君臣之首，告于晋献武王之庙，亦当并告祠下，“以壮文皇之气，以慰唐叔之灵。”这是晋祠重要掌故。
五代以前的山西太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环节，显然是有着他相当条件的。
本文选自张友椿先生《晋祠杂谈》
张友椿简介
张友椿（1897－1966），字亦彭，晋源镇人。早年毕业于阳兴中学，后在小店、南堰等地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为晋祠古迹保管所负责人。张友椿为人厚道，生活简朴，家贫而自强不息。他爱好篆刻、花鸟画及太极拳，工作之余，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尝言“独于文学一道，有志研求”。治学宗法阎若璩，命其书室为“三余补读斋”。一生勤于著述，计有：《王琼年谱》、《太原文存》（以上二书均藏于山西省图书馆）、《李唐与太原》、《晋词杂谈》、《阎潜邱先生年谱》、《阎百诗学谱》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