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是一种文化，传统习俗是一种传统文化。文化的研究者认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
民间文化即是民俗文化，它常常是指那些比较孤立的人群和传统色彩很浓的文化，内聚力很强，历史久远，传承性强。一般讲，它较为保守，变化很小，且往往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民俗文化产生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即非工业化的，以维持生计为基础的、社会分化较小的社会。简单的生活方式是这种社会的主导。民俗文化是由农村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所构成。
与民俗文化相对应的是流行文化，它是都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文化，变化快，内聚力不强，开放型是其特征。例如，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中盛行的流行时装、发式、家具，活动方式、流行歌曲、音乐、生活方式、观念信仰等等便是典型的流行文化。
在中国，乡村习俗与城市流行文化几乎分属于两个世界。这种习俗文化方面的差别正是城市和农村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落差所致。
中国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从人口的分布方式与地域空间的角度来讲，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
然而，中国的基本情况，表明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处于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二元结构的格局之中。
一、城乡分立
“双元”或者“二元”的概念被用在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之中，它主要是指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非现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并存。具体说来，在中国主要是指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二元结构。
当代中国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也许是非同一时代的东西同时并存，我们既可以看到20世纪末期才产生的最现代化的人造卫星，长征火箭，光导纤维，电子计算机，超导新材料，也可以看到农民们用现代发明的农具在田里耕作，老牛拉车，历史久远的窑洞，古老的磨盘和几百年前打的水井。
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和传统的工具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与此相适应的，在文化观念领域里，现代都市社会特有的：少生少育，男女平等，女性的自强自立，民主与平等观念，未婚同居与交谊舞，追求时髦，流行音乐，超短裙，人情冷漠等等与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保守，崇尚传统，尊重习俗等完全不同的文化习俗也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
这种现象意昧着城乡的分立、现代城市与传统农村的巨大差别。
中国人口目前有近80％是农民，生活在农村，只有20％的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城市。
城市中拥有现代化的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社会组织，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手段，是多变的和开放的。就其社会文化特征而言，城市的人口密度较高，职业众多，分工较细，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职业分化造成了人的异质性，人的异质性与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相结合，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与分层。使人口的组合方式、生产与生活方式非常复杂。较之于农村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首属关系相对弱化，而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的次属关系发达。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人口较少，社会接触广泛而且多为间接的。社会阶层较多，社会地位不稳定，以功绩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
城市的社会流动性较强，生活水平也较高，生活方式相对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较为自由且容易变化，没有稳定统一的习俗。变化、流行是其习俗文化的主要特征。
当然，城市的社会病态也较多，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舆论、法律与制度规范。城市中的现代经济与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是彼此适应的，形成了一种独立运动的态势。
传统之元主要是指农村社会。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千百年来，农业生产不追求利润，以维持生计为重。商品化程度很低，主要不是面向市场而是自给自足，自我循环为主。生产技术落后，不严格计算成本，其经济组织、结构使得产品一般很少有附加值。更重要的特征是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化极为呆滞而缓慢，社区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之中，几十年如一日。
当然，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特别是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农村的工业化开始起步。
但是，伴随着巨大的经济进步，农村的城市化，社会层面的变化、文化、精神、心理与习俗等的变迁则要缓慢得多，形成了严重滞后局面。因而，农村的社会文化方面可以说与现代城市社会正好相反，带有极其浓厚的传统色彩。
它主要表现在：农村的社区范围很小，人口居住分散，密度较低，职业单一没有多大区别，人多为同质的，自然村落是人口的主要组合方式。
农村家庭以扩大的核心家庭为主，人口众多，社会接触较少，多为直接的，媒介接触微乎其微。农村社会阶层很少，人们的社会地位多为“规定性”的，即先赋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方式呆板而且定型。娱乐与自由发展的机会较少，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往往富于迷信、传统、宿命色彩，缺乏移情能力、革新精神和对变化、流行的追求。
在农村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关系亲密，情感因素很强，而且往往保持着悠久的联系，具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传统的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中属于重要地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严格地受到传统和习俗的影响和支配，并且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
总之，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仍在按传统的轨道运行，自成系统，相对封闭，与城市的现代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纽带、社会文化格局。这种状况也正好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性质。
二、二元结构的形成
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双元性质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二元结构之所以产生和形成，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属于现代经济与社会文化之元，或者说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社会的那部分结构，不是在传统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自身运行与更替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非内生的，相反，它的产生是西方工业国家入侵的副产品。
这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的现代化是内生型的，是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所孕育的，不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自身的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大断裂，其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自然结果。
西欧与北美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转变的确是巨大的，但并没有超过推动其变革的西方文化的范围。
西方的变革并非产生于外力的推动，都是其文化自身演化的结果，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渊源可以从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中找到雏型，西方现代成文法的雏型也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法典。再比如时尚，虽然很多变化都富有戏剧性，但就文化本身来说，受其影响却并不严重，大多数时尚，不论是产生于其自身还是外来引入，都与其文化十分相近，更为重要的是，工艺与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也是在其文化本身或与之非常相近的文化中逐步发展的。
在西方文化入侵之前，或者说近现代大工业，工商大都市形成之前，城市与乡村一体化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并没有多大差别。中国的城市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城内城外人民的利益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说文》讲：“城以盛民也。”中国古代的城市都建造的很大，城内土地面积达一、二平方公里是平常事，城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城市加上交通便构成了一个文化之网。中国城市的发展受政治影响最大，军事防御次之，商业和交通等的需要都是陪衬的。很多例子都显示当时全国性市场的核心地区往往不在行政中心的大城市，而在小城镇中。如明清时期芜湖的米市，南洛、盛泽的丝市，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制铁等等。
尽管中国古代的城市无论从人口规模、建筑的庞大、商业之繁荣都是无与伦比的，但中国古代城市居民并不构成中产阶级，也不构成法人团体，也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公民权概念。同时，也不代表高一级文化的垄断者。在现代大都市产生之前，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都市优越感的观念，也一直不敢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农村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它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政府的税收，兵源的补给，地方秩序的维持及提供其他各项服务等等，都是维持国家命脉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农村往往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有多少著名的大书院，藏书楼都在风景秀丽的乡村。绅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人物，他们生存的土壤和活动的地点也常常在农村，在农业社会中农村自然也是社会的经济中心。中国人的理想人生便是耕读之家，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城市与乡村的血缘，地缘纽带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古代中国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都市文化或城市特性、城乡对立并不明显，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
然而，传统中国的这种城乡一致格局在1840年之后被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通商口岸在中国沿江沿海建立起来之后，直到清末，口岸的总数超过
100多个，它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主要据点。其演化出来的各种都市功能，文化景观无疑是一种西方模式，它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与中国传统的城乡一致性特质是大异其趣的。正如西方学者所称的是“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
在通商口岸，外国人最早建立了一些工业部门，随后，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内地的同时，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建起了一大批近代化的工厂、矿山、造船厂等。从布局上看，沿海沿江的港口要津都被利用起来，推动了这些地方城市的发展，如上海、武汉、天津。
尽管这些由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涉及的领域很广泛，但它们几乎全部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其中相当一大批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与中国广大的内地，特别是与中国广大的农村没有更深的经济与社会联系。
如果说这些近代工业和城市向农村、内地有所辐射的话，其至多也只是象一根吮吸养料的食管，从内地和农村吸取沿海城市所需要的原料。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近代化的工商业部门围绕通商口岸城市旋转、扩大，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网。其结果是，虽然沿江沿海出现了一批近代城市并有了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代价却是原有经济基础和原有经济肌体的平衡和自然进化程序的被打破，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本国经济不是被统一起来，相反，被弄得四分五裂，这些正是军阀割据的条件。
当然，这些外来移植体的生命力的确是旺盛的，它不断地成长，出色地履行了在世界经济中充当配角的使命，可惜的是，它在国内始终未能负起经济起飞的领导和示范作用。
经济上如此，社会文化方面也是这样，比如教育，传统中国的教育是城乡一体的，但新的制度从西方搬来后，学校教育代替了科举，把从前分散在城乡的教学方式改变为集中于城镇，一些现代化的高等学府集中于沿海、沿江大都市，过去的八股经文内容变为近代自然与社会科学课程。这样，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被移植到了仍然停留在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中国，这固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在缺乏有计划的全盘改造与适应之前，无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脱节，特别是与广大的内地和农村的实情相脱离。学校中所灌输的基本上都是适应城市工业文明的知识、技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这些教育固然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但它仅仅是城市社会所需的，由于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依然停留在传统领域，接受近现代教育的人才只能服务于城市，在城市中才能发挥所用。这样，城市与乡村中的所有优秀人才均被集中于较为现代化的都市之中，对于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农村社会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由此，传统的城市与乡村，逐渐脱开，这种现象特别表现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及畸型繁荣与农村的贫困落后方面，城乡趋于两极化，开始对立，破坏了传统的城乡一致性，造成了近现代的大都市与传统的农村两个世界，二元结构也就逐渐形成了。
当政治上开始独立，新的政权建立以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人都想现代化，工业化便成了现代化的带头羊。具有现代工业基础的城市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农业与农村则被置于从属地位，没有人从整体上设计工农业发展计划，更没有有效地抑制农村庞大的人口增长。相反，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的人员及文化交流，农民除了极少数渠道进城市之外，只能是农民，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实行了广泛的就业制度、养老保证、福利制度，大量的农副产品政府补贴，使得城市人一生下来就享受了广大农民无法享受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公费医疗、就业保证、接受教育、分配公房、困难补助。由此，就形成和加强了城市社会和城市人口的优越感，农民成了天生的“二等公民”。
在文化习俗方面，城乡的分立也日渐明显，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日益接近于西方，日益现代化，而农村仍然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照传统习俗生活生产。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二元结构依然故我。如何解决二元结构问题，1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前景。明天，城乡文化将再度融合。
三、现代化与传统习俗
对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消除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国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已经使农村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推进。农村社会的传统民俗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富有希望的变化。一般讲，不同层次的都市化、工业化，特别是大众媒介的扩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是传统民俗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由于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因此所导致的农村社会现代化就与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社会变迁具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内生的，土生土长的，适合国情与民情的，因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这种工业化和由此导致的小城镇发展，最终形成的城市化不但不会使传统的农村文化习俗发生巨大断裂，相反，它将使传统民俗，按照自己的特点发生变化，以逐步适应农村工业的发展与农村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在山西农村中所出现的许多新风尚、新观念、新价值便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现象。
消除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及民俗传统的变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的任何现代化，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必然的，或者说唯一可能的形式都是中国式、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因为，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单一的人种，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国的民俗文化已经在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中深深扎根。民俗文化在最基础的层次、广大的人民之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与深层结构。
任何外来文化，外来的文化习俗，无论以什么方式，都必须经过“中国化”的过滤，中国的文化自古即有巨大的包容性，它的开放性与博大精深使很多征服者的文化习俗都被融合、消化。所以，都市流行文化也好，外来文化习俗也罢，都必须与传统农村的习俗文化，在接触、交流、变异和大整合的过程中，才能彼此消化、吸收、交融、创新、发展，以最终实现现代化。
在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由黄河所赋予的“天人合一”的协调，包容宇宙的整体性思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仍将会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的习俗文化肯定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强调人类应与大自然保持和谐，提倡个人向群体负责的义务感，重视人以及人生的重要意义，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这一切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都将成为新文明的重要支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