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70年代初，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札·班迪博士，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数字，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句话的确是十分深刻的。落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尺度，落后也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一种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一种心理状态以支撑和支持。没有传统习俗的更新，没有落后的信仰、崇拜、迷信等心理状态的转变，没有现代文明的大发展，就没有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现代化就会遇到来自思想观念、精神心理、文化素质的重重阻力。
国际经验也表明，国家的经济要有发展，必须有社会的改造，为了使社会得到改造，必须使那些信奉鬼神、迷信、各种崇拜的农民改变得富有活力，富有进取精神，成为生气勃勃的人。
伊朗、印度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70年代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没有解决社会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问题，经济上的艰难起飞被“社会与人”的发带滞后沉重地拖住了后腿。
F·哈比森研究了75个国家的人的问题，得到如下结论：“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依靠它的人民的进步。除非它开发他们的精神和人的潜力，否则，它就不可能开发物质、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基本问题不是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是人的资源的不发达。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材。用更普通的话来说，即改善他们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技能，增进他们的报负以及身心健康。”
另一位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变革的学者丁·康迪利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燃起期望的革命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之前，将需要大量地转化成为经济动因。动因意味着价值的转变。除非发展中国家的普通男女愿意为使孩子受到足够的教育而承担牺牲，否则将不会有很多发展。人们必须为渴望得到教育与富足而甘愿放弃闲暇和破掉铺张的婚礼等旧习。远见和计划必须深入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涉及到人的各个方面，它是人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现代化，大致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尺度，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诸方面的内容。从信仰习俗与自然崇拜的角度讲，现代化需要传统农民形成独立的人格，在对大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上，树立主人翁意识，克服和消除依赖、依靠、盲从、自卑和无能为力及无所作为的心理状态；同时，还需要从宿命论和轮回怪圈中解脱出来，力争主动，相信人能够学会主宰周围的环境，并且表现出个人功效和社会功效意识。
一、技术革新的带头人
对于传统农民来说，乡镇企业无疑是一座改变传统特质，走向现代化的大学校，投身于非农产业，可以使农民在市场经济和与城市社会的交融之中得到锻炼，转变传统的观念，传统习俗，增加现代知识和现代价值。
但是，农民的最终转变，还有赖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与传统农民转向现代农民的过程应该是同步的。
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和实施新技术对于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技术价值的转换可以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它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环境，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习俗存在的土壤。
传统的人力、畜力和简单的金属工具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技术，是以有生命的机体作为动力之源的，它只能适应小农业和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人们适应这种农耕技术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价值规范与风俗习惯，只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绝交息游，与世无争，封闭保守，安土重迁，节俭朴实。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推广和使用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新技术、新发明、新方法，是对传统民俗形成根本性的挑战，进而改变这种传统模式。但是如何使处在传统状态中的农民接受新技术与新发明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有了新技术和新发明之后不一定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变迁，只有农民逐步接受了它，并有规律地加以运用时才说得上社会的变迁。最先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新技术、新发明的人就是那些农村中现代意识较强的人，他们是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带头人，也是改变传统习俗的带头人。
据调查，这类人在各地的表现方式不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类是有城市背景的家庭，如大同县西册村，该村有12个家庭最先使用催化剂、生长剂等化学肥料。他们的家庭都有人在城市工作过，有两人60年代曾在大同和县里工作过，七个家庭中有人在城里工作，当干部和工人，由城里工作的成员买回试用。这些家庭的主要人物相信科学，文化程度高，阅历广，视野开阔。
第二种类型是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如五台县东茹村，该村新技术的使用与传播最早的一批有八人，他们的年龄都在35——45岁之间，全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其中两人曾当过村干部，两人是民办教师，受教育程度在村中属于中等偏上。因为村中还有许多高中毕业生，他们分布在20多岁的年龄段上，他们没有最先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同前者相比，这些高中毕业生年龄小，经济上没有独立，且农业知识也非常有限。所以在35——45岁的年龄段上有文化也有能力的人成了新技术使用的带头人，他们商品经济意识浓厚，比青年人成熟，又比老年人更易接受新事物，他们似乎丢了农民憨厚朴实的性格，多了点精明与圆滑的特性。
他们所采用的新技术是新的良种，新的品种，施用新式化肥、农药和使用生长剂和催化剂。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广播、电视和报纸，八人中每户都订有《山西农民》、《山西科技报》，家家都有收音机、电视机，有五人还订了《山西日报》，两家订有《忻州报》，这种订报纸的情景在村中是罕见的。
第三种类型是承包专业户，如临猗县临晋乡张留村的种粮专业户张天思和种果专业户张小法。张天思承包农田50亩，土质欠优，每年种植小麦，劳力仅夫妻二人。张35岁，初中文化，在承包的压力下，他必须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才能提高产量，因而他千方百计地引进新技术，最早从县种子公司引进良种，在地里施用新式农药生长剂、催生剂和各种化肥。由于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品种的采用，使他的粮食亩产量高于该地区的水平，从1984年以来，连年都是乡里的售粮冠军，他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是与县里有关农业技术部门与科技人员的交往。
果树专业户张小法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当地是个外来户。10多年前到村里定居时家当一担子挑，但他为人机警，肯动脑子钻研，在大队果园干了10几年，承包果园七年中已成十几万元户，他致富的决窍是“一靠新技术，二靠有甜头。”尽管文化不高，但他对果树栽种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敢想敢干，具有创新精神。他培育了矮化苹果，枝杈多，挂果率高，已被广泛推广，他用农家肥配置了新型肥料，效果显著。张小法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栽培果树的示范作用在当地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从以上情况看，有城市背景，与现代都市文明有广泛接触；有文化素质；受教育水平高以及专业化生产，这是传统农业技术转向现代农业技术的三个有力杠杆，也是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的三个有效途径。有了这样的条件，就有了接受新技术的内在动力，而这些最先采用新技术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中介，也是一种示范，通过他们的中介和示范作用，新科技便可在农村中逐步推广和扩散。
如果能让传统色彩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完全接受现代化的新技术，就必须完全与当地的社会需求、价值观念和目标求得协调，新技术的推广首先就会遇到传统的耕作习惯、生产习俗与其发生冲突，这就要求打破传统习俗的束缚，以科学知识取代民俗传统。而且，如果新技术的采用明显地比传统的方式更好更有效，这个新技术也就更能为人们所接受。此外，推广和使用者的社会影响、社会地位与威望也是技术革新能否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变动中的新旧权威
权威是一种影响力。具有某种权威的人在某个社区之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影响和感召力，他受到人们的尊重，代表着某种生活和成功的模式。
权威也反映着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和习俗传统。权威之所以形成，是因具有影响力、具有权威的人与接受这种权威、影响力的人的认同、彼此接受和互动的结果。因而，什么样类型的人具有影响力，具有权威，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权威类型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和习俗传统的变化。
在民俗传统中，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崇拜年轻还是崇拜年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年龄在很多方面都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西方社会，高度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使追求年轻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价值取向，人们想尽办法来保持青春常在，殚精竭虑地抑制衰老，至少是在外表上不显示出衰老来，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于年龄守口如瓶。穿着打扮、营养补品、化妆整容、运动按摩，为了一条皱纹和几根白发而牵动神经，不惜耗费大量金钱，来抑制衰老，消除变老的一切痕迹。
这种价值观近10年来在我国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中已渐成时尚。
然而，在中国的民俗传统中，年龄大、年长却是受人尊敬的，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真正的人物是老年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与人生阅历和很高的威望。他们在村子里的各种事物中影响巨大，是村庄里传统、习俗准则、价值观念的体现者，也是各种纠纷的仲裁人。老年人积极参与对青年一代的社会化过程的各种知识、人生、技能、经验的教育。村子里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要同他们商量，就连村中的村干部也都对他们表现出足够的尊敬。村中的舆论也都由他们来左右和定调。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享有足够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村中享有威信和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年长而辈份高，经济条件好，或子女众多且有出息，或有过辉煌的历史，或经验能力丰富的老年人。
老年人之所以享有权威，是因为在民俗传统中，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并不是根据科学、书本或者成文规范来进行的。无论是生产的安排，还是衣、食、住、行的方式，特别是婚丧嫁娶，这一切都是根据父辈口传给子女辈的传统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最有经验，他们的年龄和经历使他们拥有众多的职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知识，他们是真正的村里生产、生活大全，因而他们具有权威和影响力。在社会生活的变迁缓慢的情况下，在几乎是所有的事务上，老年人的作用都体现了民俗的意义，并保持着村庄里传统生活的真正价值。除了老年人之外，在农村社会中，村干部也是极为重要的权威人物。
村干部是行政权力的中心，也是合法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国家政策及法规的执行者，也是官方信息的传递者。
过去，村干部一般出身较好，能力强，特别是一些老支书、老队长，他们为人正直，为村民服务，能力强，经验丰富。大凡上级政府布置下来的事情以及村庄的对外交往、协调关系、执行政策等等，他们都具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在村里发号施令，施加影响。村干部的许多权力都是由于有了政治权力而获得的，除了人格、经验和能力之外，村干部的权力和权威影响力是过去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高度集中在村庄的缩影。
概而言之，在改革开放之前，老年人和村干部在村庄里是最具权威的人物，他们有影响，有地位，受人尊敬，给人们昭示着生活的意义，体现着某种人生的价值和社会追求。
1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农村的巨大变革，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农民的分化、民俗传统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分裂。人们的追求、人生的意义、价值都在变动之中。与此相适应，权力和权威的分化也表现得同样明显，高度集中的权威结构弱化，经济收入在分享原有的政治权力，家庭在分割着集体的权力，青年人向老年人发起挑战，开放的人格影响着封闭的人格，旧有的权威开始向新型的权威转化，单一集中的权威向多元化的权威结构转化，农村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
1990年，我们在清徐、襄汾、寿阳、安泽、临猗等县的七个村庄中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权威中心转化的事实。
从两个调查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受尊者或是影响较大的人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状况。实际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正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也是目前农村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处在不确定状态中。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处在发展变动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而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因此，出现了受人尊敬的人，或有社会地位的人与收入高的人互相错位的情况，比如社会地位高的村干部不一定是有钱的，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未必具有影响力。
一般讲，受人尊敬表明一种肯定的价值，一种不被重视、享有一定威望的特质，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伦理价值和真、善、美的追求。农村中受人尊敬的人依次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年长；辈份高的；人品好的；村干部；交际多路子广的和有钱的。
这说明：重教育、重人品、尊敬老年人这些我们民族习俗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品性依然被继承和发扬着，依然构成了民俗价值的一种基础。当然，变化也是明显的，以往以为是肯定的价值观点如老实、本分等已不再受人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交际多，路子广的人开始受到尊敬，有钱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尊敬表明一种肯定的价值形态的话，那么，影响则表明一种行为的价值取向，具有影响力的人是具有权威的人，权威的变化较为明显。
从对农民影响最大的几类人看，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影响最大，知识就是权威，这是任何社会都有的共同特点。其次是有钱的和交际多路子广的人，这是农村权威结构变迁最突出的特征，他反映了农民当前最重要的物质追求和社会追求，当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此外具有影响的权威因素还有年长、辈份高、人品好及村干部。
对于60岁到80岁这一年龄层来说，年长辈份高的人的影响力最大，共识者高达28％，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生活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尽管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分化对于他们观念的转变影响并不大，在这一年龄层中，除了年长与辈份高之外，受教育程度高和拥有钱财的人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反映了过去时代的特征。
35到59岁这一年龄层，作为中年人他们在农村社会与家庭生活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在这几个村庄里，村干部、最先富裕起来的人，最富的人，最先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人，都是中年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在程度上处于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表中所示，年长辈份高的人在他们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交际多、路子广的人影响力则有所上升。他们处在社会变革、新旧权威影响力彼此消长的夹缝当中，一方面旧的权威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新的权威对他们的影响力开始上升。
真正的变化体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他们是社会变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旧的权威影响力在他们身上已趋于衰落，新型机成的影响力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民俗价值的选择
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模仿的方向，在原始社会，绝大多数人模仿的是父辈们遗留下来的习俗、大多数人业已形成的习惯和传统，因此社会发展停滞。而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则极力模仿少数有创造性、标新立异的人，社会沿着成长和进步的道路前进。
目前，农村社会正向文明社会转变，这种转变使农民对于民俗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分歧。我们选择了以下几个问题向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第一，30岁的女人夏天穿裙子。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女人穿裙子意味着身体某些部位的裸露。中国人在习俗中对于过多的身体裸露，诸如比基尼，裸体画，超短裙等等是禁止与禁忌的，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来才发生了变化。但在农村，习俗传统仍然排斥身体的裸露，就山西农村而言，除了孩子，姑娘穿裙子外，30多岁的媳妇穿裙子是极为少见的。
第二，人死了实行火葬。这在城市已成自然，但在农村仍有很大的阻力，火葬意味着人的肉体的消失，它使许多灵魂不灭观念无法解释。
第三，生了小孩用女家的姓。这在婚嫁传统、家庭继承关系中是极为主要的问题，如果采用女家的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家庭续继模式的某些混乱，这是违反传统习俗价值的。
第四，儿子结了婚是否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也是家庭养老、继承模式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否一起生活，也是触及传统习俗价值取向的一个主要方面。
因此，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可以测试农民对于习俗传统的价值的态度。
通过调查清楚地表明，老年人对于这几个问题不赞成者全部多于赞成者，特别是生了小孩用女家的姓氏仅有一人同意。老年人充分表现了传统维护者的角色。
随着年龄的降低，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便开始发生变化，35到59岁年龄组的人尽管不赞成者多于同意者，但后几项的人数增加了。青年人的变化是明显的，他们对几个问题的态度都有很大变化，不仅赞成30岁的女人穿裙子的人数超过不赞成者，在18到24岁的年龄组，同意火葬者超过不同意者。
这说明，风俗的变化最先在青年人当中，而风俗的转变也总是从它的外围、边缘开始的，逐步进入到核心价值层面，当然民俗价值的核心部分的转变也是最困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