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联接在一起。如今，自80年代起，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激动人心的旋律所表现的是震惊世界的大变迁。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中国农民异军突起，办起了乡镇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把农民赶出了家园，演出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惨剧，而中国农民，却把现代的工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一夜之间便跨跃了一个时代。
握惯锄头的粗糙大手扬起了高科技的风帆，弹指数年，昨天还在生活中挣扎的泥腿子，所创造的工业产值竟占了全国的1／3。农民开始改变拥有了两千年的古老形象，开始向传统告别。
变革的轮子碾碎了村庄的宁静：同质的农民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农民这个角色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一、职业与财产的分化
人们都知道，过去，中国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集中在农村。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巨大变革，在最贫穷的农村却出现了一大批中国最富裕的人。今天的农村，拥有上百万、上千万元资产的农民与年收入仅有几百元的人同时存在，显然，这是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
我们以山西几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为例，便可看到这种经济收入分化的状况。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土地为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差异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因而财产分化是极其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承包到户，人们的收入渠道一下子拓宽了，收入的多少除了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之外，更多的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人的能力、知识与智力。同时，机会与冒险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也对经济收入发生重大作用。所以，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呈加速度扩展，差距开始以十倍、百倍的尺度才能衡量。
当然，这种经济的分化同中国历史上那种由于土地兼并、豪强掠夺，以及社会动荡，人口压力，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的小农家庭破产、贫富分立、农民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已经脱离了历史上王朝轮回、繁荣与衰亡的传统轨迹，今日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经济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分化。
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分化涉及到农村内部许多重要的领域，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封闭格局的打破使这种分化具有了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它标志着村庄内部传统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传统农民由单一的，同质的社会角色开始向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角色过渡。
相同的职业曾是造成传统农民角色单一，同质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非农产业的发展引发了农民职业的大分化，在农村劳动力中，已有1／3的人走出了土地，程度不同地从事着非农产业。与历史上相比，这种职业分化是前所未有的。
职业的分化使原来从事单一农业的人进入乡镇企业，从事商业、承包煤矿、经营运输业、建筑工程，绝大多数人具有了双重、甚至多种职业角色，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各种非农经济产业，或亦工亦农，或亦工亦商，具有兼业性的特点。农民的兼业性特点，使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过渡色彩，一只脚已经迈向工人阶级，而另一只脚还深深地留在传统的小农土地上。
分化也使农户变成了多元经营结构的家庭，一家一户以农业为生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集体统一经营时期的纯农户变成多种经营结构的家庭，农村家庭的类型也开始多元化，有纯农户、农工兼业户、农劳户、农工商综合经营户等。
家庭内部的成员，其主要劳力的分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父与子，母与子从事着颇不相同的经济活动，各取其道，各有所长。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农户与非农户上。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公社化时期那种单一和长期稳定的社会阶层发生分裂。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农民内部不同产业与利益群体重新组合，这些不同的群体与利益相同的阶层大体可分为传统的以土地耕作为特征的农民；果园、农田机械等的承包者；进城做工的农民工人；个体小商贩；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的管理阶层；乡镇企业工人；建筑、煤矿的包工头；村干部；教师等农村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农民正处在多元阶层结构的重组阶段。阶层成员呈现出一种游离状态，表现为一种职业流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从一个阶层流向另一个阶层。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是消极和被动的，农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可观的职业，但社会经济结构并不稳定，职业的稳定与阶层的固化还未形成。
二、金钱改变习俗
巨大的变革和社会分化使得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农民在对传统民俗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彼此撞击，传统正在消逝；新型价值与观念的红日才刚刚涌上碧波，迷茫笼罩在农民的心理与思想的上空。但有一点却是确定的，对金钱的追逐已成为价值取向的主流。
80年代初，由于传统的观念习俗的影响，农民仍然被束缚于半自给、半封闭状态之中，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与农民的分化，不少人看不惯、难以接受，总认为种地才是农民的本份，务工经商是不务正业，把私营个体户同地主资本家等同起来。认为“不三不四发大财”，到私营企业中去干活是受剥削、不光彩。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那些已经发了大财的人在衣食住行、行为方式上所展示出来的气派与气势，刺激着更多的人们心潮难平。于是，追求富裕摆脱贫穷的现实物质需求完全压倒了旧习俗、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开始经商做买卖，去城市里做工搞建筑，兴办乡镇企业，走上了发财的道路。尽管固守传统习俗的仍大有人在，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身上仍然深深地印着传统习俗的印记，但传统习俗的主流价值观，如安贫乐道，安土重迁，追求平均排斥异质文化等已经发生了动摇，商品与金钱的大炮正在摧毁传统习俗的万里长城。
父母在，不远游；贵义贱利；安土重迁，这曾是传统习俗中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更为直接和具体表现在，如八月十五、春节，都是合家团聚的重要时刻，也是表示家庭兴旺、辞旧迎新的最重要节日。老人70大寿，儿女结婚之时，全家人都应在场，这也是中国人重伦理、重家庭、重生命与合两性之好的标志，也是体现义、血缘亲情的重要机会。在山西各地习俗中，初二、初三、初四是出门走亲戚看朋友的日子，初五一般不出门，因为出门会带来“穷土”。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设计了调查项目，仍以前述的几个村庄为例，便可看到传统习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调查对象是35——55岁的中年人和60——80岁的老年人二组；全部为男姓已婚者。
条件为：如果县城及其他地方有一件工作，干十天能挣一笔大钱，但这个时间正巧是节日或家中有事，你去不去？
从中年组 127人的调查结果可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脱贫致富，追逐货币的价值取向，在作为农民主体的中年人心目中已经开始改变传统习俗，只要能够外出挣钱，就可以在八月十五、正月初五这样重要的时刻舍会合家团圆的机会。当然，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更重要一些，仅挣全年收入的
1／10或1／5，还不足以使中年人放弃这个时刻而去外出赚钱，但是如果能挣到全年收的一半，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整体而言，外出获得的收入越多，天平就越向改变习俗的方向倾斜。但是对于老人过70大寿和儿女结婚这两件事，因为其价值更为重要，它直接涉及到孝的问题及对子女婚姻的承认与重视，也就是说它不仅涉及到自己，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别人，涉及到自己的父母与子女。因此，金钱价值取向并不能改变这一习俗，这正是东方文明重伦理，重人伦的表现，也是中国人区别于西方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
与此相对应的一半，作为传统习俗主要传承载体的老年人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度。
从老年组27人的调查结果可知，老年人对于为了外出赚钱而放弃几个重要节日的选择，持否定态度者远远高于持肯定态度的人，尽管随着所赚钱数的增加，选择赞同外出的也有所增加，但在老年人心目中，尊重传统，顺从习俗者仍是主要的，仅在相对次要的正月初五日，人们的选择才有所变化。
这说明，即便几乎是传统习俗化身的老年农民，也可以在金钱的刺激下放弃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习俗。但是，在他们心目中，主导习俗，体现传统价值重要习俗仍然占据支配地位。
商品经济的冲击，已使农村中不同年龄的人对于传统习俗的一些态度产生分化。值得指出的是，在面临外出挣钱和信守民俗传统两种选择中，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以土地耕作为主的农民选择格守习俗，与此相反，选择外出挣钱的多是具有非农产业经验与背景的人。这说明，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在观念、意识以至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差异。同质的农民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日益增多的异质因素。
无论如何，“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梦已经和正在被打破。中国农民开始找回失落的具有个性的自我，有了独立性。在他们身上，有了更多的色彩，少了以往的单调和统一。中国农民在肩负着厚实的传统，肩负着生存的重任，逐渐融入现代商品经济的大潮。
他们由过去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自给自足、抑商贱商、闭关自守、平均主义、温饱知足等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习俗观念，逐步地向市场经济的致富观念过渡。为了追求富裕、追求商品的价值，他们开始增强和树立了市场观念、时效观念、信息观念、致富观念、进取意识。今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政治形势、物价变动和周围的社会生活。
农民，多少年来曾经相沿成俗的乡土意识，安土重迁、自卑心理、依赖性等特点，在如今，已经逐渐地向自我主人翁意识变动，蜕变中的农民逐渐增强了自我意识，认识了自我的力量，自我的价值、利益和命运，开始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增多交往、外出谋生、发家致富。
从事非农新型职业的广大农民，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开始逐渐向知识型人才转变，逐渐增强了知识观念和科学观念。他们不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不惜重金聘请科技人才、开始进行智力投资。传统的墨守陈规、凭经验办事、迷信风行、轻视知识的观念和习俗，正在他们身上逐渐消失。
中国农民的前途，也许将在于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和农民将是整个市场经济中一种必要的职业和角色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