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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民的新视野:穿越习俗之雾

  改革开放与乡镇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为塑造一代新型农民,为传统习俗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农村变革的巨轮飞速地转动起来。

  造成农村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化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封闭的村庄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城市社会的广泛交往。交往是农村社会的变革之母,一般讲,只有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之下,形成一种日益广泛的社会交往,使得农村社会的自我封闭状态无法维持,社会变革的轮子才能启动。

  如果说自然经济是一种封闭经济的话,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经济,商品关系就是一种交往关系,商品经济是社会交往的产物。所以以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农民社会交往的扩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列宁所说的,“假如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线密布的大机器工业,那么商业就是小农业与大机器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改革过程中农民交往的扩大表现为物质商品的、社会关系的、人员的以及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流动与传播。

  只有在不断扩大的交往过程中,才能促使可以导致生产力提高的新技术、新发明的产生,才能使异质性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人员等社会资源的传播与扩散,从而改变、冲击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这样一来,作为社会交往工具的交通工具的改进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展,便成为农村社会变化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力。

  我们知道,交通与通讯是联系农村社会成员与外部世界的纽带,它所具有的功能可以使空间缩小、时间缩短、改变农民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使农村的互动模式发生一个质的飞跃,更为重要的,它可以打破农村社会的自我封闭状态。


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千百年来,农村和农民处在相对的封闭状态,只有集市,庙会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打听消息,交流见解,插科打诨,人们想出有限的办法,婚丧嫁娶、手艺人的出现、戏班子演出等这样的活动,才可使人们聚会起来交换信息。

  此外,还有一种“无声媒介”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泥塑的佛、道、儒人物像传播着久远时代精神,圣贤人物的庄严伟大,古代的建筑和纪念碑传播着皇帝和诸如关羽、地方绅士等人物的业绩。许多名胜古迹、古戏台和巨大的庙宇不仅聚集人群,传播着某种价值,而且诉说着一个民族的辉煌历史和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然而,媒介进入生活及其急剧的扩张,打破了自然村落的封闭状态,农民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范围和程度急剧扩大,与外部沟通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农民的眼界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这样就使原来紧密内聚的村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多年以前,村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吃饱肚子,至于中美建交、苏联解体、女排夺冠等消息,是没有那份闲心关注的,因为他们既无获得这些信息的必要,也无现代化的媒介手段。

  今天,富裕起来的农民,生活上有了现代化的传媒工具,生产上又有了需要,他们在吃得好,穿得好的同时也开始关心他们身外的世界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不仅限于关心自己周围的事情,开始关心经济信息、改革变化、改革开放的推进等。探听致富之道,放眼省内外大事。他们也许还没有认识到信息时代的到来,但他们已经知道,人不能闭着眼睛生活,外面的世界其精彩。几年前发生的海湾战争农民们差不多都知道,有许多人能够坐在电视机前焦急地看待事态的发展。流行歌曲的出现、哪位名星正在走红、新潮款式的服装、知识分子的困惑、出现了新的发式、家具等他们都会知道,并开始彼此争辩。

  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广使外部世界的面貌走入大多数农民的心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正在逐步减弱。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变化,是农民新视野的重要标志。

  据我们调查,即使是较为贫困的地区,1990年农民大众传播媒介的拥有率也已相当高了。

  在所有的大众传媒体中,电视最受农民欢迎,也对农民影响最大。其收视率在不断提高,就连八旬老人也抵不住它的诱惑。但总的来说,电视的主要观众是青少年,其次是中年人,老年人受其影响相对较小,但在部分老人那里,同样也会产生孩子式的好奇。

  对老年人来说,电视和收音机等媒介可以帮助克服他们那长期以来形成的孤寂和远离社会活动中心的隔绝之感,没有什么可以交谈交流的老年人往往借助于大众媒介,从而得到一种与周围的事态发展和社会有关联的感觉,热闹的节目可以填补他们心灵的真空,使他们觉得充实。

  青少年和中年人则从大众媒介中学到大量的事物,特别是从耗费了许多时间的电视节目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外部世界的事情。待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在许多场合人们是如何行事、别人会期待他们做些什么等等。

  电视不仅给他们送来了山外的世界,还给他们提供了赏心悦目的消遣方式,晚归的农民不再驻足于大槐树下听别人说三道四了。电视对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城市的流行文化开始冲击传统的民俗文化。衣服由单调、呆板、厌恶豪华转向流行款式,吃的讲究营养,蔬菜开始进入百姓家。人们开始寻求模仿,打扮自己,向城市文化靠拢。服装要时髦的,化妆品已摆入青年男女的房间,发型开始变化,女性穿裙子,男子烫发穿花衣已不足为奇。外出旅游的比比皆是,骑摩托、乘车兜风已成现实。简单办婚礼,小家庭与自由恋爱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当然,作为一种负产品,电视也刺激了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未婚先孕,不尊重老人,打架偷盗,恶性犯罪等社会问题也随之突起。

  正是在与城市文化的交流、模仿之中,传统习俗悄然开始发生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由生产者向经营者过渡,乡镇企业的兴办和向非农业产业的转化,使国家政策、市场状况、物价信息等对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需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来了解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在客观上大大地增强了农民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沟通这种依赖关系。当然,媒介体中农民接受电视是因为它可以避免他阅读各类报纸的困扰。

  媒介的扩展和自身的需求也促使农民渴望了解别人。绝大部分的农民都认为应该和有必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了解别人,这意味着农民的素质已经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某些因素转化,他们的视野和新要求都加强扩大了。

  传统的社会习俗是依赖于社区的相对封闭和社会发展的缓慢而得以维持的。众多的人通过了解外部世界,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往,不可避免地要接触、交流、吸取外界的许多知识、技能、观念、行为与价值。这就开阔了视野,通过了解别人是怎样生活、工作与思考的,逐步使自己判断事物的尺度发生变化,这样就有了与传统村庄里不同的价值坐标,传统习俗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城市现代文化与传统乡村的古老习俗开始交流,习俗的变化也就开始了。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农民所处的低下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限制,使他们在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的限制,就连进入城市的农民也很难迅速融入城市社会的主流,他们一般都与自己人或老乡保持密切联系,难以在文化上被同化。因而,城市现代文化的影响,无论是通过媒介,还是通过人本身,都是通过一种犹如是文化过滤器的机制实现的,它决定了农民掌握城市文化的选择方式。

  这就使得农民——在传统习俗中成长起来的农民,他们接受城市现代文明是一个渐进的由浅入深的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农民在接受城市文明时,较容易接受那些表层的东西,例如衣、食、住、行及婚礼的豪华安排和时尚流行的东西,但一些深层的东西在接受时却受到了某些限制,如对于科学与教育的重视,晚婚少育,城市青年在择偶时把受教育程度常常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农村青年则完全不是这样。再如对于火葬、民主法制等方面的接受也是困难的。


二、对货币的心理变化

  传统农民对于金钱的看法是单一的,货币金钱可以购买消费品,如此而已。他们对于货币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们觉得自己手里有钱,钱放在自己家里,才保险,才安全,才能确保生存的需要。一方面,农民宁愿把钱存在罐子里,放在老鼠洞内,也不愿意投入银行,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货币资本的概念,更不知道钱只有让它动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钱能生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和利润的思想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经营实践中,他们不仅把钱存入银行,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开始合伙出资办企业,入股于乡镇企业,把自己的钱作为货币资本使其社会化,在更大的范围内运作,从而生出更多的钱来。这一转变对于传统农民来讲是巨大的,它表明农民已经开始摆脱对于货币的传统使用态度。

  信贷是货币作为资本的借贷,使用贷款意味着借贷人理解利息和经营收入的关系。因此,利用信贷的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看作是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本,而不是看作谋生的手段。农民利用信贷就必须计算和预测自己的收入,准备冒险,承担破产的威胁。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和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是信贷关系在农村普及的条件,只有在货币投入到农业与乡镇工业的周转之中,能够获得不仅能抵消贷款利息,而且可以带来一定的利润收入时,借贷才能带来好处。所以,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及乡镇企业谋求信贷的热情异常高涨。信贷业务在农村迅速发展,这说明农民的传统财产的心态发生了巨变,农民经济行为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

  以往农村中的借贷,不是以交换价值形式,而多是以消费价值和农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利息概念在农民中较为淡漠,而我们多年来采取救济、扶贫方式和无息贷款又加深了这种淡漠意识。在农民中间普遍流行的是无息贷款,亲戚、朋友、邻里之间长期以来就一直以这种方式进行有限的借贷,主要用之于生活与消费,诸如婚丧嫁娶,其形式大部分是口头契约,农民是讲信用的,为此而诉诸于法律和暴力者微乎其微。当然,因为借贷都是在较为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进行,故而利息、利钱都被看作是一种不合适的东西,甚至使他们记忆犹新的高利贷者是罪恶与掠夺。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民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同市场发生了关系,许多外出做工经商的农民上了“商品经济大学”,新型的商品交换关系造成了农民对小规模信贷、乡镇企业对大规模信贷的巨大需求,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经济观念,他们懂得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而成功的工商经营需要流动资本,需要大量资金,现代的信贷关系开始发展。当然,除了现代的这种借贷关系而外,传统的方式也依然起着巨大作用,家庭及亲戚的经济支持也依然是扩大经营的款项来源之一。

  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新型的借贷关系把农民的传统经济货币观念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农民的经济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经济的经营交往原则在农村开始迅速传播。


三、移情能力的增加

  移情能力是一种理解能力、它是个人把自已投射到他人角色的能力。传统的农民由于生活在封闭的环境当中,与他们同质的人群生活在一起,因而对与他们不同的人、异质的群体、他们生活困之外的人等难于理解。

  移情能力的低下,限制了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农民们无法想象现代生活、现代人的环境,因而也就无法激发对于现代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在心理上与现代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隔膜。

  社会交往的扩大,农民的游离性大为增加,原来紧密内聚的村庄开始日益松散,血缘、地缘关系受到挑战,邻里功能削弱,业缘关系开始发展,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血缘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的数量和强度的结合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基本是一定的,前者的增加便是后者的减少,业缘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同质性降低,异质性增加,移情能力大大提高。

  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增加异质性,可以发展农民的移情能力。当然,仅仅认识到其他社会角色的存在是不够的,必须体验这种角色的感觉和感受。1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和非农产业中的实践,已使他们的移情能力大为增强。

  农民们对改变自己的地位,转换社会角色有许多想法,比之于那种宿命的、连想象中都不想改变自己处境的状况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农民乘飞机外出旅游办事,他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他们建起自己的楼房,乘自己的小轿车,这一切都使得农民的角色适应大为扩张,角色的转移更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