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习俗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在人类社会中，生活的溪流始终在不断变化着。人的世代交替，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层面上传递着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社会习俗文化在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任何变化。
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其思想观念及生活习俗不可能完全相同，都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
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价值的转移，与异质文化的广泛接触是民俗变化的根本性动力。但是，民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变化是分层次的。如果我们进行大致的划分，民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深层次价值观念的习俗，如男婚女嫁、敬宗法祖、等级观念、多子多福、土葬、婚嫁彩礼等等，这类习俗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另一类习俗处于价值体系的表层，有些并不直接反映价值观念，属中性习俗如技术型、器物性的习俗，生活方面的某些习俗、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性习俗，有很多都属此类。其特点是直接反映社会的变迁，变化迅速，开放性较强，容易形成某种流行文化、流行习俗。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最明显地反映在生活民俗的变化上。
一、贫穷的田园牧歌
“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经是对传统中国农民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的生动写照。
呆板实用，变化缓慢，等级分明，这是传统中国农民在生活习俗方面的突出特征。
在民俗文化中，上衣叫衣，下衣叫裳，衣服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身份与地位。一般讲，过去人们的服装用料主要是棉花制品、丝绸制品和麻制品，颜色多以黑、蓝、紫、红、绿等为主，样式则有衫、裤、裙等等，较为单调，多为手工制品。
衫，在民间被称为褂子，一般为圆领，布扣，有大襟和对襟两种，老年人多穿大襟，青年人则穿对襟，男性以黑、白、蓝为主，女子则色彩较鲜艳，往往袖口、领子及褂子边上饰有绣花和镶边，女性上衣还可体现出身体的线条。
裤子，在西式服装影响民间之前，农民多穿大档裤，高腰、大裆、穿时将腰部宽松部分对折扎上红腰带，女性则在裤管口多有修饰，老年妇女往往在裤管口里藏有腿带，下为小脚以便于走路。农村妇女的裤子也较鲜艳，特别是年轻女子的红袄绿裤，印花其间，以此为美。
裙子，是妇女特有的服装。在各种服饰中，可以说裙子产生最早，它那波动、飘逸的动感，最能展示女性之美。山西农村解放前在妇女中流行的裙子有百褶裙，月华裙等等，年轻女性的裙子艳丽多彩，老人则多穿黑、青等色裙装。
邱吉尔曾讲：“衣着是最好的名片。”在旧时代，衣着曾是分等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官服与民间服饰有着明显的划分，下不得逾上。锦衣与布衣、丝绸与葛麻、外乡人穿什么服装都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官方的规定外，民间的服饰也反映着人们职业与社会地位的不同。
我们以上所述的服装基本上是百姓的服装和人们的常服。而长袍马褂则是乡绅、郎中、教师及公职人员所常穿的，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作为礼服穿的，在袍服面加马褂，马甲是晚清以后有一定身份的男子趋时的服装，这同普通农民的服装是不同的。
就特点而论、传统农民的服装虽然也经历了很大的变迁，如山西在清末时“男人袍衫，均窄袖长身，马褂甚短小，鞋则均穿无睑者”，到了民国时期，“衣服由长身而变为短身，自窄袖而变为宽短之袖，裤腿亦短而宽。”女子服装“在清末年亦尚窄小，”民国时“则变为宽衣短袖，短裤宽腿矣。”（民国：《翼城县志》）但它总是受社会的经济、文化、风尚的制约，显现出呆板、单调，保守和缺乏朝气的特点，模式单一，变化较少。西方人来后，发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不具有那种追求时尚的嗜好：“全中国三亿人都穿着蓝布衣衫，男的女的小孩都一样，这些衣衫都是宽大而没有样式的，全国的衣衫样式和尺码还不到五种。”（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显然，这种穿衣模式同静态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
除衣服之外，中国农民的食、住、行方面的变化更为缓慢。由于中国是农业国，因而，其食物的品种和习俗基本上是在农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山西以面食为主，杂食辅之、蔬菜不多，肉蛋及奶制品更为稀少。但在制作方法上却技艺高超，有煮、炸、烙、蒸及切、削、拔、剔、擀、压、抻、抿、搓等多种方法。品种繁多，如主食类不仅有馒头、蒸饼、包子、花卷、烧麦、窝头、蒸饺等，还有面条、米饭、馄饨和油条、油饼、麻花等等。仅面条就有插肉面，腊面，打卤面、刀削面、臊子面、阳春面、刀拔面、炒面等数十种，品味各异。象刀削面、拉面、麻花、饺子、烧麦和蒸糕、油条、凉糕等都是久负盛名的美味主食。
在住的习俗方面，山西农村较有特色的民宅是窑洞。从住宅来看，人类都经历了一个从穴居到半穴居然后到地上住房几个阶段。窑洞是一种半穴居的发展，是人们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造住宅的一种方式。
在山西很多黄土层较厚实的地方“民皆穿土为窑，工费甚省，久者可支百年。有曲折而八层楼复室者。每过一村，自远视之，短垣疏牖，高下数层，缝囊捆屦，历历可指。坡之高者，路峭而窄，老翁驱犊，少妇汲水，登降甚捷，殊不以为苦。平均亦多垒砖为窑，山木难购，且窑中夏凉冬暖也。”（光绪：《隰州志》）
山西常见的窑洞有园顶和尖顶两种，有些窑洞象盖地上住房一样，一组三面，中间留门，两边留窗，窗户上部还留有排气孔，窑顶和窑前都有良好的排水设施，窑前还留有烟火道。此外“又有所谓下跌院子者，掘地为大方坑，四面挖窑，居人于院隅，掘干井以汲水，以坡上达平地各村。”（民国：《闻喜县志》）
窑洞是农民的创造。它的特点是冬暖夏凉，利用黄土层质地坚硬的特点，不易漏水和倒塌，其最大的特点是节省原料，很多贫寒之家都以此为居。
传统农民的生活习俗是一种变化缓慢、节奏缓慢、呆滞、单调、俭朴、千篇一律的习俗。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民封闭的小农经济生活，它是农村经济长期停滞和农民生活极端贫穷的产物。
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据巫保山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书计算，193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法币199.46亿元，1936年约为256.94亿元，根据中美《白银协定》的规定，1936年的法币与美元的固定比值为1元法币等于0.295美元，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计算，193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7．10元，折算成美元仅为16．84元，当时的人口确切的统计数字没有，但一般通称为4．5亿，照此，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零头。
这16．84美元仅仅是对中国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在分配严重不均的旧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种贫困和落后，表现在肮脏的茅屋里的生活，人口拥挤的住房，污秽和严重营养不良所生的疾病，冬天里无遮掩的寒冷，夏天里赤裸裸的暴热，单调的食物，众多的饥口。
农民们“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清乱一饫，平时则滚汤粗糙而已，更有杂以糠秕者。”（乾隆；《孝义县志》）有的农民，常年野菜树皮，经年不知肉为何物。
“衣服少葛，无冬夏士民皆着大布衣”。（乾隆：《临晋县志》）“半穴土而居，他或砌砖如窑状，不则柳斫数椽，蔽风雨而已。”（乾隆：《孝义县志》）如时人所说的“其得以暖不号寒，半不啼饥而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清朝续文献通考》）
由于这种火烧油煎似的匮乏，由于佝偻种田而弯曲了的脊背，由于接连生育而劳损了的腰骨，使农民们在拼命地争取生活，争取活着，他们没有任何条件享受生活。人们不仅可以在战乱中，在导致饥荒的大灾中，还可以在任何平静的乡村看到这整个生活与生命的悲剧。人们可以看到成群的发育不良的孩子，在看到充满生命力的年轻的小伙子和即将结婚的姑娘的同时，只要再把目光投向比他们大10多岁的中年人时就会看到，他们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头发已经开始发白，她们的眼睛也疲倦了，她们的身体佝偻了，她们都过早地衰老了，只因他们需要不停地爬抓足够的东西在悲惨线上求得生存，这种生活已经过早地耗竭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
二、时令节日
尽管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水平低下。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欢乐。时分节日便是这种欢乐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时令节日均源于农事。农历一年中有24个节气，在这些节气中，有的是标志四季交替的“交节”，有的时令被赋予某神、某人的生辰或祭祀之日。由此，时令特别重要，所以就被称为“节日”。
从性质上看，时令节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单一性质的节日，其绝大部分都是农事节日，由于目的和内容较为单一，随着风俗的变迁，目前已绝大多数消隐为常日。另外一类是综合性质的节日，这是较为重要并且在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一类。
在这类节日中，有的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除旧迎新，赴富迎财；有的是一座无字的丰碑，人们由此怀念已逝的老人；有的则体现了人们崇善抑恶的价值观念，时时提醒后人牢记做人做事的准则。民间节日是一部生活中的历史，由于这些节日在民俗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不断复会汇聚了多种目的与内容，许多节日自然而然地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生了联系，从解释这种联系的传闻传说中，人们可以窥见当时民众的心态和观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人民劝善惩恶，祈福消灾的善良而美好的愿望。
在岁时节目中，如春节、元旦、清明、端午、中秋、冬至、腊八、十五等等已经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习俗、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已必不可少。而且，这些节目的功能也多样化了，它们更多地融合了农事、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祭祀、休息、消费等各种功能。
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春节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是一年当中人们要过的最隆重的佳节。
春节在山西称之为过年、过大年，由于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穷家富户，有钱没钱，年总是要过的。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在岁尾年初之际，使用各种收获来祭祀众神及祖先在天之灵，感谢大自然的赐予。一年到头喜庆丰收，预祝来年吉祥、幸福、万事如意、合家欢乐。所以，迎喜接福也是其主要内容。
春节的准备活动在10多天前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祭灶”之日，即要送走各路神仙，诸如灶王爷，财神爷、火神爷、天地爷、土地爷之类，希望这一天，众神上天向玉皇大帝作总结汇报时，不要胡言乱说，多为百姓做些有益之事。此外，只有送走各路神仙，人们才能在人间无忧无虑地进行清扫。“娶媳妇过年”，一般在山西各地，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是娶媳妇的好日子，因为俗情此时各路神仙都已经上天去了，不在人间再行打扰。至于送神上天的套路也很简单，如晋南一带是包上几碗馄饨，在灶王爷牌位一放，吕梁是供奉江米饭做的“西瓜”，爆竹一响，各路神仙便启程了。
清扫房屋叫做“扫尘”或者“扫社”，房子要打扫干干净净，被褥要拆洗，所有的脏衣服也都要洗净，这次清扫与往日不同，其细微之处以致于老鼠掏出来的土均需要清扫干净，家家户户都要在窗上糊上新买的麻纸，孩子大人都要穿新衣试新鞋。人们都要洗身洗脚，男人们都要理发，有钱没钱，推头过年好。
大年三十照例要接回各路神仙，张贴对联供祖祭祖开始一年当中最大的祭祖活动。门上所贴门牌一般为老虎或者秦琼，尉迟敬德以及岳飞、岳云、赵云、关公等大将军的画像。门神要成双成对。在晋南，大门两旁一般置上用红布条或纸条包着的两枝松柏枝。在雁北一带则是两块土炭，用以表示“红火吉祥”。
祭祖也是此时的一项重要内容。“男妇老幼均着新衣，祀神，祀仙、向尊长行礼，然后拜村内族亲，邻友，谓之拜年。”（民国：《沁源县志》）在山西各地此时祭祖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上坟进贡烧香，有的在三十，也有在初一，由长辈们带着儿孙们拿上供品、鞭炮到坟上一起作祭祖。另一种是将祖宗请回房中，在祖宗牌位面前放上面食果品，每于饭前都要象征性地为祖宗供食若干，最好点上几柱香。过去大年初一，后辈们要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以示不忘先人，并托福保佑。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再行此仪式了。目前农村较为流行的是将毛主席半身像与祖宗牌位全放在一起加以供奉，这也反映了毛主席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敬祖之后是敬各路神仙，首先要为它们打扫“行宫”，扯下前一年贴上去的灶王爷神位之类的纸条，再换一幅新的，所供的神仙有灶王爷、财神爷等等，财神爷的像下一般都放一张面额很大的人民币，也可能是为贿赂财神爷垂青照顾自己吧。天地爷神位一般贴在屋顶的横梁或家门外的椽子上，神位上联写“天地之大也”，下联为“敬而之已也”，横联是天地之位。也有上下联写“祭天地年年富贵，保人家日日平安”，或“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等等。
年画也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形式多样，有中堂画、屏条、挂签、窗画、桌围、炕围、灶画、喜幅等等，题材也很广泛，有五谷丰登、春牛、婴儿、风景、花鸟、奔马等等，风格各异。此外，家家户户都要在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张贴红纸条并写上各种祝福吉祥的字样。贴在猪羊圈门口的是“牛羊满圈”，粮仓上的是“五谷丰登”，牛车上的是“日行千里”，马车上的是“快马加鞭”等等。
守岁。除夕之夜人们通宵不寐，一家人围坐火炉旁，谈笑风生，饮酒欢乐，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有人外出未归，则要空出一个位子，把此人衣服放在其上，表示思念之情。除夕之夜，到处张灯结彩，打开所有的灯，屋角及院内也要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意思是把一切不吉利的东西照得无影无踪，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夜半子时，家家都在院子里点旺火并燃放鞭炮。
旺火是预先用柴或煤块堆放在一起准备好的，“燃则眼鼻腾焰，谓之‘狮驮’，又回“烧秦桧’”。（民国：《翼城县志》）放鞭炮、点旺火是为了驱鬼迎神。此时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家。在晋南一带，除夕12点之前各家各户必须关门回家，然后在大门后用煤灰洒一条灰线，不得逾越，一直留到第二天的早上，据说是为了防鬼。第二天早上每家都要外出挑水回家，晋南方言水与富、福谐音，故挑水即是挑富、挑福回家，而且家中的水不能拔到外面。
三、流行与多样化
农民生活习俗的变化，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具体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推动了农民生活习俗的迅速变迁。
改革开放，使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通过现代化的媒介迅速传入，广大的农民看到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人们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动力与心理，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又使得农民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了物质条件与可能，人们开始追求与他们的收人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衣食住行以及娱乐开始向高标准看齐，追求高质、高雅、舒适、方便、美观，已渐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不再满足“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下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简陋生活。
改革开放仅10多年，人们不仅盖新房，由平房变楼房、由土房到大瓦房，而且生活用品10几年间就更换了好几个档次。富裕起来的农民刚刚置买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几大件，又迅速地转向了电扇、收录机和照像机。但没过几年，这些东西又不时髦了，人们继而把目光转向了电冰箱、彩色电视机和录放机，更有些富裕农民还买了摩托车、高级音响和钢琴。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山西一些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象晋城的小康村，农民们不仅住上了楼房，而且通电、通水、通煤气和暖气，村子里洗澡塘、电影院、商店、学校、医院和银行应有尽有，已与城市无异。
随着农村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慢悠悠的日子已渐成历史，两代人的生活已大不相同，自给自足已被市场交换所取代，人们已不再手工缝制各种衣物而转向市场购买了，大量的农民外出经商做买卖，人们都在寻找发家致富之道，时间有了价值，农村的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日趋同步变化。
生活中，习俗变化最为显著的要数服装了，各样各式、千姿百态的服装，仿佛一夜之间就涌入了消费市场，大有使消费者应接不暇之感。今天，不仅大城市有自由市场、服装大市场，就是偏僻的县城和乡间小镇，服装市场也深入其间。农民们在穿着方面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城市社会的流行文化已经逐步深入农村，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在服装上已同城市人相差无几。
耐穿结实的消费观念已成次要，只要美观、款式新、色彩好，人们争相效颦，男装女儿，女装男儿，老年人也穿青年人的服装，打破了人们对服装表示身份地位的刻板模式。过去农村姑娘大红大绿，现在开始效仿城市女性，向素雅方向发展，白色衣服飘然而至，改变了忌白色的封建迷信观念。
农村青年也开始追逐流行服装。如西装热，羊毛衫热，运动服装热，牛仔裤热，滑雪服装热，皮衣热等等，内衣外衣化也成为某种时尚。农民的服装也由统一规则化开始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和装饰化，过去传统的一统式服装样式、呆板的色彩选择，恒久的穿用价值，已经逐步被排除出消费者的基本心理参照系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