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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jpg (8857 字节)

  20世纪末,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浪潮潮起潮落,汹涌奔腾。

  如果说传统习俗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期存在、传承、逐渐固化,同社会结构形成一个有机体的活,那么,改革开放的一个最显著结果,便是打破了传统农村的封闭、半封闭状态。

  在封闭的社会中可以保持稳定,但却扼制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

  当传统的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时,农民的活力增加了,创造力产生了,交往扩大了,陈腐的习俗过的了,新的行为产生了。整个农村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传统的农民开始了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社会变革,加速了城市与乡树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传统的民俗也将在保存自己特色的同时,逐步走向现代化。


第一节 自给自足:封闭的村庄

  1500年前,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以自己质朴而又浪漫的想象力,幻想出了一个人间乐团——桃花源。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逐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微型社区,这个微型社区赖以生存的农业是一种深深地根植于几千年传统之中的,高度一体化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它包括了血缘家庭关系、深厚的地域传统、个人感情的表达方式、宗教信仰情感、社会交往以及牢固的行为习俗。

  村庄与农业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形式,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与场所。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习俗文化中,一个社区的文化意义远远重于它的经济内涵。“桃花源”这个文化——经济共同体通过排拒一切外来的信息介入,保存了自己完美而富庶的存在。同时,传统习俗的价值取向,农民的质朴与善良也是通过不接触外来事物,特别是商业化的城市文明的感染而保持的。


一、居住模式

  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景:孤立和分散。”

  孤立和分散正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显著特征。孤立表明农村社会的相对隔绝、封闭与自给自足。分散不仅意味着生产规模的狭小,农业人口分布方式的非集中化更表明了分散的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农业文明需要人口的定居,与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不同,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而且,我国地型复杂。境内山岭纵横,山地、丘陵等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复杂的多山地域,把农业人口稳固地分割开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又不可能使人口大量地集中在一起,只能随土地的生产和分散而建设村舍。

  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农村交通阻隔,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直接依赖大自然的人们其居住形式和活动方式必然是分散的。这样就形成农村分散的居住模式和星罗棋布的点点村庄。

  早在清朝年间,中国村庄的数量就已上升到了70多万个。今天,我国有5.3万个乡,72万个村。近 100万个自然村。作为基本的人口聚集方式的自然村落如满天星斗洒落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种人口聚集方式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居住分散,活动分散。三里一村,五里一庄,形成了广大农村的基本格局。“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几个、几十个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落,众多这样的村落就形成了一个地区。

  在农村,同一个地区的自然村落都惊人地相似,这些村庄是一堆砖屋和用土坯做的房屋,村子大的话,一、二口公共水井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处在村中各聚居点的中心位置。此外,大部分村庄都建有神庙,有供财神的,也有供娘娘的、供土地的,水井和庙堂构成了村庄的公共建筑,也是沟通各家联系及整个村庄的共同活动场所。

  根据水井和庙的位置,各家按照东西向和南北向安排自己的住房。在富裕一些的村子,绝大多数住屋都是高大的砖瓦房,大家宅旁绿树成荫。至于贫困地区的村庄,完全是一团东倒西歪的、风雨侵蚀了的黄色的房子,没有天花板,只有椽子做成的屋顶,没有地板,也没有砖地,只有舂得非常结实的泥地。

  向心团聚的封闭性是村庄构成的显著你征,在我们的祖先——半坡遗址的住房布局上,就可以看到,所有地穴式小屋的门户都是朝向中央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向心团聚与守望相助的保护意图。作为一个氏族整体需要相对封闭以求保护自己,后来便发展成农民聚落的主要模式。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不仅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在居住上也要与他人相隔,同时住房与院落也承担了自给自足的众多功能。

  我们在农村可以看到,农民们把收获的粮食放在家里,牲畜在晚上也放在隔壁屋中,祖宗的牌位、马王爷、灶王爷都供在屋中。既是住宅,又是仓库,也是祭祀的场所。在农村中农户不可缺少的院子与我国有名的四合院就是聚落封闭性的最好例证。

  村庄是安静的,它几乎很少受外界的干扰。白天,村子里没有男人,只有猪在拱地,狗在打滚,鸡在咕咕叫。最有活力的是孩子们,他们光着下身在太阳下奔跑,年轻的母亲则三个两个在墙根,袒露着乳房喂哺婴儿。

  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时,男人们拖着疲倦的身体由田里归来。这时,村子里袅袅炊烟升起,当夜幕降临时,村子就沉寂了,毫无生气,同大自然一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二、孤寂的村庄

  农村社会的孤立状态,与自然经济形态是分不开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求于外,是一个孤立与封闭型的经济形态。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每一个自给性的生产单位都具有“小而全”的内部结构,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奠定了农村村庄自我封闭的物质基础。

  聚族而居,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居住模式,今天广大农村存在的张家庄、李家庄就是这种居住模式的结果。有些村庄虽已非单姓,但一二个大姓总是占了绝大多数家庭人口,这类村庄的宗族势力都相当严重。

  从历史上看,聚族而居可以上溯到氏族时代。此后,人们同族而居,“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乡助,疾病相扶持。”使得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互融合,地域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重叠。使村落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结构。

  中国人祖宗崇拜的观念是聚族而居的基础,家庭之所以成为一个紧密的聚合体,正是因为同一姓氏的人出自共同的祖先,祖先的亡灵是凝聚力的来源。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观念、同祖意识,家庭便失掉了聚合力。反之,家庭如不共聚一处,没有共同的祭田、祠田、墓地,也就无所谓家族了。每个这样的家族都是闭关自守,职能齐全,而每个乡村又几乎都是同姓者,又是同族,也是同宗,便由于婚姻圈的狭小,同姓婚,同村婚,近村婚的盛行,就使得乡村成了宗族制度的象征。

  当然,自然村落的封闭也并非始终不变的,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一些交通便利、商品经济都较为发达的地区,紧密内聚的村庄开始扩散。农民的社会交往在集镇这一层次上还是比较活跃的,费正清对于这种情况曾经有过极为典型和系统的描述。(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然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则又呈现出另外一种状况。黄崇智的研究表明:直到本世纪40年代,除了靠近城市与交通要冲的一些村庄之外,华北平原上的大部分村庄都还比较封闭,村民很少与外人交往。大部分村庄与村外的集镇市场联系还是极其有限的。在河北的一些村庄,相隔不到 100米的两个村庄的人互不来往,沙井村的李广智在其成年以后,说他从来没有和外村的任何人进行过交往或交谈,在这里,社会交往的界限以村为界。(黄崇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解放以后,为了打破农村浓厚的血缘——地缘纽带,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在农村建立起一套从人民公社、大队到小队的经济互助组织,借以在农村推行现代化的管理并取代农村原有的血缘的经济互助组织。应该说,这种办法还是相当有成绩的,它使农村的自然村落摆脱了与世隔绝状态,打击了家族与宗族势力,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由于公社体制下农民仍然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农村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市场机制的分工交往作用受到严格限制,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着传统社区的一切特征和关系。

  例如,村庄中存在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结构使任何外人想深入这个社区都显得十分困难。山西的农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下放的右派分子及犯了错误的人,特别是“文革”中被行政手段强制造送到农村的一些城镇居民,尽管他们是以“下放”、“下乡落户”的名义进入村庄的,但实际上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对于村庄的重要事务而言,几乎微乎其微,除了极少数人与当地居民以婚姻的形式结合而定居的外,其他人都被用各种方式,以推拉法“逃”出或被“挤”出了这个社区。

  自然村落的社会变化是缓慢的,它处在一种相对停滞的稳定状态之中。相对停滞是社会封闭的伴生物,任何外部的异己事物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在这种孤立、隔膜的状态下,人口流动率小,生产工具变化缓慢,社会生活比较定型。没有大的社会变动与外力冲击,小小村庄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之中。


三、“桃花源”里的田园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到过江苏徐州一带的陈村,他写了首描绘那里习俗的诗:

  一村为两姓,世世为婚姻。
  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
  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

  这又是一个世间的“桃花源”。传统的小村庄是一个封闭的、非参与性的社会。它按照血缘关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家庭、家族以及亲戚网络。这些血缘团体又按地缘关系把它们分为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一个个社区村庄。这个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人们的存在边界是与血缘的边界大体一致的。血缘共同体之内是一个社会,血缘共同体之外又是一个世界。个人只能循着血缘的纽带获得生存的资格。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狭隘的血缘关系,天然的地理障碍和难以沟通文化隔阂等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生活的贫穷,贫乏的人生。

  在自然村落中,农民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育、过生日、结婚、出殡、说媒等都是公开的,高的透明度可以说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农民们习惯于别人参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其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村庄的街道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甚至很少把自己生活的那些隐蔽的方面瞒过同村的居民。比如,他们吃什么、干了什么、喜欢谁、家庭关系怎样、谁和谁是相好、张老汉夜里进了李寡妇的门等等,所有这一切,甚至连微末的细节,人们都会给宣讲得有声有色。

  这是封闭中的开放,自然村落中对外部的封闭与内部生活层面的开放是同时并存的。

  农民没有隐私权。他们也并不去掩饰,同村人之间影响强烈,紧紧依赖,所有的个人事件都属于村庄的活动范围,都是村中的大事。

  传播与议论这些村中的事情,是自然村落的沸腾,这也是村民们必不可少的语言与信息交流。在没有任何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村庄里消息传播速度之快会使任何人都感到惊讶不已。

  张家庄的一桩风流事用不着过夜就会立即成为几里之外李家庄的炕边笑料。这种传播媒介所依靠的是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谈,效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的消息传播范围同他们在社区内的活动范围是一致的,人们之间太熟悉了,谁也别想隐瞒什么,从私生子到小老婆。当然。消息的失真度也增加了,每个人都会对所传的消息加上自己的理解和附会。于是,西山上有一只猫,经过几轮传播之后就变成了西山上有一只虎。

  这种闲言碎语从这家房屋走到那家院落,从低声的舌头进入倾听的耳朵。谁和谁吵架都不是私事,即刻就会成为全村的“财富”,人们一定会加以议论和评述的。这种评论就是村中的舆论,这里没有什么隐私权。

  父亲的凶暴,儿子的不孝,寡妇家里的新客人,万元户又娶了个新老婆,张家媳妇结婚三年没有生孩子,李家媳妇一胎生下两个小子,这些都是重要的新闻,都是全村的大事,人们有理由也有权利加以议论和评说。

  假如有谁做下不大慎重的事情,多情的少妇有了相好,无知的姑娘未婚先孕,整个村庄的议论会象开水般沸腾。

  尽管平常日子里人们省吃俭用,日子在紧紧巴巴中流逝,但丧礼还是要办得排排场场,婚礼更要办得红红火火。人们并没有余暇,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与时代的距离。新郎新娘以古老的习俗行叩拜礼。新郎家簇新的高大瓦房、新娘家送过来成堆的嫁妆、来吃饭喝喜酒的大人小孩的欢笑、吹鼓手的吹打声、门外看热闹人喜庆的笑脸,这一切营造出一种沉寂村庄中的喜庆气氛。1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们手里的钱多了,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去恢复祖宗曾经创造过的排场,追求按照古老规矩、传统价值标准活得像个人样,只要有一点可能,这种愿望便无法阻挡,人们争相竞赛,追波逐浪。

  这种生活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由封闭所导致的精神和情感的饥渴。农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狭小、如此封闭的村庄中,没有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农民大多不识字,不可能享用书籍

  和报纸,如果没有电的话,他们也无法看到电影或电视。因此,他们的生活只能够靠婚丧嫁娶、闲言碎语、东家长西家短、几乎随便什么东西,都可用来填补他们的无聊所产生的巨大精神真空。

  在农闲季节,人们聚在货郎摊边闲谈,看光着膀子的外路人变戏法,为挺着肚皮顶刀尖的三流武师高声呐喊,一旦发现什么异样的人或事,汽车开进村里,时髦记者拿着摄影机进村,人们一定会丛集而来,围观看热闹。

  环境闭塞、信息匮乏,造成社会的停滞,在山西的许多乡村,农民使用的木犁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汉代发明的耕作农具,仍然是他们耕田用的唯一农具。他们的生产方式无法摆脱他们的生产传统所规定的范围。秦砖汉瓦、孔子遗教,原始宗教,整个村庄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同自然一样,很少发生什么变化,春夏秋冬,日出日落,停滞总是伴随着贫穷,而贫穷又反过来制造着封闭与惧外。

  在停滞的社会中,老年人在为他的儿孙们的命运进行设计时,总是把自己作为范本,甚至无需什么设计,按照老辈人的路走过来就是了,而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又是那样缺乏想象力。一百年前,一位外国人观察了农民的生活后这样写道:“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农民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成天都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这就是贫民生活享受的最高理想。另一个清苦的农民似乎也这样说过,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个饱。对于以高梁为主食的农民,毫无限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百多年后,在封闭的黄土高原上,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那样缺乏想象力,缺乏自信,不少贫困者都相信,喝上罐罐茶,吃上油馍馍,这日子也就圆了。

  我们知道,对于生活高层次的欲望和需求是创业的主要动力。然而,封闭扼杀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力,它们所有的好奇心、刺激、竞争意识,甚至愤愤不平埋葬在了小小的村落之中,而封闭造成的停滞,以及停滞所带来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生活,低的不能再低的生活要求,使人们从内心失去了任何创业的欲望。

  这种对低质量生活的满足感与社区内部的紧密内聚与团结一致相联相依。它所能获得的唯一报偿是共同的社区意识,社区精神和对于自己故乡、故土的归属感。人们都相信:“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人离乡贱,物离乡贵”。

  打破村庄的封闭结构,使其成为具有广泛选择能力的开放结构,交流、吸收与容纳外来文化,即将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而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实现着这种变革。

  无数不甘于贫困的人正在走出黄土高原上贫困的“桃花源”,他们纷纷闯入都市打工、经商做买卖。而留在村落中的许多人办起了乡镇企业,以新的技术使疲惫衰老的土地重新焕发青春,变革的轮子已经转动起来,希望的朝阳正在升起。在“桃花源”中生活了几千年的农民也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脚步,走入现代生活。


四、别了:“桃花源”

  现实中的“桃花源”是贫穷的。但理想中的“桃花源”却是人人想往的。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其实都不过是关于农民和农村社会的设计,无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充满了生生不息的想力,浪漫且又失之空想,向往未来的设计其实都蒙着厚厚的历史尘埃。

  80年代,当市场经济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幽灵”的时候,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风靡全国: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个希望的田野是什么呢?禾苗成长,炊烟袅袅,小河流淌,世代生息,男欢女唱。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尽管优美的曲调令人动容,但这个希望的田野却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最早为中国人设计前途的人是孔夫子。为了缔造一个美好如“三代”的社会,孔子苦行劳瘁,他深沉地叹唱覆盖了千年的历史,集他能够体验和知道的,有关生命与社会的全部美好,设计了一个“大同社会”与小康前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族,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终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弃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

  尽管大同世界,小康图景总是带有那么一点虚无缥缈,但它并非完全是反现实的,它为后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蓝图和有益的启迪。

  晋代的陶渊明为后人留下一个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桃花源”,这个类似于西方伊甸园式的美好世界,使得农业社会的所有人生理想和运作机制,都可从中找到线索。

  它为汪洋大海一般的中国农民提供了规范与依托。使他们有了理想和追求的慰籍。

  然而,以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方式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更不能解决发展问题。

  当西方列强的海船以坚甲利炮打开了小农经济和万里长城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农民英雄洪秀全为农民规划了一个天朝的理想图景。

  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农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谭嗣同,为中国近代绝对赤贫的农民精心策划的前途是这样的:有一块足以养活他们的土地,有一个嬉戏起居于其间的绿意盎然的庭院,庭院内外有茂盛的瓜园粱圃,有鸡若干,有猪若干……,一句话,有一个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家园。

  然而,无论是洪秀全,还是谭嗣同、康有为,他们所设计的理想世界,古典文献中已经有了太多的表述。但这些表述对开始被圈入世界潮流的近代剧变的农村,已时过境迁了。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农民第一次拥有了生存的保证。然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蓝图,却并没有使农民走出封闭、自给自足以及贫穷的“桃花源”。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1978年,中国第一批乡镇企业诞生了。别了,“桃花源”。面向市场的农村改革,使得自给自足的村庄开始走出贫困、封闭和停滞。尽管这种变革正在进行当中,但对于这种变革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它将最终导致中国的农民走出自己的“桃花源”。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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