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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生育习俗与养老模式

  一年一度的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朱门”还是黎民百姓的矮墙小院,每一家的大门上都会毫无例外地贴上红底黑字的“福”字。更有甚者把这个福字倒过来贴,希望福的“倒”来。

  那么,这个福究竟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发财致富”、“子孙满堂”、“寿比南山”……任何家庭只有具备了财、子、寿、禄,才算是美满幸福的。正可谓:“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儿孙不算贫。”

  在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生育。由婚姻家庭模式所决定的,由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所支撑的有关生育的一整套行为与观念模式构成了生育习俗,多子多福是生育民俗价值取向的核心所在。

  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依靠有性繁殖来繁延后代的,只要男女两性循着动物性的本能进行结合,就可以通过受孕、分娩等自然过程生殖下一代。然而,人类的性行为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考虑到性行为的结果会产生基因的遗传和婴儿的抚育,种族的延续便不能仅依靠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满足,它必须有一套公认的规则和相关的物质文化条件,即生殖作用的文化和制度体系,这就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生育的载体。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有缔结了婚姻关系的男女性行为才是合乎准则的,只有生儿育女能够传宗接代的家庭才是完美无缺的,这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不婚或婚而无嗣是一种愧对祖先的行为,是人生最大的不孝。孔子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旷男怨女”的社会,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要结婚并且生儿育女,这是做人的天职。

  重生育观念千百年来已内化为农民的社会心理,体现在浓浓的风土民情之中。


一、“娘娘”求子

  当人类还在愚昧的撒哈拉沙漠孤独地行走时,当科学的显微镜还未能发现只有精子和卵子的有效结合才能孕育生命的秘密,人们对于生育现象充满着神秘和无知,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牛郎织女们总以为有神灵支配着生育。因而他们普遍供奉及祈祷生子的神有“床公床母”、“送子张仙”、“送子观音”、“碧霞元君”、“临水夫人”和“注生姐姐”以及“金花姑娘”等等。其中,在山西农村流传最广的莫过于“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了。

  观音菩萨本是外国人的上帝,传入中国之后,便由一男子演化为“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的慈悲女子。这个观音菩萨本事之大,远远压倒了中国神界的各路诸侯,在中国百姓心中地位,简直可以和针在十字架上解救世人苦难的耶稣基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由于中国化了的观音是女人得道,因而最得女人崇信,而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育,最关心的也是孩子。显然送子一类的事情也就非女菩萨不办。这样一来观音也就有了“送子观音”之称。结果,中国化了的送子观音就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和重生殖的墨家合拍同调了。

  从黄河两岸到大江南北,中国人几乎都相信观音送子,观音成了民间习掌生育的女神,观音诞辰是民间求子的吉日。在华北各地,据说观音诞辰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每逢是日,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借长幡,云求子得子”。(顾铁卿《清嘉录》卷二)在山西各地,那些没有儿女的妇女更是求子心切,她们往往于年初绣一双小鞋,放在观音像前,如果年终仍不生子便取回,如果生子了就放置不取,再想得一子者,必须另做一双。那些长年放在观音像下的绣鞋,显然是求子的灵验之物,所以不育的妇女在参拜时往往要到观音庙里偷佛桌上所供的莲灯,或把佛座像下放的绣鞋拿回家去。

  除观音菩萨之外,在山西民间掌管生育最有权威的是“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她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山西各地都称她为“娘娘”而不名。在民间,娘娘庙几乎遍布各个村镇,寺庙,泥塑神象多如牛毛,影响极为广泛。至今晋祠中和平遥双林寺中所供奉的娘娘仍旧香火不断。晋南有的娘娘庙中,侍神抱一袋内装面做的婴儿,有男有女。另一女侍,手提花篮内装象征婴儿的红黄绿白彩色纸花。每逢正月是香火最旺时,求事者不断,一般顶礼膜拜,送上全猪,并许愿如生子后,镀金身披红袍。求子的婆婆,有的在花篮中拔一白花或黄花插在新房的烟囱角上,据说这样可得子。如果此后果生儿子,就按所许之愿为娘娘送上沙灯,是布匾、金匾,上面写“为家赐嗣”、“发斯衍庆”话语。

  在河东地区,流传着一首拜娘娘求子的古代歌谣。歌词云:

  “七里胡、八里道,转过弯儿娘娘庙,娘娘庙,盖得高,夫妻二人把香烧,或男或女抱一个,明年三月十八挂红袍。”(朱扬善《山西河东民歌》《风俗》总第67集)

  农民的观念中,俗以为“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之女,宋代才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因为这位姐姐也是一位女神,因此她最知道女人的痛苦,也最同情女人,所以妇女祈子,祈求生育平安,祈求子女平安都去找她。在山西农村,娘娘几乎垄断了人们特别是妇女的信仰世界,除了诞生于山西的关圣帝君以外没有一位神能与她分庭抗礼,可见民间对于生育的重视程度。


二、“巫术”求子

  所谓“巫术”求子,是人们利用生活化了的带有巫术色彩的方式求子育婴的方式。新婚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民间在婚姻缔结之初就寄寓了求子的期待,古时有送新人九子墨、九子蒲之类的东西,希望新娘过门后多多生子。在山西晋南地区,旧时男方送的彩礼是金银首饰组成的十大件,取新郎新娘十全十美之意,其中之一便是能够多生子。问名时清算命先生看双方八字和属相,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否生子。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也说:“夫欲求子者,当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与德合并,本命在于废死墓中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相克,及与刑杀冲破,并在于休废死墓中者,则求子不可得。”(《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汇考)这种习俗的形成虽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异,但观念价值在百姓之中可谓根深蒂固。

  在迎亲之日的习俗中,求子之意俯手皆是,在山西农村广泛流行的有,女方准备嫁妆时,要请财、子、寿都具备的全福之人,男方准备四季服装、被褥时也要请所谓的儿女双全的人,全人专为新郎理发,作新娘的伴娘,为新娘开脸,这是类推和暗寓法,寓祈子之意。

  当新娘的花轿落地时,新娘出来忌讳直接踏在地上,一般要铺上红色毯子或花席,这一习俗源于游牧民族,如铺毯子、毡子,唐以后始在中原地区流行。但民间百姓下轿时远没有今日国家元首下飞机时长长的红地毯,他们一般用两块小毯来回倒着送新娘入新房。在山西,“以绫一条,令新郎、新娘各执一端,谓之牵红,踏以红毡,男女先后相随进院。”(民国:《翼城县志》)后来改用布袋和棉麻织的口袋,互相交替,清代王棠在《知新录》中载:“今人娶新妇入门,不令足履地,以袋递相传,令新妇履布袋上,谓之‘传袋’”。(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国书局,1990)这里是借用“传袋”外推为“传宗接代”,以此祈子。

  民间婚礼中的撒帐习俗本身就是一种祈子方式。撒帐在古时新婚夫妇坐床时,撒花果于帐,取其吉利和多生子女,此俗始于汉武帝,当年汉武帝纳娶李夫人时,预戒宫人遥撒同心花果,汉武帝与李夫人以衣裙盛之,得多者多得子也。

  在山西,新娘入洞房后,把小馒头、李子、花生、核桃、石榴等东西撒往床上,或者提前将这些东西放在暗送的被褥内,届时撒给来客。枣子、花生、核桃、石榴等物都具有早生,多生等寓意。

  这种习俗在五台一带称作“捞儿女”,捞儿女时,一边把花生红枣撒向众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白女女、黑小小、跟上大妈吃枣枣。”

  在离石一带,撒帐用的核桃、红枣、花生要事先放在窗格内和炕上四角,炕上还放有一张桌子。新娘进屋后婆婆说道:“一桌桌生得杂,一盘凉菜把它压、麒麟(核桃)生贵子,状元、榜眼、探花。”乞盼儿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晋中,新郎新娘的枕头由新郎父母在厕所旁装,边装边说:“白女孩、黑男孩,跟着爷爷奶奶吃饼子。”

  吕梁一带,撒帐之后,入洞房的新人需吃两碗“拌汤”,有“一拌两拌儿女兴旺,站在一圪洞,生下两板凳,双双儿女,双双枣(早)。”之说。

  临汾一带则要求,新婚夫妇同床睡觉之前分吃枕头、被子里塞的红枣和花生,希望第一次入梦就能怀孕生子。

  此外,对于婚后久不孕的妇女,还有吃喜旦、偷瓜吃、栓娃娃、插花等习俗,据说很快就可见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三、高死亡率与早婚早育

  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跨入70岁大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仅仅是为了活着,就不得不面对饥饿、战争、疾病与灾荒对于生命的挑战。人生七十古来稀,大约不到一半的活产婴儿可以活到10岁,有相当多的男女青年在未成年前就已死去。有相当多的成年人根本活不到50岁。

  那些衣衫褴楼,面黄饥瘦的儿童,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感冒就可能夺去他们幼小的生命。“只见娘生儿,不见儿走路”。竟成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生育的真实写照。就连至尊的皇帝也逃不脱疾病的袭击,1861年8月,显赫一时的咸丰皇帝仅仅因为一个常见的肺结核,就令众多御医手忙脚乱,年仅30岁的皇帝最终还是撒手人间。

  1929年华北地区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遍地尸骨,昔日繁华的集市只剩一片废墟,那个充满同情心的美国记者斯诺记录下来这一人间惨剧。时光倒转50年,山西在光绪年间的大灾害中,人口在七年间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一(《中国人口·山西分册》)。有的地区人口下降达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战争、灾荒和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使人民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大量的人丁都被埋葬在浩翰的荒野之中。难怪伟大诗人杜甫在目睹了“白骨遍千野、干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后感叹道: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如此低的人均寿命和如此高的人口死亡率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推动和鼓动社会保持尽可能高的生育率。要保持生与死的平衡,要使每个家庭的姓氏能够继续延续,结论只有一个:多生多育,为了一二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必须生下五、六个孩子,多生多育才能多存活,与多生多育相联系的是早生早育。在千古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这样一段对白:“家有小九妹,年方二八,待梁去娶”,年方二人也就是16岁,它真实地在反映了早婚的社会现实。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普遍婚龄大体在13——17岁之间。早婚受到政府与法律的支持。汉代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记》。唐开元二十年规定:“男十七,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新唐书·食货志》。这个法定婚龄一直延续到清朝。本世纪以来,女子初婚年龄有所提高,据1940年的调查,女性初婚年龄为17.64岁。(陈达:《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5)

  山西的情况亦然,例如:荣河县“定亲过早,富者尤甚”(民国:《荣河县志》)平定州:“今男女五、六岁即议婚,甚有襁褓约婚者。”(光绪:《平定州志》)兴县“往往有男子十二即娶,女子十三、四岁即嫁者”。(石蓉璋:《全河政要》)霍州:“赵城早婚配,少怨旷,十四、五岁男女生子者,往往而有。”(道光:《直隶霍州志》)

  据1919年统计,山西中阳县15岁以下结婚的女子占女性总数的52%,岚县也占42%。(《结婚人数与年龄之别》,山西省第二次人口统计)

  早婚早育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姓氏的延续和劳动力的补充,但它并不能保证所生子女全部成活,再加上当时人们的生育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因而多生多育即是早婚早育的必然结果。


四、儿子的价值

  人丁兴旺即是家族的荣誉,更是家族实力的体现。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小小家庭它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它是幼儿园,也是养老院。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要想在老年有所依靠,只能靠生儿育女,于是“养儿防老”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是一种“反哺模式”。生儿育女把他们哺育成人,反过来在父母的晚年,子女对其父母尽其孝道、赡养老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男性继承财产、姓氏,男婚女嫁,只有男子才能顶上门户、延续血脉,所谓“无子不成家”、“有子万事足”,多子多福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是两代人之间的连环套,缺一不可。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断了香火,断子绝孙的老人又由谁来赡养呢?因此,在中国,儿子就是父母的养老保险。这种反哺模式正是多少父母忍饥挨饿,多生多育的原动力。

  在西方社会,家庭链环中并没有中国式的“孝”,父母有责任把儿女哺养成人,而子女并无反哺义务。当今的美国,成年的儿女劳燕分飞,做女做儿的一般只是在“母亲节”、“父亲节”那天做礼节性的探望,婆媳之间更是淡淡如水,同居一地也难得走动,对于儿女来说,看望一下近在咫尺的父母,比环球旅行更为困难。

  父慈手孝,老有所养,是中国家庭的准则,一对夫妻之所以可以忍饥挨饿地大量生育子女,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经济上、情感上所赋出的投资到了晚年有可能收回来,得以防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古训在中国妇孺皆知,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教授,还是目不识丁的乡民,没有儿子,就不能不遭到非议。在乡里舍民的争吵之中,还有比断子绝孙更令人寒心彻骨的吗?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农民的生育热情呢?多生多育已成为他们所追求的人生幸福,尽管这种幸福笼罩着贫穷和愚昧的阴影。这就是中国农民,他们可以贫穷,但却不能不要儿子。多生能生出儿子来,十八个仙女也抵不过一个驼背儿子,它反映了重男轻女的观念之根深蒂固。

  在中国人心目中,男人是太阳,是力量,是主宰,女人是月亮,是软弱,是附庸。没有太阳,月亮就不会亮;没有力量,就不能开山造田;没有男人,家庭中就没有了支撑。因而在家庭中,男人占有了比女人更多的权力。就连蔡文姬这样的一位杰出女性,在后汉书列女传中连名字都不记载,只有董祀妻。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则更是男人的天下,男人的舞台。女人就是女人,就连骄横一时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哪一个不是依附着自己的丈夫获得那种特殊的权力地位呢?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尊敬妇女,对女性采取一种温柔的态度,是社会的习俗。我们从维纳斯女神像,从高举火炬的法国女英雄和纽约港的女神塑像中可以看到,西方的妇女被奉若神明,被赋予一种精神上的微妙品德,代表着纯洁、高尚、美妙和超凡的意义。

  然而,在中国农民看来,丈夫娶妻仅仅是为了有后、有儿子,生育成了女人的天职。

  在以上诸多的因素作用下,孩子很小就已朦胧地知道,他们最终都要结婚并生儿育女的。人们作出了各种努力,习俗的、制度的、习惯的、观念价值的,向每个人反复贯输重生育的价值观,经年累月,年复一年。要让农村社会普遍接受避孕和少生少育模式,是相当困难的,虽然高的出生率不再受人欢迎,但要使几千年的生育习俗完全转到少生少育一边,改变目前农村的养老模式,却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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