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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结构的演变

  家庭组织是我国社会的轴心。所谓“家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存在是寄存于家的基础上的。孟子讲的更为明白:“人有恒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修身才能齐家,家齐才能治国。家庭和社会如此息息相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变迁缓慢,家庭也静如古井,很少有什么变化。但是,当迅速的社会变迁到来时,家庭也会随之变动和发展。

  当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家庭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由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家庭向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的核心家庭转化。特别是在人们的观念从多生多育转向少生少育的时候,这种变化则更为明显。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小家庭,三到四人的规模,它不希望老老少少一大家子,还有需要照顾的老弱病残,这样不利于职业的流动,也不适应新的技术领域的需要,更不适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如此,乡村也是如此,当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民开始离上离乡进行跨地区流动时,就显得更为明显,大家庭无疑是个累赘。

  工业化生产与现代化的生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生产养育功能的社会化。而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便于流动的小家庭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发达国家,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家庭小型化已成为基本模式。父母,一到两个孩子的核心家庭,成为所有工业社会中家庭模式的标准典范,由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也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传统家庭人口

  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家庭户平均规模为4.43人。其中,市镇3.95人,乡村4.57人,核心家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已占到了相当的比例。城市高达70%以上,大部分农村也达60%以上。山西省的状况也是这样,由夫妻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户在城市占到总数的67.77%,在农村占64.94%,已成为全省家庭户的主要形式、三代人以上的直系家庭户在城市仅占12.86%,在农村则为14.94%。(《中国人口·山西分册》)

  中国传统的家庭是父系的,从父居住。孟子讲:“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种几代同居的大家庭,在历史上称为“义门”,传为美谈,人人称羡。

  然而,这种大家庭并非是我国传统家庭结构的主要形态。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的统计,古代“义门”见于史书者《南史》13人,《北史》12人,《唐书》38人,《五代》 2人,《宋史》50人,《元史》5人,《明史》26人,当然其他书史也有记载,但为数并不多。

  山西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历代户口统计,我们可以窥见其一斑,
民国时期,据官方统计,从20世纪初直到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家庭户规模始终保持在5.17人到5.38人之间。李景汉教授在河北定县调查,家庭平均规模为 580人,美国卜凯教授对中国22个省调查结果为5.21人。

  这意味着,从家庭户与人口的比例统计表明,中国传统的家庭规模为五人左右。象《红楼梦》及巴金的《家》中所描绘的大家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究竟在传统中国是以大家庭为主抑或以小家庭为主,中外学者争论了近百年。显然,这同关于家庭的定义不尽一致,理想家庭与实际存在的家庭之区别有关系。

  尽管资料表明大家庭在传统中国并不占支配地位,但自古以来他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也是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大家庭往往备受推崇,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人们生活的理想,分家异炊者,被斥为薄于性礼的小人,形成分家是可耻的社会风尚。历代法律也给予大家庭以有力支持。如唐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徙三年,”(《唐律疏义·户婚上》)《明律》、《大清津》对此都照行不违。

  当然,大家庭之所以产生并成为一种理想,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家庭保护功能对人口规模的需求是大家庭生存和繁衍的客观基础,家庭人口的多少,是决定一个家庭兴衰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农业社会中,男性极具经济价值,多福、多寿、多儿子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目标。在孝道及反哺式养老模式作用下,多子多福已成为支持大家庭的社会价值观念。

  在传统社会,由于财产继承与人均寿命的限制,大家庭虽在数量上不及小家庭,但在社会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庭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支撑,所以一般都是富户,由于人力和财力的优势,他们往往对村中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掌管村中大权,形成很大的社会势力。因此,习俗中对大家庭的崇尚与追求是有内在根据的。


二、由大到小的家庭规模

  山西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与人口规模在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本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美籍学者卜凯在22个省进行了调查,在山西省他选择了五台与武乡两县,其调查结果,山西武乡县农民家庭人口平均为 4.51人,比安徽与河南低1至2人,这表明山西省的农民家庭规模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另据国民党内政部统计司分省户口调查统计,1928年,山西全省家庭户规模城乡合计为5.158人,太原市为4.378人。(《中国第三次人中普查资料分析》)

  按照农民家庭大小的次序分配情况,以武乡为例,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251户被调查的家庭当中,4人家庭最多,有54户,占被调查总数的21.4%;3人家庭为47户,占19%,5人家庭42户,占17%;6人家庭30户,占12%,其次为2人家庭,7人家庭。峰值为四口之家。

  如果说卜凯的调查代表了解放前山西农村家庭规模及分布状况的话。那么,80年代后,山西农村家庭又有新的变化。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山西省户均人口为4.07人,其中城镇平均每户4.06人,乡村平均每户 4.12人,太原市户均人口为4.2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山西城乡家庭的人口规模从5.158人,减少到 4.07人,太原市则由4.378人降到4.2人。农村家庭规模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从4.51人减少到4.12人。

  从人口数在家庭的分布上也可看出山西省家庭户规模的变动。

  1982年,山西农村家庭中,5人户由20年代的17%增加到18.33%,人户增加了近一倍的比例,2人户,3人户均增加了 2个百分点,4人户有所减少,6人户与7人户减少一个百分点,8人以上户几乎下降了一倍)。

  以上情况说明,半个世纪以来,山西农村家庭户的人口规模缩小了。

  家庭结构的简单化,是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里,我们主要以代际层次为标准,探讨山西农村社会中,一代人家庭、两代人,三代人以及三代人以上家庭的变化。根据卜凯教授的调查,20年代中国农村三代人以上的大家庭要占到农民家庭的64%,大家庭内的亲属,除了家长,妻子与未婚嫁子女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子媳占全农家的1/3,有母亲者占1/5强,有父亲者占3.6%。此外,还有兄弟、妹妹、小姨、堂兄等32种不同的亲属。

  山西武乡县的大家庭占所调查数的 55.8%,其家属同居者除了夫妻双方及未婚、已婚子女和父母之外,还有家长兄弟占8.8%,兄弟媳妇占5.6%,未婚妹妹占2.4%,外侄占7.4%,侄女占5.1%等。(卜凯:《中国农家的经济》)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所作的老年妇女生育史的调查表明:3O到40年代中国农村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占30%,两代人以上的大家庭占66%,这同卜凯的调查是接近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变迁,山西农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核心家庭大量增加,三代以及三代以上的家庭明显减少,家庭的代际结构趋于简单化。

  三代以上的大家庭由64%。下降到14.94%,而核心家庭则上升到64.94%,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山西农村家庭类型的主要形式。当然,如果把卜凯的调查与1982年的调查相比较,大家庭的分裂主要表现在同居的亲属大量减少。若将金陵大学于民国17年至22年在全国16个省 100处,3764个农户家庭调查,与今日情况相比较,变化也是明显的,当时调查结果,小家庭最多占62.8%,大家庭占35.1%,大体上北部小家庭较少,如第七区包括山西的静乐、太谷,寿阳及陕西与内蒙古的几个县,小家庭占55 4%。(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三、山西农村家庭一瞥

  目前,变革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变动也沸扬不止。据统计,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农村家庭人口规模由1978年的每户5.74人,下降到1987年的5.01人,10年减少用0.73人。无疑,计划生育的推行是农村家庭人口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家庭户10年中上升2821万户,而人口却由1978年的79014万人下降到57711万人。(《中国统计年鉴》)这意味着,农村社会分化的加剧。另据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农村家庭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986年中国农村的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73.3%,比1978年前65.4%上升了7.9%,比1960年前后的54.5%,上升了18.8%,与此同时,那种三代人以上的家庭则呈下降趋势,主干家庭1986年比1978年下降66%,比1960年前后下降13.5%,联合家庭1986年仅占1.6%,比1978年减少1.3%,比1960年前后减少6.1%。(《亚太经济时报》)

  目前,山西农村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尽管家庭结构的简单化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农村变革最显著的特点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社会方面的变革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城市化推进速度缓慢,非农产业与农业仍有紧密联系,职业的固定化还未形成,人口的社会流动在城乡户籍、职业的严格限制下步履维艰。农村家庭的功能外化才刚刚开始,它还保持着消费、生育、托儿所与养老院的功能,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又恢复了生产功能。生产职能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到家庭结构的变化。

  因此,山西农民无论是观念还是家庭实际情况都反映了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特征。

  从观念上看,农民对于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仍有强烈的追求,这同城市社会的观念差距甚大。

  从农村家庭的实际状况看,虽然核心家庭已占到相当比重,但它还不是现代化的小家庭,它还受土地、户籍制度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能自由流动,而且,家庭仍然执行着多种社会功能,核心家庭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原有母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网络,他们之间仍然有着经济的、赡养的、地缘的等等联系,这远比城市社会更为复杂。

  因此,农村的核心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仅是现代核心家庭的外在形态。农村家庭的小型化真正摆脱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束缚,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农村工业化,农民人口城市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的长短,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还取决于分工的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生产与社会生活社会化的发展程度。

  当然,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并不会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由黄河文明赋予的重家庭一重人伦等价值观仍将在社会的大跃迁中保持下来。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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