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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变化中的婚嫁传统

  远嫁,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做女人的不幸。

  背井离乡,远离亲人,隔山隔水总相望。这使那些不得不进入另一个陌生环境和家庭的女人更加感到孤立无援。

  古时候,昭君出塞,公主和亲都被认为是承担了巨大的牺牲。无论今人用现代的价值标准如何为她们重新塑像,然而,当时的远嫁异域他乡,总是一种痛苦的别离和无奈的选择。正因如此,文人墨客为她们进行素描时,总免不了抹上一层忧伤的色彩。

  于是,才有许许多多讲述她们离愁别怨的故事流传;

  于是,才留下了她们青春的碑和年轻的冢让后人凭吊。


一、狭小的通婚范围

  男婚女嫁,娶进和嫁出是男女最基本的通婚形式,这种婚姻形式维系着血缘纽带和父系继嗣建立起来的村落共同体。

  多少年来,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山乡,如山西这样交通不便的地方,男女通婚的范围不超过周边相邻近的自然村落。用社会学家们喜欢使用的“通婚半径”概念来估计,平均只在几里之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通婚体系,网络相联,地域相依。

  通过保存下来的一些家谱和现有的户籍资料,我们发现,在很多村庄里,男性村民的祖母、母亲和他们的妻子都来自同一个相邻的村庄,张村固定从李村娶进女人,李庄固定向张树嫁出女人。本村、邻村及邻县是他们娶嫁的固定范围。

  山西五台县的徐继畲,曾以撰写《瀛环志略》而闻名,他的家族从其高祖直到徐继畲本人,五代中有男性50人,娶妻者44人,娶妻61人,其中,本村有11人,本县邻村29人,邻县有21人,全部在很近的范围之内。

  再如山西新绛县万安乡的一个村庄从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全村结婚青年共 146人,与本村联姻者占72人,达50%。也就是说有一半的青年是在本村范围内选择配偶的。

  近嫁近娶,这是农耕社会定居生存方式的产物,也是农民紧紧依附于一块祖先留下来的固定土地,绝少流动,生活范围和视野相对狭窄的一种体现。

  在包办婚姻的条件下,农村青年的择偶一般都是在父母的老亲戚、老朋友、本村或娘家村以及媒人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进行的。而朋友、近邻与相识者的子女又是主要的择偶对象。这本身就限制了婚嫁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择偶标准中,追求婚姻的稳定是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因而,可靠便意味着熟悉,知根知底,父母相识,在同一个社区,这些都可以促使婚姻的稳定。由于他们的父母受当时交通、社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交往范围狭小,农民的交往又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只是在血缘与地缘关系较近的人之间进行。这样,包办婚姻的婚嫁流动自然不可能是远距离的了。

  即便是自由恋爱之风开始吹拂农村大地的今天,由于交通不便,也妨碍了村与村、镇与镇之间的交往,使人们的视野受到空间距离的阻隔,望远生畏,为了走动方便,姑娘与娘家都不愿找一个远距离的婆家与亲家。

  目前的农村尽管交通条件与解放后甚至10多年前比较有了不同寻常的改善,农村青年的社会交往也有了很大的拓展,然而,这种交通的改善和交往的扩大却很少能够改善远距离的婚嫁。

  由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农村交通的改善更多地体现在了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乡村,这样一种以纵向沟通为主的特征。农村青年社会交往的特点也反映了交通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很顺利地乘车由村到镇、由市再到省城,在山西一天可达。但各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横向沟通远不如纵向交通那么方便。山西这样的山区更是如此。特别是在社区的中心乡镇,能使青年们进行经常性社会交往的场合、设施几近绝无。远距离的农村青年之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进行交往。要想让他们通过自由恋爱并组成家庭既不现实又不方便。同时,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城镇与农村之间户籍制度与身份的严格限制,农村与城镇之间纵向交通的发达并没有对青年的远娶远嫁有所帮助,他们不可能沿着纵向交通与城镇青年结合。所以,农村青年也就只能在近距离进行择偶婚嫁了。

  改革开放,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使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妨碍了子女的远嫁。对于娘家人来说,劳动力的缺乏会使他们在农忙时节手忙脚乱,影响生产。而农户生产经营独立性的大大增强也加强了自我封闭的倾向,社区交际与协作大大弱化,有经济意义的帮助与合作也只限于血缘和姻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女儿嫁得近还可以经常得到婆家与女婿的帮助。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总之,近嫁近娶仍然是目前山西农村婚嫁流动的基本形式。然而,这种稳定的传统婚嫁形式在近年来却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对于传统婚俗来讲,这种变化在将来也许是最具革命意义的变革。


二、远嫁远娶的出现

  近些年来,与农村中传统习俗重新抬头的现象同时出现的是新文明的生长,近嫁的传统在悄悄发生着变动。至少可以说,远娶远嫁的数量在引人注目地增长着。远道而来的媳妇和风尘仆仆的新娘已不再是乡村中的凤毛麟角。

  与无处不在的南方买卖人同时出现的,是古朴山村的四川媳妇,我们在忻州的小山村中看到,五十多户人家中就有近十户娶了外地媳妇,在雁北、晋城、临汾,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都有一定数量的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这里的所谓外地,并非仅指跨了乡、出了县的,而且常常是越出了市、省,甚至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如果说,城市中不同家乡的青年的结合是处于爱情和基于工作的话,那么,农村中的远嫁远娶大多出于生计的需要。

  山西的情况表明:远嫁的女人,大多来自较为贫困的省区,生长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山区的年轻姑娘,她们常常极其辛苦地劳作而仍然欠缺温饱,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劳动繁重,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女人来说,外出嫁人是一条可供选择的生路。其实,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就有一定数量的妇女流动出来,在逃离家乡的路上出嫁,远离家乡对她们并不陌生。

  如同一百多年前山西人大量的“走西口”到内外蒙古寻求生存之路一样,生活的压力会促使人口的异地流动。不过,地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山西更多的是男人外出,而地处边陆地区是女人外流。

  也有一些女人是将家乡与异乡女人的生活状况作了比较之后选择远嫁的。在南方的许多地区,习俗要求女性干更多的活,妇女不仅要养育子女,操持家务,还必须承担许多田里的活计。而北方的妇女则要轻松的多,如山西农村,妇女结婚之后就基本上不下地,做饭看孩子还可以指挥婆婆帮上一把,只能种植一二季的田里活计,有男人干就足够了。权衡之后,许多南方妇女便流向了她们并不熟悉,在气候与生活方式上有很大差异的北方。

  我们说贫穷是南方妇女外流的“推力”,是因为在原本富裕丰盛而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又为他们锦上添花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至于平原和大城市郊区,非但鲜有妇女远嫁他乡,本来就不大的通婚圈子还有缩小的趋势。

  在山西的民俗传统中,远娶一般是男子主动,娶外地媳妇的男人中有不少在村中比较特殊。在众人眼中他之所以愿意娶外地女人,是因为他找不到本地姑娘,他们通常是那些被称为“困难户”者。或者家庭经济条件差,生活水平低,有的还拉了饥荒(负债);或者是本人品行不佳,前科屡屡,劣迹斑斑;或者是其家庭的人际关系较差,名声不好;更多的是自己年龄较大,相貌丑陋,病体拖累,残缺陷者,还有一些是拖儿带女的鳏夫和好吃懒做的光棍。这些不利条件使近距离的姑娘不会嫁给他。

  这些人是择偶中庞大的需求市场,他们与外来妇女之间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双方生计与生育的考虑,而且常常是无奈的选择。

  勾通二者交易的经济人就是那些千夫所指的人贩子,他们为了谋取财钱而使用诡计和暴力拐骗妇女。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构成我们所说的婚嫁流动的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流动量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增加,外出经商、做买卖、做手艺、搞运输、跑推销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成了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并非众多而庞大的流动大军都是在异地寻求配偶,但流动的大幅度增加毕竟在更大的范围和频率上增加了人们结识和交往的机会,扩大了择偶通婚的选择范围,在流动中自主恋爱结婚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流动中的嫁娶方式同当年山西人走口外的方式非常相似。常常是一个姑娘嫁了过来,觉得这里生活还不错,气候也没有她们想象的那么恶劣,白面馒头和面条也不比大米饭差多少,于是,在欣慰之余也希望有几个同乡作伴,便自愿充当了“红娘”,几封书信便把自己的同乡好友,姐妹朋友介绍给婆婆村里的后生小伙子。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南方媳妇都是这样来的,一传一、二带三,村里的外地媳妇就象滚雪球一样逐渐多了起来。所以在区域分布上,外地媳妇往往都比较集中地在一个村或一个乡里。

  有的外地媳妇,虽然自己是稀里糊涂地嫁过来的,刚开始的一段日子里,不方便、不习惯与不满意的地方很多,但生儿育女之后也就安定下来,回娘家一二趟之后就成了两地青年的牵线搭桥者,促成了一对对异地鸳鸯。

  作为本地小伙子的父母和家庭,在苦于娶当地女子花费太大之余,发现如果娶一外地媳妇,婚姻的花费要节省的多。他们精明的头脑盘算着,娶外地媳妇,给女方的费用是一次性支付,由于距离遥远,不存在小见面、大见面、不断往来等诸多破费现象。女方的亲戚朋友都不在本地,因而,经常性的走串亲戚费用可以节省下来。更重要的是,新娘子不可能以经常回娘家对婆家进行要胁和勒索。


三、静悄悄的变革

  生活的事实也表明,远嫁过来的妇女由于失去了依靠和支持,大都可以死心踏地地与男人过日子,她们很能为家庭积累财富。在处理与婆家关系时,更少一些傲慢与骄横。所以,村民对于外地媳妇还是欢迎的。

  远嫁远娶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后代的遗传优势。聚族而居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族村落结构中,数代以上的近地缘通婚必然会造成血缘关系上的近亲繁殖,而纵横南北,相联东西的远距离婚嫁显然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传统。

  在山西许多地方的小山村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几个特别漂亮、聪明伶俐的孩子,他们在众多一起玩耍的村娃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如果感兴趣一问,原来都是南方媳妇生的。这种明显的形象与智力上的差异,不仅增加了老人们拉家常的话题,而且,人们似乎在言语中也多少领悟到了一点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味道。

  远嫁远娶的日益增加也带来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村民们面对这一生活现实,不仅接受了一些与习俗不同的东西,而且,过去由来已久的,对方言不同、生活习俗相异的外来人的排斥、隔膜、轻视的态度,也逐渐转化成了接纳、认同与欢迎。

  远距离的婚嫁也促使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习俗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和。外地的新娘子不仅推动了不同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的交流,也带来不同文化的传播,为古老、单一的山西民俗增加了一些新的色彩。显然,这一切都为封闭的生活和久远习俗的创新与变化开启了闸门。

  颇有意义的是,许多从南方嫁进来的媳妇比起当地的居民来,她们更善言辞,更为勤快与肯干,头脑也灵活,有的还掌握一技之长,能干的南方媳妇还常常以自己的出色行为成为村子的舆论中心,她们为沉寂的村庄增添了活力。

  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能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而绝少变化,缺少流动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而近娶近嫁正是导致农村社会关系的亲属化以及微型社区自我封闭的主要传统。近嫁促使由婚姻形成的家族势力和地域势力的重合。

  我们说,远娶远嫁这一静悄悄的变革,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传统婚姻的走向,这种改变意味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变得扩大起来。大大增强了社会的流动和异质分子的进入所造成的活力。它对于恋爱婚姻本身而言,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具自主性的择偶方式,对于血缘与地缘相互重合的稳定的社区和稳定的家族血缘关系则是一个有效的突破。

  相对于缺少流动的传统农村和地域狭小的通婚范围,远嫁远娶虽然不乏丑恶现象,但是在总体上无疑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进步。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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