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总是衍生出愚昧的变种。
而贫穷所造成的无数农业社会的野哭哀歌，使你几乎要把它看成是有关“洪荒远古”的记忆。作为活生生的农村现实，大量的病态婚俗仍残留着。出典妻子、交换亲缘、为已死的灵魂娶配偶、指腹为婚、娃娃定亲、童养媳等。它们所表现的惊人事实和离奇情节，在山西一些贫穷与偏僻的广袤乡野上并未绝迹。
一、出租妻子
出租妻子这种习俗在过去叫做典妻、租妻，历史上广泛流行于浙江、福建、甘肃、辽宁和山西。辽宁叫搭伙，甘肃曰僦妻，在山西被称作挂帐，百姓也有叫“拉边套”的。80年代文坛上涌现的具有深刻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寻根小说”，有意无意地暴露了类似惊人的事实。
出租妻子是一种病态的婚俗形式，简而言之，就是丈夫把妻子出租给需要老婆的人。时间长的叫做典妻，时间短的称租妻。《全国风俗大观》记述：“贫苦之家蓄妻不得温饱，可以租之于人，共订合同，半载或一年、三年，以本夫之需索，以定时期之长短。期满则退回而已。”
出租妻子是正常婚姻的变种，是买卖婚姻赤裸裸的变态。它是将女性生殖能力作为商品出租、典当以换取金钱的交易，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这是对妻子使用权的出让。因此，这种对妻子的出租、典当就具有了商品交易的色彩。在民俗中，出租妻子一般都有媒证，有契约，契约上通常要写上出典的价格、年限以及在出租期间内不得与原夫同居，所生子女应归受典者等关键条款，时间有一至二年，也有三至五年者，由租金的多少而定。契约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出资者，一份交给出人者。租妻入门后，以薄酒谢媒，不举行仪式。
出租妻子所生子女有继承权者，必须宴请亲友及长者获得认可才算有效。租典之妻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在习俗中，都与其原配丈夫保持所有权及婚姻关系，租典期满之后仍可恢复正常的夫妻关系。
租妻习俗在宋元时代就已流行，沿至明清。冯梦龙《寿宁待志》载，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归迎。典夫之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虽然朝廷与法律都对此陋俗予以禁止，如《明律·户婚·婚姻》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于人为妻妾，杖八十。《清律辑注》也解释说：“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但习俗却禁而不止。
租妻也称不上是一种婚姻形式，既不同于纳妾，也不同于寻花问柳的嫖妓。它不仅仅是文明社会的悲哀，重要的它是贫困的社会产物。
因为贫穷，有人养不起妻子儿女，愿意将老婆出租给别人，获取他所需要的金钱；也是由于贫穷，有人娶不起妻子，又希望有个儿子以传宗接代，所以就花一些钱租一个妻子生儿育女。租用别人妻子的人，有的是中年丧妻而又无力续弦者，有的是有妻不能生育者，于是与他人订立契约，占有其妻。还有因残疾或丧失生育能力者被迫出租妻子，由租用妻子的男人养家糊口，所生子女分属两个丈夫之名下。
二、为死人嫁娶的鬼婚
在山西农村，解放初鬼亲曾一度减少，而后来几乎所有的早亡子女，其父母都要为之娶嫁鬼亲。“且有所谓冥配者，以生前未经文定之夭儿，殇女死后与同穴，殊觉无谓。”（清：《介休县志》）
这是一种为已死的子女以婚礼合葬为夫妻的一种古老的迷信婚俗，“又有男子未聘女子未字，既故而后议婚，两柩合葬，谓之‘冥配’”（康熙：《临汾县志》）也称为冥婚、鬼攀亲、攀阴亲。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前提，民间俗信，人死以后在阴间的生活如同现世人间，一样在逐年长大，也同样需要饮食男女，而中国人之重视婚姻远盛于其他民族，似乎人不结婚就不成其为人了，因而死者也需择偶婚姻。
鬼婚在古代被称作“嫁殇婚”、“幽婚”。一百多年前，徐珂在他的《清稗类钞》中对山西的鬼婚作了介绍：男方家长要像儿子在世时那样给女方送礼，女方也给男方送奁具。冥婚之日，把纸扎的男女结婚人放在彩轿中以为象征，迎到男家举行典礼。由于鬼亲也要有嫁妆，所以男家往往争着与富家之亡女结为鬼亲，有时还要为此打官司。（徐珂：《清稗类钞》五册）
结婚之后，一般都要把双方亡人的尸柩迁葬于一起，由此而联姻的男女家庭，便可成为儿女亲家，彼此以亲戚之礼。明代《菽园杂记》记述说：“山西石州风俗，凡男子末娶而死，其父母俟公大有女死，必求之以亡，议婚定利纳千，率如生者，葬曰亦复宴会亲戚，女死，父母欲为赘婿，礼亦如之”所以，凡是未婚夭亡的子女，民间都要为其择偶相配，一般由父母或长者请鬼媒人择异性未婚而夭的人家说合，也有专门的阴阳先生等充当鬼媒人为之主动撮合，牵线搭配。婚配的程式一如现实人所结婚样式，只是简略一些。山西的鬼亲起源甚早，从史籍记载看，至少在宋代已经成俗，宋人郭彖在《睽本去》中载：“晋俗，男女年当婚娶，未婚而死者，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鬼亲后的两家来往如姻娅。”
在90年代的今天，鬼亲的存在与流行，说明山西农村旧习俗观念的沉淀既深且厚。生活中，父母们对于未成年的子女之死亡肯定是十分悲痛的，特别是觉得没有给他们结婚对不住死去的儿女。而且有些现实问题，如未结婚者不能立后，甚至不能进入祖坟，也使父母心理不安。这种心理的不安又使他们感到，亡故的子女也会怨恨他们，会化作鬼魅前来作祟，闹得家宅不安。为了慰籍亡灵，也为了使自己的心灵安静，因而为子女联鬼亲。这是家长们普遍的心态。当然，鬼亲之后，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对于家庭、家族势力的壮大是有利的。
三、童养媳
童养媳是传统中国颇有特色的一种婚俗。它是指有儿子的家庭，抱养人家的童女为养女等到儿子与养女达到结婚年龄，使他们完婚成亲。
此风俗在我国古已有之，古代帝王曾选择聪明美丽的幼女入宫，等到她们长大成人之后，或者为自己的嫔妃，或者把她作为礼物赐给子弟，实际上是先养后御。《三国志》中关于童养媳的记载是：“该诅国女，至10岁，婚家即迎之长养为媳。”宋代之后，这一风俗便开始盛行，从帝王之家普及于百姓。山西主要是在一些“山村贫寒之家，不能如礼者，亦间以幼女送男家养之，也有以男赘女家者。”（光绪：《翼城县志》）
童养媳的婚俗，不仅为那些买不起婢女们的小地主开了方便之门，也为那些支付不起婚嫁礼的贫寒之家，能够续继香火，增补劳动力找到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然而，为此种风俗奉献出自己青春祭品的，便是那些可怜的童养媳。
在元曲《窦娥冤》中，有一个小生窦天章，因时运不济，家破人亡一贫如洗，只剩下小女孩瑞云，为了偿还欠蔡婆婆的40两银子，只好把年仅七岁的女孩瑞云，送给蔡婆婆作童养媳。“这个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她一般。”
一买一卖，道出了童养媳婚俗的实质。它是贫穷与财婚两相结合的产物。民间多是由于经济原因，在姑娘很小的时候，男孩的父母便领养了她。未来的婆婆似乎理所当然地有权处置她，干活在前，吃饭在后，往往备遭虐待，无人理睬。从有关童养媳的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痛苦的呻吟：“小枣树，摇三摇，童养媳，真难熬，熬住公公熬住婆，脚蹬锅牌手拿着杓，喝口米汤也舒服。”
小小女孩尚未成年，压根儿不知道何为夫妻、何为妇道，就做了童养媳。小媳妇一进婆家门就过早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她的青春和爱情。
一般情况下，作为童养媳的女孩子总比男孩大几岁，大媳妇可以代替婆婆带养自己的小丈夫，白天穿衣吃饭，晚上撒尿拉屎，还可以上田间劳动，在家中伺候锅碗针线，充当如同奴婢一样的劳动力。
如此收养进门的小媳妇，在家庭地位上有些暧昧，她并不能与自己的小丈夫同床。结婚之前，她有点象家长的女儿，或者是姐妹。可事实上，她又是以未来的儿媳身份进来的，公婆一般也把她看作自家未过门的媳妇，童养媳的身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一般也只有定婚之效力，在身份上还没有同夫家发生亲属关系。
童养媳与小丈夫显然是由两性而联接的婚姻关系，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青梅竹马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国外研究者认为，童养媳与其小丈夫自小在一个家庭中生活，彼此之熟悉很容易形成一种姐弟情感。显然，姐弟情感与夫妻之间的恋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两性关系与非两性关系。其结果是造成俩人婚后性生活的冷淡，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童养媳日后的家庭子女较少。
我们且不论这种状况是否真实，但童养媳的婚姻的确是非正常的，是一种病态。过去，有的地方还有的人家未生儿子之前便抱养子媳以待之，俗称“等郎媳”。人们相信，“等郎媳”可以使那些没有子嗣的家庭能因此而“等”出个儿子来。
在正常情况下，童养媳结婚称为“圆房，”当然，童养媳即非为妇，所以虽寄养婿家，其身份犹如凡人，如果婿家有变故，仍可以回母家，婿家不能强留。
童养习俗的产生主要是经济原因。在买卖婚盛行的时代，男方非有聘礼不得娶，女无嫁妆不得嫁。男子娶新娘要花费大量钱财，相比之下，付出一笔不大数目的钱财，不仅可以省去很多花费，而且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对于女方来说，以女儿为童养媳者，大都是贫困已极被迫如此，与其卖女出手，还不如去为童养媳。当然，为了得到真正的处女，确保新娘的纯贞，也是一个因素。
童养媳的婚礼要比明媒正娶简单的多，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蔑视，而童养媳自身也由于非明媒正娶而自感形秽，无论从社会及家庭地位还是世俗观念上，都是低人一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