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建立婚姻关系的原因，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这些需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正常的性生活；情感的归属；生育后代；经济原因；俩人有了感情想永远在一起；从众心理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仅是以上几项内容重要程度与排列顺序的不同。
当然，这些需要不仅限于性的满足、情感的归属等方面，它还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事实上，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要涉及到丈夫和妻子，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并且牵扯到许多亲属关系，还会涉及到彼此的社会网络和社会阶层。
社会对于任何个人的择偶标准具有巨大的影响，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对于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因此，社会对于个人的择偶有很大的限制。具体说来，未婚男女在择偶时至少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标准，即社会属性标准和自然属性标准。
择偶标准的自然属性方面导致人们把相貌、身体、年龄、肤色、民族等等作为择偶标准，而社会属性又使得人们把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政治观点、家庭背景等条件作为择偶标准。
在中国，由于青年男女在人格，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独立于父母的程度较低，家庭在择偶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如前所述，子女的婚姻在很多方面都对原有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在择偶时往往会出现父母与子女两个方面的标准，即便是现代社会，年轻人在择偶时更多地注意到了双方的情感、对方的容貌、才干，贤惠、性格等等条件，而父母则不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个人婚姻的体验，使他们作为“过来人”在看待青年人的择偶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如果父母与子女的择偶标准是一致的，那么，这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形式了。然而，在生活中两者往往不尽一致，体现在择偶标准上便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隔代指定性婚姻，另一种则是自由选择式婚姻，或称自由恋爱，其择偶特点是以婚姻当事人为主进行选择。
隔代选择性婚姻俗称包办婚姻，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非常狭小或者根本就没有选择，有关婚姻的主要决策是什么时候完婚，而不是与谁结婚。择偶完全是根据家庭、家族的标准，由家长们达成协议、而不是由新郎新娘作主，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
一、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是我国传统习俗中择偶标准所注重的。在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中，婚姻是家族延续的链条。《礼记·昏文》：“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祖宗，下以继后世。”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婚姻仅是保持并维系家族的手段。有了婚姻，子孙们才可以崇先报本，生养死祭。
婚姻是家庭这部交响乐的序曲，它的主要目的是：广家族，繁子孙；养父母，求内助；别男女，定人道。中国有关婚姻的民情风俗色彩缤纷，如诗如画。然而，婚俗形式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也正在于此。
广家族，繁子孙。这种婚姻价值毫不犹豫地把人们的性关系降到了生儿育女的水平，娶妻即为了生子求后，传宗接代，因而也就有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对于无法生出儿子的妻子，礼列七出，可以被堂而皇之地休了。结婚不仅为了求子，而且希望子孙众多，以达广继嗣之目的，所以民俗中的婚礼仪物，多寓此意。
养父母，求内助。婚姻中的男女结合，是为了给男性家族找一个能够供奉公婆、丈夫的媳妇，管理家务的能手和抚养子女的母亲，以至今天我们仍把好妻子尊之为“贤内助”。在民间习俗中，青年男女结婚，通常被说成是娶媳妇，而不是娶妻子，习俗观念的要义是家庭或公婆在“娶媳妇”。
别男女，定人道。婚姻使女人成为一个男人的终身奴仆，给他做饭、洗衣服、满足他的性要求，为他养育子女，也使男人和妻子住在一起，养家糊口，抚养子女，双方都有权享受对方的劳动成果。婚姻也是社会为性所筑起的一道防御圈，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限制在夫妻之间，以防止性的混乱所导致的血缘混乱，维护社会身份与财产的正常继承。
婚姻也是人伦之始，有男女婚姻才有父子君臣和伦常礼义，婚姻是社会组织的渊源。
由此可见，婚姻的目的完全是由家庭、家族的利益为基准的。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在这里是微不足道的，且青年男女的私交、私通，私奔，都是“大防”，应当禁止的。这样，由社会习俗、政治法律诸因素逐步就形成了择偶标准方面的诸多禁忌与限制。它完全淹没了个人选择的机会。
这些限制与禁忌包括：阶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如“良贱不婚”，“官民不婚”，“士庶不婚”，“贫富不通婚”。亲属关系方面的限制有，“同姓不婚”，“宗亲不婚”，“尊卑不婚”，异母与异父兄弟姐妹不婚。习俗观念方面有，属相相克不婚，生辰八字不合不婚。
这些禁忌与限制贯穿着一个原则即是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同类婚姻与等同性原则。说到底是要求婚姻当事人双方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这个词是由住宅建筑上的“门档”和“户旦”两个词演化而来的。前者是住宅上横伸于门楣上的两根圆木，户旦则是住宅正门前面两侧对立的圆形盘石，有地位的人家才有此物。于是在俗传中便以此比喻门第，演绎出门当户对，借用于婚姻择偶标准的等级观念和等同性原则。它的要求主要是婚姻当事人的出身家庭和自身条件必须在社会地位、文化水准、生活方式、家族声望、经济状况和价值观念诸方面互相般配，彼此认同。千百年来门当户对已成风俗，作为议婚标准一直制约着人们的择偶行为。
二、情感与条件的选择
解放以后，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受到很大冲击。然而，在择偶标准中也加入了一些非正常的政治因素，如60、70年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农村青年在择偶时，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当时，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限制，社会分化很小，各个家庭的贫富差别不大，因而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并不高。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如果择到几代红的家庭，就算是高攀了。这种标准如果从政治标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方面讲，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门当户对。”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分化的加速和青年人独立性的增强，使得青年男女个人条件相当成了择偶的现实标准，尽管家庭条件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婚姻当事人所追求的彼此相当的条件主要包括职业、收入、文化水平、相貌和身高。尽管感情因素越来越重要，然而爱情并非是虚幻的精神，它仍然受到以上条件的制约。
此外，中国目前存在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刚性的职业结构，城乡交流的限制仍然是情感择偶的结构性障碍。它使得城里人与农村人，大城市与小城镇，高学历与低文化，跨地区的择偶变得不近实际，造成了农民只能找农民，城市人只能与城市人结婚，地位与所受教育相当的人才有更大的可能彼此联姻等等事实上的“门当户对”。也就是说，门当户对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要趋势为：个人的条件渐渐取代家庭的条件而上升为主要标准。就城市而言，社会学家们发现：女青年的择偶标准一般是才干、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相貌、自信，热爱生活与身高。而男青年的择偶要求一般为相貌、贤惠、职业、忠实。理家能力等等，这些标准的重要程度在择偶过程中因人而异。
与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城市相比，农村社会的变化相对缓慢一些。就山西农村的择偶观念而言，在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洗礼中，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已经开始抛弃择偶中门当户对的传统模式，具有了现代意识。成年人的变化则是有限的，根深蒂固地传统择偶标准仍支配着大多数人的观念。
在对山西汾阳、天镇四个村庄择偶标准调查情况时，我们的问卷题目是：你认为在选择伴侣时首先应考虑对方的什么条件。
从调查的情况看，人们对择偶要求的主要因素都集中在反映传统习俗的门当户对和表现现代择偶趋势的感情因素方面。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择偶标准，几乎是以差不多的比例存在于农村社会。青年人与成年人在择偶标准的很多方面都有相差无几的共识，但在门当户对与感情因素方面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门当户对在成年人中受到较多的重视，反之，青年人更加注重情感因素。此外，非家庭的个人素质作为标准也受到了农民的高度重视。
农村择偶标准的变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不同年龄人的选择上。我们在山西定襄、寿阳、离石、夏县所属的四个村庄的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了不同年龄层时择偶标准的选择情况。调查所示，山西农民的择偶标准从感情、忠诚、门当户对、家里富、长相好到文化程度高，依次是递减的状况，在诸种标准当中，感情、忠诚、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对于中国的传统婚姻来说，高移定性和低质量是一个重要特征。强调感情和忠诚，反映了农民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感情的要求较老一辈更为突出，这也说明劳动艰苦、生活单调、移情能力较低的农民对于家庭中情感以及彼此忠诚的期待是很强烈的。目前山西农村中因感情不合、彼此不忠所导致的离婚现象并非个别现象，情感与忠诚的要求是农民希望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
门当户对尽管仍然是择偶的主要标准，但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随着年龄层的降低，对其要求也在逐渐降低。从调查的情况看，长相和文化程度作为择偶标准在老年人眼里是没有价值的，但青年一代的审美意识增强，开始注意到了对方的形象和文化程度，但对文化程度的重视仍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文化程度的高低在农村生产和生活中并不能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是农村社会对文化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必然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山西农民的择偶观念的一些变化。然而，观念的变革同实际的婚姻选择毕竟还是有距离的，而且往往是不一致的。我们就与上述调查相同的四个村庄和被调查者，就较易衡量的经济条件，又对他们所实际选择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反映门当户对的同类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着实际的配偶选择
从结婚时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看，门当户对婚姻在目前的山西农村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而经济条件相差巨大的男女婚姻只占很小的比例。
生活告诉我们，尽管门第悬殊，经济条件相差巨大的男女青年仅仅依靠彼此的情感而终成眷属者，经常受到社会公开舆论和文人作家的推崇与歌颂，但这种婚姻往往是失败的，在农村，它仅仅是青年人追求的一种理想而已。
情感择偶与门当户对并不是对立的，爱情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之上方可能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开出美丽的花朵。这种情况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在女方向男方索要结婚彩礼时，男家越贫穷，彩礼便要的越多，相反，生活富庶的婆家使姑娘们的彩礼要的很少。
山西地处内陆，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民刚刚摆脱贫困，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仍然是农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人们在择偶时把经济条件放在突出地位是很自然的，选择一个家庭状况差不多的人为伴侣，对日后家庭的幸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考虑家庭经济状况的同时考虑双方的情感因素，这种标准是适应农村目前发展阶段的。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当人们逐步摆脱为谋生而生活的状态时，爱情因素在择偶标准中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三、合八字、避六冲
在民俗中，择偶标准除了经济、社会、情感等因素之外，择偶能否成功，婚姻是否幸福，男女能否相配，还有一整套关于生辰八字的属相方面的习惯讲究和标准。
男女属相是传统民俗中择偶时非常讲究的，属相不合在旧时是绝对不能婚配的，即便是在今日的山西农村，青年男女如有属相相克之嫌，双方的家庭总免不了有些踌躇。
属相是以十二地支和与之相对应的动物循还往复地记录人们的生年，这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属相，以人的所生之年定所属动物，这是中国人一个很独特的记人生年的办法。由此，在民间便产生了一种属相与人的时能、品性与命运三者间的沟通。似乎属什么动物的人也就具有了那种动物的禀性，尤如西方人所信奉的星座，个人的生肖所属成了自己的本命之神。
这种观念和习俗被运用到了许多正式的场合，像结婚这种男女交感孕育生命的重大时刻属相是否相配，生肖是否相克更是必不可少的标准了。
在山西民间流传的所谓相合者为：
子与丑合——鼠与牛相合
巳与个合——蛇与候相合
寅与亥合——虎与猪相合
午与未合——马与羊相合
辰与酉合——龙与鸡相合
卯与戌合——兔与狗相合
属相不相合者有以下民谚：
白马怕金牛，羊鼠一旦休。
蛇虎如刀错，免龙泪交流。
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
所谓生肖属相的相生相克，源于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按照中国人古老的观念，大至茫茫宇宙，小至蚂蚁昆虫，都离不开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的相生规律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其相克规律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又克土……，以此相生相克往复无穷。
在属相方面，由于十二地支属五行，所以属相之间也就有了相生相克的关系，这种关系适用于各种人际关系，婚配自然不能例外。特别是经过方家术士之手，使其变得具有了神秘色彩，男婚配中犯六冲是极为忌讳的。
在农村，一旦夫妻反目，外人最直接的评语就是个性不合，再进一步，则是八字相克了。如果我们找到算命先生，算算自己的婚姻，他一定会说：“报上八字吧”。
在民俗中，合八字是择偶时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八字相合，可以续婚面议，如八字有相克之处，则要立即停止，就此打住。所谓八字，我国古代用天干地支去来计算年月时辰，这样，一个人生日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这四个时刻的干支加起来正好是八字，于是民间简称“八字”。
批八字的是算命先生，合八字的原则也有许多，如男子应注意女方的夫星、子星，因为关系到丈夫与子女的命运，且二者的命数强弱也不能失之平衡，男女年令相差六年六个月也是不吉利的，是犯六冲的。还有所谓“庚辰冲甲戌，丙子冲庚午”等一整套“天克地冲”的推算方法。如果八字相适相合，那就是缘分所系了。
因为在五行中没有哪一项是特别的好与坏，它们是由多种功能的互相感应形成生与克的关系，故八字也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关键是与谁相合。然而，任何人的八字都是身不由己，谁也无法改变，故合八字就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了。
如何推算八字，这属于算命先生的专利，外人一般难知其详。男女八字如何相生、如何相克，是由算命先生推算出来的。由属相和八字所形成的择偶习俗，尽管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所形成的民俗观念却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阴魂不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