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上，《易经》也许是最具魅力的中国古籍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部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经典之作就为后来的中国男人们和女人们确定了自己的坐标。
“坤乾，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得，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阴阳有道，男女有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农村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的民俗文化色彩浓厚的地方，社会的变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环境较为固定，人们的同质性很强。对于农民而言，未来不一定是玫瑰色的，它是一个已知的，向前无限伸展的连续统一体。孩子们一般都可以从父母或者祖父母身上看到自己从童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以后的肯定而且是没有疑问的形象。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代际交替是通过社会化完成的。
社会化是人适应社会的过程，作为社会的一员，一个人只有加入到其他人的行列之中，逐步学习和掌握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一系列知识、技能、信仰和价值观念之后，我们才能说他已经社会化了。
一、育儿习俗
我们知道，婴儿的抚育方式对其性格与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民俗里，育儿期的母子关系基本上是按照非语言的联系而建立的。在山西农村，父亲并不参与孩子的抚育，母亲在孩子身边的时间最长，同吃同睡，她们强调身体活动更甚于语言性活动。鼓励顺从是中国人育儿的一个显著特征，乖孩子，听大人的话，老实一点都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当孩子表示自己的意愿哭闹时，母亲的反应往往是全力以赴地去哄孩子，或使他安静老实。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孩子身体活动不积极，言语性的活动也很少。没有积极的言语交流和对婴儿足够的尊重，致使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主张，以及独立性等性格在婴儿期间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而发展起来。
在农村育儿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没有幼儿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如今，在城市，幼儿园及电视等已部分地取代了家庭父母的育儿功能，而幼儿园等育儿方式已基本上脱离了传统的民俗轨道。农村则不然，农村姑娘有进城当保姆的，但农民却从不请保姆，多一个孩子无非是吃饭时多添一把米，孩子们没有电动玩具但却有活生生的鸡、猫、狗，他们也许从没到过公园，但却每天生活在大自然的公园里。国庆节与“五一”节、“七一”与“八一”，对他们没有意义，在他们的时间表上，没有星期天，亲朋好友的婚丧嫁娶、腊八与八月十五是他们盛大的节日。所以父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风俗习惯带着孩子们走进成年。
由于缺少文化，农村育儿方式中更多的不是体现在对孩子智力、知识与心理的培育上，而是表现在防病消灾，注重身体与对复杂的家族关系的认同上。
为了能够使孩子的身体能够按照父母希望的形象成长，婴儿出生以后“睡头”和“穿罗裙”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刚出生，头型不规则，为了能使孩子长大后有一个较好的头型，就必须睡头，用玉米、绿豆、谷子等等较硬的粮食装成一个枕头，“洗三”之后开始睡头，直到百天为止。此外，婴儿满月之后一般要用较粗的带子将双腿绑住，以一个月左右为期，俗以为这样就会使孩子长大后腿笔直不曲。
由父母直接带孩子这是农村育儿的一般模式，对于头生儿尤其如此，隔代抚养往往存在于有几个孩子的家庭。山西的民俗中，在众亲戚中，特别重视舅舅，故有些男孩往往寄于舅舅家抚养，这类孩子要在脖后留下一撮头发，长长之后就梳成一根小辫子，俗称舅舅毛，表示不忘舅父家养育之恩，回到父母身边之后才把它剃掉。
把孩子寄于亲戚家抚养，主要是男孩或与父母的生肖相克，或者体弱多病，为了保佑孩子健康成长，便送到与孩子生肖相同，或已有子女的亲戚家抚养，所谓寄爹、干爹等称呼便由此而来。
为了除灾免祸，使孩子生命不息，在鬼节——即清明节前后两天，父母要给孩子配戴五色线带，一般有蓝、白、紫、黄、绿、用以象征大自然中的蓝天、雪地；红阳婆与紫阴影，黄牙牙和绿草草等这些充满生机的东西。用布剪成棋子大小的圆片，用线依次串成一串，挂在小孩左胸前，俗称戴红花紫子，用以赴鬼避邪，鬼日过去，把它取下掷于十字路口，以送走灾难。
这些风俗形成于婴儿死亡率极高的旧时代，是对死亡的消极防范。在孩子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父母们有意无意地植入了自己的期待，而风俗则成了孩子们无声的教师。
二、男女分途
如果说古代的阴阳世界观在自然的层次上为男人、女人确定了位置的话，那么孔夫子毫不犹豫地规范了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他认为男人主外，女子主内是各自的天职。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我国儒家的发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文化倾向。
人们期望男人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工作、生产方面，放在小家庭以外的大事情上，如政治活动、战争，兴邦立国、积累财富等方面。人们也希望妇女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方面。
特别是在中国民间，习俗认为儿子是自家的，能抵门顶户，传宗接代；而女儿终归是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所以，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村的家庭对儿子与女儿在情感上的投入尽管没什么差别。然而，对于儿子与女儿在培养与期待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差异：在一切强调先赋、血缘、血统的社会中，如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尽管人们都相信，性别角色行为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由生物差别天生造成的差异，但任何社会都不会听其自然发展，相反的，在婴儿还不供任何语言的情况下，人们就已经告诉他们是男、是女这类性别问题了。并对他们的得体行为予以赞扬，对不得体行为予以限制。
人们从婴儿期就开始具备的品性将随着年龄而逐渐增长。根据民俗：满月时的人生预测就是成人对婴儿的第一次划分。当小孩子能够玩东西之后，家长们就开始根据性别来严格限制孩子所玩的界线了。衣服被分成男女不同的颜色，发式各有特色，农村的小姑娘很少有被允许玩水、爬墙、爬树、打架、偷瓜摘杏的行为，而小男孩同样不允许抱布娃娃，使用针线做活。如果一个多情的小男孩每天缠着母亲要布娃娃，定会得到一顿训斥，用雁北话讲“老婆汉相，什么都想要，没出急。”如果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每天跟着男孩子摸爬滚打，将被视为“没有女孩子样”而遭禁止。
什么是女孩子样呢？多少年来，女孩都因为对布娃娃、过家家具有温和与细腻的行为而受到赞扬，人们眼中的女孩子应当是美丽的，温柔、谦和、勤快、衣饰整洁、行为规矩，甚至胆小爱流眼泪。而男孩子有出息的表现则是大胆，不爱哭而表现的坚强，不受欺侮而表现的勇敢，以及能够承担责任的健壮，他们表示反抗与独立性的行为和性格往往还受到鼓励。
当孩子成长到能够为父母出一把力的时候，这种潜在的性别之间的不同安排所造成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一个母亲绝不会去让男孩子扫地洗碗，也不会在盖房耕作时要女孩子帮上一把。正是父母对待男孩子与女孩不同的态度及所造成的差异，使人们从小就明白了自己的性别角色，而父母在家中的角色，所谓娘家与婆家的地位也使孩子们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这一切不仅反映了父母对孩子的角色期待，更重要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民情风俗中所体现的价值倾向。
婴儿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社会风俗文化，社会的风俗文化也被灌输给了成长中的儿童，而家庭、父母则是二者的中介。
三、性的隔离
在男女分途的风俗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性的区别、性的禁忌与性的隔离。
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尽管同性恋，两性人，阴阳人的一些真实情况逐步被人们所理解，但在社会上人们总是带有一种嘲弄、蔑视的态度。衣服与头饰也是这样，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社会上的不少年轻人在穿衣与发式上似乎淡化了性别方面的特征，小伙子穿花衣、留长发，还穿着后跟颇高的皮鞋，姑娘们留短发着男装，这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然而，社会的主干文化风俗对此仍然是排斥的，与过去不同的仅是多了一些理解与宽容。
在我们的传统风俗中，划分阴阳，区别男女，在中国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需求，似乎男女不分，一切行为方式都将失去依据，乾坤翻转了。所以，从最明显的着装和发式上最忌男女不辨。男女服装，每一个朝代无论是礼法的规定还是时尚的要求，都有严格的区别。男穿女服，女着男装是穿衣的大忌，男女服装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大致的定格，是男人还是女人，从服装和头饰上一看便知，这才是中国人的习惯。
在风俗中，男人和女人几乎分属于两个世界。男人干男人的活，女人专司女人之职，俗语中讲“男做女工，越做越穷”，山西还有“男女不贸易”的说法。“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也是流传较广的民俗，中秋之夜，男子多不拜月亮，俗调月亮属于太阳，月神嫦娥为女性，所以只能由妇女拜月。
习俗对于男女间的彼此隔离与性的禁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加强的。10岁以前，习俗允许男孩与女孩在一起玩耍，他们不仅可以浑身一丝不挂地在泥水里打闹，而且还可以玩假结婚的游戏。但是在10岁以后，由于生理的迅速发育和自我性别意识的加强，也由于社会规范与习俗的要求，男女彼此分成两个群体，彼此的联系明显地减少了。
从成年之后直到结婚年龄到来之前，民俗对男女关系的禁忌是最严格的。所谓男女不同群，“男女授受不亲”在此时表现得最为突出，习俗要求此时的男女之间一般不说话，不相视，不拉手，不互赠礼品，以防被人猜忌有性行为的发生。甚至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及兄妹之间在公开场合的接触也是极为谨慎的，任何跨越雷池半步的行为都会受到从村中舆论到家中父母的严密监视与强烈谴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