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里山河”的山西，从南到北都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老房子、老宅子。这些老房子、老宅子，建筑学家称之为民居，当地人则喜欢并习惯地叫它为“大院”。如同地上文物古迹是中国的最富一样，山西的民居建筑艺术群在全国亦是首富。去山西看大院，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看全的事。因为，其分布星罗棋布，其造房艺术各有千秋。就普通的游人来说，交通较为便利，可看的地方相对集中，那么，首选的地方总该是晋中一带的大院了。
晋中大院的崛起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新的旅游人造景观———深圳中华民俗村大获成功的启发，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祁县政府投资修缮的山西第一个以民居建筑艺术为主展内容的民俗博物馆，才在昔日的晋商豪门宅院乔家建成开放。那时的乔家大院远没有现在这样知名，陆路交通也远没有现在这样便利，所以旅游观光的人并不是很多。然而，真正的明珠当会被人垂青，真正的第一总会受人敬重。当张艺谋决定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搬上银幕，而苦于没有适合这部片子的拍摄景地的时候，时在山西电视台工作的潘大为便为张艺谋推荐了乔家大院。至今我还记得，开拍仪式结束后，张艺谋和他这部戏的主创人员击掌相庆，为能找到这样一个南戏可以北拍的实景地而喜出望外的情景。这之后，《大红灯笼高高挂》借助着乔家古风幽邃的大院背景而轰动一时，而乔家大院也因《大红灯笼高高挂》声誉鹊起，尽管乔家的家训是不准纳妾的，但观众仍把小说和实景拍摄地联系起来想、联系起来看；不多时，余秋雨的长篇文化散文《抱愧山西》，又将晋商长达
500年的辉煌史、兴衰史，以及山西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有的一段“海内最富”，传播给了无数读者；九十年代中期，著名学者费孝通、李亦园发表了《晋商的理财文化》和《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两篇推波助澜的好文章，对晋商文化和晋商宅院知之不多的人士，始知在这些风云城堡里，晋商人物，交错济世，可佩可怀；遗落的宅院尘埃，风雨忧愁后的澄明凝境，又令多少人在惊讶它何以仍存人间的同时，又来到这里追寻它的逝水流年。
晋中大院不同于北京四合院
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并一路走红，位于祁县古城东大街路北的渠家大院、太谷县北村的曹家大院、灵石县静升镇的王家大院也相继整修布展开放。可以说，这四座晋商宅院犹如中国民居的四大名旦，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让怀有安居乐业之理想的游人大饱眼福的民居建筑奇观。毫无疑问，散布在晋中地区的这些大院，是过去的豪门富户用现在已很难换算清楚的银子堆积起来的；敦实而又显呆板的围墙城堡，其实就是温厚含蓄的资本运作后的物化和流变。每一座大院的落成，都是人的财富的标志。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财富的话，那么，这些深宅大院就是一个个会告诉你的实际范本。
这些大院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大院子，而是一座可供整个大家族以及勤杂保卫人员居住在一起的城堡，所以众多院落与房屋联接起来，足可以组成一个汉字的造型。不知是当初建造这些大院主人的有意设计，还是后世有人附会，高空俯视：你可以看到乔家大院呈一个双“喜喜”字，曹家大院呈一个“寿”字，王家大院呈一个“王”，而渠家大院则因建在祁县城里的缘故，虽没有呈现什么字的说法，但鼎盛时，渠家大院所占面积竟达
23628平方米，祁县人于是送给渠家一句美誉———“渠半城”。对此，我曾问过渠家渠源浈的曾孙、现任温州文联主席的渠川先生。他说，“说‘渠半城’或许是夸张了一点，说‘四分之一’才是准确的”。
这些大院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修建一开始，就是双线发展的。一方面，它们严格按照封建的礼数、程式和规定，进行着秩序的编排和顺从。如，住宅：官职三品以上的，堂舍不能超过五间九架，门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的，堂舍五间七架，门屋三间两架；六、七品以下的，堂舍三间五架，门屋一间两架。另一方面，则是阔起来以后的野逸不拘，总想在严谨的千篇一律中变通出一种与情理相依的自我形象和精神。于是，这两条线就此消彼长地交融在住宅、砖雕、木雕、石雕的各个部分。具体到实例上，就是在堂舍上面加盖一层或多层楼舍。这种独特的变通心机和无可指控的“加层”技巧，风靡一时，以至于当时的京城竟出现“河南人爱穿绸，山西人爱盖楼”的流行语。正是晋商的这种对封建建筑法式的巧妙挑战，才使得中国大地上也有类似欧洲的那种私人城堡留存，并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份可与他人比肩的、凝重而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四座大院有“实”、“逸”、“阔”、“派”之气
乔家大院外围是高大而厚重的全封闭的砖墙、建筑类似城门洞式。方正与稳重，平实与古朴，使整个宅院内的六所大院、二十进小院、
313间房屋，都处于一种外实内静的氤氲之中。更有意思的是，乔家“实”的突出表现，还在于游人不太注意的倒座院、偏院的房顶都是平顶房。平顶房上铺的都是方砖，砖下铺的是用石灰、米汤、蜂蜜或糖混合而成的“三合土”。人在上面走，屋里人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曾有幸从一个小暗间的通道楼梯上房顶走过。上去以后，所有的院落都有或宽或窄的道路能通到看到巡视到。联系到乔家不准纳妾的家训，以及夫妇分房而居，定期相聚，可见乔家鼎盛时期家教之严、之实。
渠家大院又名为“晋商文化博物馆”。它外观虽然也是城堡式的，但与乔家大院的封闭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十八个四合院尽管也是各成体系，但各院之间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连院的飘逸格局。渠家的“逸”，你若看了全部是用青石浮雕刻成的长裕川茶庄的门面，便会一目了然。一进大院，民居建筑中极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落直对你的眼帘，举目望去，大有浪迹天涯路的深邃气象。特别值得一看的是，渠家大院在南部的建筑群落中，还单独建有一座戏台院。家里有戏台，这在华北民居中本已是很少见了，更少见的是渠家大院的这个主人渠源淦，不但建了戏台和戏台院，而且还亲自组建了一个戏班子，叫“上下聚梨园”。渠源淦是渠家“源”字辈最小的弟弟，由于他父亲60来岁时才有的他，所以对他异常宠溺。后来他承继家业，什么也不干，就是爱个唱戏。当时晋商的文化娱乐就是看戏，流行的时尚也是竞相办戏班。与其他晋商不同的是，渠源淦是真懂梆子戏，真迷“中路调”。他办的“上下聚梨园”。所谓的“上聚梨园”，实际上就是以演出为主的一个戏班，“下聚梨园”，则以培养小艺伶为主要目的。从同治年间起，他的“上下聚梨园”，便成为中路梆子最有影响的一家，并曾唱红过京城。但是最后他生活无着，只好把院子“典”给了叔伯哥哥渠源潮，这真是晋商中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我想，即使是没到过曹家大院的人，恐怕也听传曹家有慈禧太后赐给的三件宝：用黄、白、乌三金制成的金火车头，明代仇瑛仿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镜面景色用珍奇异鸟的羽毛粘接而成的羽毛镜。既然盛传曹家借钱给西逃的慈禧太后，并得到赏物，那么其“富可敌国”的印象已是深不可没，如果再踏入曹家大院，这种“阔”气可以说是迎风扑面，无处不在。阔大气派的3座高楼，就是三多堂“多福、多寿、多男”的标志式建筑。曹家还养有家兵，最多时“招致勇士”
500人，最少时也有80人。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曹家还效仿乾隆皇帝营建避暑山庄的气派，在位于太谷南山浒泊口内、范家庄东面二里处，营建了一座私家避暑山庄。虽然庄名“青龙寨”太土气，但庄内修有假山、曲径、鱼池、亭榭。如此奢华，最终仍化作鸦片烟的袅袅青烟。
王家大院是晋商宅院最晚一个对游人开放的，但也是后来居上的一个大院奇迹。王家老祖是元朝末年来自太原的佃农，明清两代，成为亦商亦儒亦官的灵石望族，大院选址于北傍高坡，南望开阔，高出平地约八九米的台地上。目前开放的两处，西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年间；东称高家崖堡，建于嘉庆初年。东堡院有院落26个，东中西并列为六路。中间的三路院落为主院，西边的两路为书院和花园，东边的一路为厨院；西堡院共有院落28个，中间有一主干道，贯穿着三条横巷，与东堡院用一石桥相连，东西对峙，气势震人心目。如若再加上修复完好的王氏宗祠，那么，王家大院现对游人开放的总面积已达31956平方米。假若不到王家大院走一走，看一看，确实很难让人置信，在这块黄土高坡上，怎么会建有这样一座可与皇宫一比气宇的大院？
王家大院之所以够“派”，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层士大夫官僚之家的建筑风貌和气质，官气、文气多于商气，富丽中见质朴，蕴含着书卷之气，颇有文化品位。
编后小语
金风爽，假日长。京太路上，车轮滚滚；加油站内，偶闻问答：“去哪？”“去看大院！”
北京人去山西看大院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若再追问一句：“你去山西大院看什么？”其答复恐有种种。
曾闻有一种旅游方式名曰“占领”。他们意切切，步匆匆，只待人身一到，快门一按，使自己的影像与当地名胜合于一帧，便完成了“占领”之游，确也是来去如风，潇洒如云，无可厚非。私忖之：既已轻身出门，为何不能更从容、更充实，让心的寰宇、思的天地容纳古今变迁、地域风情？
于是有了此版之组合，窃以为我们这片黄土地，最先从混沌中醒来，几经灿烂，几经昏暗，几经辉煌，凡凝结成一景一胜，必有耐人寻味之处，但愿你能去追寻、去品味，去承接数千年一脉相连的潺潺清流。
摘自《人民日报》，本文作者：苏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