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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化的眼光看,宅院是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背景文化,它给生活打上了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的烙印

  王家大院,以其独有的风采和鲜活的生命伫立在灵石县静升镇的黄土山坡上,它静静地远离着明清两代左右中国经济命脉的商业中心祁县、平遥、太谷,那是晋中盆地最南端的一个县份。

  当历史把晋商锁进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时,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抱愧山西》,又使人们从尘封的往事中忆起了与威尼斯商人相媲美的晋商,进而不断地发现那些本来就在身边朝夕相处,历经百年沧桑的传统民居建筑艺术做为证明。

  然而,历史总有许多以玩笑的形式留给后人的谜,需要人们去劳神费心。查阅近年出版的《晋商兴衰史》、《晋商史料与研究》、《三晋文化》等书籍时,我们不难对晋商获得一个较为系统的印象。奇怪的是,我们始终找不到有关灵石王家的记载。无论“山西十大著名商号”、“八大著名商人”,还是“十二大晋商家族”、“名家春秋”等记述的晋商,都没有把王家列在其中。是王家不够资格不足以汗牛充栋?还是王家发迹成“款”后,逐渐混迹官场世代为宦,“士、农、工、商”,只愿充首,不愿沾尾?不得而知。但你只要目睹一下王家大院的规模气派档次,就会发现它比那些拥有巨额钱财的亿万富豪们的宅院还要“阔”许多。

  惊讶之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假想,尽管在什么社会钱都不会烫手,但在等级森严的时代,不论有钱人手里有多少钱,不论你生活奢侈到何等程度,在起房架屋上你都得悠着点。这里,王家大院红门堡建筑群的得名,聊算一例。

  “红门堡”,顾名思义,堡门为红色之故;但为什么要油漆成红色?故事是这样的:原第三甲东巷“平为福”院,为王氏16世孙王中极所建,宅院建起后,为避邪图吉利,将大门油漆成红色,不料有人告发他犯上。清政府很快责成都察院派员检查,可王家在刑部、户部都有人任郎中或主事之职,消息灵通,马上派人通风报信。王中极一面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一面把大门改油为绿色,将堡门漆为绿色,才使性质有所改变,免去大祸一场。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不仅官分等级,连住房间数,彩画油漆也都有所限制,不能越轨行事,否则便视为犯上。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不知是否留意,那些昂首向天,高耸屋顶的兽头与王家大院的屋顶脊兽有着明显的区别,乔家大院屋顶脊兽的嘴是闭着的,而王家大院屋顶脊兽的嘴巴却骄傲地大张着,似乎在向人们宣扬着官商之家的特殊身份。

  发迹后的王家,到乾隆年间开始大踏步进入官场,至嘉庆年间统计王家男丁3000,其中通过考、捐、封、赠等途径步入官场的各种大夫34人,堪称王氏官僚集团。王家从13世到18世受封典二品至五品以上的官员竟有42人,且广西、贵州、甘肃这样重要的边陲要冲,也有王氏多人在此掌握军政大权。16世王中极乾隆50年被赐黄褂一件,银牌一面,嘉庆元年荣赴皇帝主持的千叟宴;王中极之祖父王谦受因支援平息吴三桂叛乱有功,于康熙61年赴千叟宴,并受御赐龙头拐杖,所谓“平叛一功宠三朝,三朝都封王家人”。可见清政府对王家的信赖程度。

  王家在走过一条由商及官、官商结合的路子,成为当地有名的工商大财主兼官僚大绅后,便于乾隆年间开始大兴土木营造住宅,先后用30多年时间建造了总面积达19800平方米,大小院落28幢,房屋834间的红门堡建筑群。红门堡依山而建,中间南北向坡道一条,以河卵石铺就,堡子分为四甲:底甲、二甲、三甲、顶甲,甲即豪华住宅之意。人们说红门堡如巨龙一条,设在南面的堡门与底甲组成龙首、龙项,底甲东西水井为龙眼,卵石坡道为龙身、龙鳞,其它各甲东西小巷为龙爪,北堡墙上的柏树就是龙尾了。除底甲为龙项外,三横一竖,红门堡的平面布局为“王”字造型。这种以汉字装点建筑的手法,目的除了强化建筑艺术的表现力外,还有一种引福致祥,希望后代承祖意志加官进爵的寓意和暗示。

  而由王氏17世孙王汝聪、王汝诚兄弟兴建于嘉庆年间,面积达11728平方米,各种院落26座,房屋217间的高家崖建筑群则似凤状。飞虹般的天桥与龙沟通,它的南门为凤头,西边的书院,花园与东边的长工院为凤的左右两翼,围院为凤尾,联合式的主体建筑为凤身,而它的祖山在静升村北山凤凰台,高家崖堡便是一只向上飞翔的金凤凰。天桥的两头,一头为龙一头为凤,龙凤呈祥。类似这样的象征性图案,在我国古代建筑中运用很多,北京圆明园中有一处平面“万”字形建筑,题额为“万方安和”,用以象征万邦咸会,天下安定祥和。此外,乔家大院的“喜喜”字形平面布局,曹家大院的“寿”字形布局等,都说明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坯中的中国古代建筑,才可能有如此奇妙的现象。

  用艺术眼光看,宅院是凝固的美学、伦理学、民俗学、建筑学多重艺术,它给生活平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去年 8月18日,王家大院高家崖建筑群以“中国民居艺术馆”身份正式开放,立即引起了世人瞩目,今年 8月18日,王家大院的另一组规模更大的建筑群——红门堡建筑群,又将以“王氏博物馆”的面貌面对世人,想必这将会使你能更细致地领略晋商风采及中国民居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

  “天上取样人间造,雕世精湛也上绝”,中国民居研究部高级建筑师刘金钟的题词,正好是对我国老一辈建筑学权威郑孝燮先生的赞叹“国宝,人类宝,无价之宝;百来不厌,百看不厌,预祝更上一层楼”的具本解释。

  “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进入王家大院,精美绝伦的三雕精品随处可见,抬头木雕在目,低头石雕在前,转眼砖雕随之,可谓片瓦有致,才石生情。刻翠竹,以喻气节;雕苍松,象征多寿;瓶中月季,四季平安;鼎插翎羽;翎顶生辉;牡丹芙蓉,荣华富贵;梅花喜鹊,喜上眉梢。狮子可以避邪,大象就是吉祥,双鹿路路通顺,两猴辈辈封侯。有人物故事,有神话传说;也有将朱子家训书之以碑,还有将程子四箴雕之于石。额、匾、楹联悬之于堂,挂之以门。片砖只瓦,木板石块,都是诗,都是文,都有故事可讲。

  今年二月,中央电视台《中国一绝》栏目摄制组慕名来到王家大院,用3天时间拍摄了一组全面反映王家大院建筑艺术的电视专题,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四套节目中分六次播出。

  王家大院何以有如此魅力?让我们就近到高家崖建筑群王汝聪住宅区的门前一瞥,便知些皮毛。

  王汝聪院是以传统风水“坎宅巽门”布局修建的。大门位于东南角,高大的鸡头门楼装饰,以木雕砖雕为主,琴棋书画为题,间以瓶、鼎、花草,吊柱圆雕牡丹、荷花,寓意富贵多子;墀头、盘头画四对八幅,画框方形、扇形、海棠形杂错,分别雕以凤凰戏牡丹、神话人物、如意等,意为富贵高寿;镇宅避邪,博缝头雕刻的朱雀、夔龙甚是古朴。同大门相映成趣的是大型砖雕照壁,壁心为狮子滚绣球,仿木结构垫拱板为广成城内四组道家人物;石室山烂柯、元太祖接见全真教道首丘处机等,背面为牡丹、荷花、菊、梅四季花卉,配以公鸡、鸳鸯、鹌鹑、喜鹊,则寓“功名富贵”、“鸳鸯贵子”、“安居乐业”、“喜上眉梢”。

  步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高2.67米、宽1.82米的石雕巨幅山水画影壁,用国画手法阴线刻出,山石水舟、亭堂楼阁、松竹、人物,依次体现出主次、轻重、疏密、虚实、起伏等艺术效果。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意大利宫廷画的风格,按说王家最远也只是在江南做过两任知府、一任道台和户部广西司郎中,受江南影响不足为奇,因为王家的许多建筑本来就是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典型,但因何受到意大利宫廷画的影响,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但这种融四海、纳八方的气度,确是晋商中鲜见的,这至少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王家大院的建筑装饰,不仅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王家出过两位诗、书、画俱佳的文人,而且也有美学理论上的介入。清代著名美学家李渔,在其美学专著《闲情偶寄,居室部》中提出“尺幅窗”、“无心画”,以“山水图作窗”,以“梅作窗”的审美观点。高家崖别一组住宅区王汝诚后室窗户即是李渔美学观点在北方的实践者。由凤戏牡丹、喜鹊登梅、琴棋书画、一品清廉数幅图画组成的窗户小景,且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显示出无穷的趣味。对窗观景,主人虽藏居深宅后院,仍可畅游六合。特别是凤凰、喜鹊、鸳鸯与荷花、牡丹、腊梅相匹配,更显示其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形象生动、情趣盎然的气氛,实属罕见的精而全的系列民宅建筑装饰艺术。

  让我们再到红门堡底甲西巷中院浏览一番。这个院大门三间,光线明亮的主窑洞,与宽敞高雅的过道大客厅,雄伟庄严的府弟大门依次排列于宅院的中轴线上,内外六颗鼓形柱础石上六根大柱将两厦大门高高擎起,府门两旁正面壁上,砖雕屏风刻以苍松、灵芝、祥云、明月、寿石、桐树、回首瑞鹿、曲项仙鹤等,寓益寿延年、六合同春之意。屏风基座上又饰以棋琴书画。东西侧壁石雕夔龙祝福,底衬龟纹,四角饰以卷毛根根可数的大石狮子,件件刻工精细,流畅灵动,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就连门前方型上马石上也雕以瑞草祥兽,四季花卉。

  入大门,正面三间过道大客厅更有一番景致,上饰拐子龙纹桂落,正中雕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天尊道家三祖,而八仙则散布于两侧龙纹之间,道登祥云漂于重门,云山雾海如入天宫仙境之中。

  当人们温步在这一艺术长廊中欣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时,不禁消除了对深深庭院的禁锢感,而且增添了生活的美感,陶冶了性情,提高了审美情趣。

  用历史的眼光看,宅院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幕幕兴衰消长的悲喜剧,使人生有了更丰富深刻的内涵

  曾经的王家,以巨额财产营造了这些豪华的宅院;豪华的宅院,也有力地证明了曾经的王家。作为对光荣与梦想的回忆,它确实离我们很远了,一如那些御赐的黄褂和龙头拐杖,但作为永远的真实,它期待着我们对三晋文明史的解读,期待着我们对晋商及晋商文化辉煌历史的解读。

  王家应该和许多晋商一样,经过最初的创业,渐次走向辉煌,最终日落西山。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或许人类正是在这不断的变化中,才能一步步走向理想的国度。

  前面已经提到,王家经商,由于历史久远,文字记载极少,所以除了留给本村后代许多豪门深宅外,他们较远的商业行踪、商号遗迹等,后人很少知晓。但是就民国初年看,仅王饮让一家的当铺、钱铺、估衣铺、杂货铺等,除占静升半条街以外,南自洪赵、霍县,北经介休、平遥,再到保定、京津一带,一路上几乎都有他的店铺。直至杭战瀑发,他举家南迁,其祖业才完全遭到破坏,可见日本侵华战争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摧残是何等惨重。

  静升王氏源出太原,为远祖王子乔之后裔。元朝皇庆年间,王实只身来到静升,打短工、做长工,以佃耕为主,多年后才有几亩薄田。相传,王实还有一手很高的做豆腐手艺,也许正是这豆腐为王家铺就了一条实现梦想的道路,难怪王家后人直到1949年前后,还把王实卖豆腐的担子一直供奉在王家祠堂内。

  王家13世进入清朝,14世家道中兴,出类拔萃者当数我们前面提及的王谦受、王谦和兄弟。天赋很高,思路甚宽,胆略也大;很善审时度势的王家兄弟,或聚或散,由谦受、谦和外出闯荡,谦让、正居留守家园,亦农亦商扩展家业,由于他们的苦苦谋虑和辛劳创业,进而奠定了王家崛起一方的基础。

  康熙12年,吴三桂举兵叛乱,清政府急需军马粮草之际,谦受、谦和偶识一位军方人士,那人既告以信息,又指点迷津,兄弟二人以经营牲畜之优势,首先向平阳知府献马24匹,接着便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于是借官得威,如虎添翼,一个北上塞外贩马,一个南下中州集粮,所到之处,无不唯唯诺诺,官商联手,各自得益,可谓妙不可言。王家后来所以热衷官场,或许就是从此受到了启发。

  王家以经商起家,却好像并没有坚持以经商发展自己。一般说虽重视文化教育,有那么多书院为证,但有的门派却缺乏更高追求,经不住以钱捐官的诱惑,又不耐寒窗之苦,故嘉庆以前近40位大夫级官宦,竟无一文进士、文举人,到18世以后便逐渐衰落。到19世,五派内仅有监生、贡生23人,尚不足鼎盛期的五分之一。

  文化教育一旦落后,道德风尚即会滑坡,偌大家族中就难免出现执绔子弟,这些人或坐吃山空不求进取,或一郑千金挥霍无度。王家纵然家大业大,终究经不住那些不肖子孙只出不进的折腾。高家崖堡的建造者王汝聪、王汝诚兄弟有四子四孙,皆因吸毒而家败人亡。族中曾孙王嘉言过继顶门,又将唾手得来之偌大城堡于光绪年间顺手卖掉,自已却流落街头行乞。气势非凡的红门堡,其门楼上曾有"阖堡同宗"的匾额,只因部分房院后来易主于他姓,人家要求取掉牌匾,不得已改动一字,变为:“阖堡同德”。

  王家衰落后,还曾出过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盗,此人名叫帘儿,祖父曾做知县,可他只知吃喝玩乐,不识五谷粮米,父亲死后门户难立,终于成为梁上君子,据说他只要有两枚铜钱在手,就可以抠着墙逢上墙。最后不得已,人们将他处死。

  王家还有一个“没力”的故事。“没力”的父辈不能说没力,他们不仅有力把“没力”养大,还有力为他捐来个九品小吏,只是“没力”好吃懒做,除吸鸦片外,其余公务、家务一概没力去干。最终把家业吸尽,开始干起了《骆驼祥子》中消沉后的祥子所从事的活计,给人办丧事时搬一搬纸人纸马一类的活,两人的区别只在于祥子是为社会所逼迫,“没力”是自甘堕落。后来的“没力”是否死于冬天的一场大雪?无人知晓。

  综观王家之兴衰起落,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政治的变革,客观上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影响,但王家较早退出晋商舞台,却有他自身的原因。故钱财丰厚,生活富裕之后,如何设计前路,如何培育子女,实在是一个人,一家人,一代人,乃至其后辈子孙生存败亡、荣辱相关之大事。王家由贫困到富裕、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我们自然不能不有所深思,有所感悟,也有所启迪。

  站在依山而建的王家大院极目远眺时,一种天宽地阔、心旷神怡之感顿生:脚下是热闹的静升镇,以及点缀其中的魁星楼、孝义祠、宜安院、文笔塔,不远处是潺潺的河水,稍远是海拔2000米绿色山脉,你不由精神为之一振。

  生活在这里的王家子孙们也许见多不怪,失却了先辈的胸怀胆识,然而改革开放中的灵石县却又重新找回了这种感觉。1996年以来,灵石县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复后的王家大院,历经沧桑如今焕然如昔,游人不绝。王家大院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和民居艺术珍品,目前已广泛地受到国内外建筑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工艺美术、影视、摄影等方面专家的重视。

  我们期待着王家大院早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那一天,因为它终究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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