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叩问大同
火车在张家口外的丛山峻岭中向西南飞驰。浓浓的夜色掩去了窗外呼啸而过的一切，使陌生的行程变得更加陌生。车轮有节奏轰隆轰隆地响着，撞击着夜幕和我的心房。穿行在桥隧和沟壑之间夜班列车，载着我们一行三人奔向远方。
是年六月，我陪两个朋友从北京出发，去大同、内蒙一游。游历世间，陌生的事物往往极易使人新奇和兴奋。远方的大同，毫无疑问，有让我为之激动的“大不同”。
首先，它不同于生我养我的巴蜀和潇湘。蜀地江南的竹林小桥、青堂瓦舍、落日归帆、夜雨蛙鸣，伴我渡过了长长的岁月，柒出来一身女儿般的惆怅。对我来说，前行的陌生才是一种男儿的大气，还有一种辽阔，一种向往，一种挣脱牵扯的解放。我从未踏上过塞外的土地，那种陌生，是从自然地理到历史文化，一个模糊得似是而非的印象。我就是奔陌生而去的。
大同位于晋北边缘，东衔燕山山脉，西接蒙古高原，城西是著名的云岗石窟，南部的浑源盆地则是北岳恒山的门户。古城座落在所谓“口外”塞上风沙弥淡的黄土地上。从教科书上学知，达片土地下理藏有厚厚的煤层。新建的大秦铁路，源源不断地把晶亮的优质煤块运到渤海边的秦皇岛，再转船远运到江南或海外。
大同的历史，则恰恰切中了我记忆中的空白之处。与中原的历史名城比较，教科书里提及大同很少。那里的历史一如煤层那样，埋入地下茫茫不见。“想当然”中，地处北地边城，当是昔日旌旗猎猎的征战之地。在“胡人”与匈奴的南侵途中，依稀可闻《木兰词》里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对于所学历史，极度的无知和贫乏，在中年以后才有感觉。某年某月，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乃是社会及文化的基石。然而此时仅去“读万卷书”，不去“行万里路”，那书山上一切风景，都是苍白和空洞的。
更何况中华民族历来都有一个崇尚“大一统”的传承。编起正史来，除一统天下前的春秋战国外，接下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一脉相承地清晰可寻，成为传道解惑的重点。但是，历史的完整并不仅仅是国家统一的过程和阶段。它还应包容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群雄纷争的战乱时期。在这样一些年代里，即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往往还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多样性，文化在变异地发展着，同样迸发着历史哲理和民族智慧的光辉，同样展现着独特无二的社会生活。特定环境中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或许还有更多更生动鲜活的传奇与故事，重重叠叠她画进历史长卷中，切不下也抹不去。所谓“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相对于“太平盛世”，苦难的历史页面，或许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但是，当登上西去的列车后，面对大同，读过的那些书，并没有打消茫然和困惑。我不知道的是，大同，究竞还有何“大不同”呢？
公元183午，在中国中原腹地，爆发了一场战史上的著名大战——淝水之战。这场战争，是距一百七十四午前赤壁大战后，又一次沿河对峙的大规模南北战争。历史在此时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六十多万前秦强军被八万东晋弱旅击败。前秦统帅符坚先是“草木皆兵”，后又“风声鹤唳”。但败将溃逃的烟尘，却丝毫未给南方的胜利者壮一壮进军北方的行色。战争的结局除供战史专家研究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东晋本来就是一个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的王朝。仅仅二十二午过后，东晋就灭亡了。中国南北分治，依旧延续着从东汉末年以来两百多年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岁月。
就在这样一段灰暗的日子里，大同，即彼时的平城，作为北朝五胡十六国中强盛的北魏都城，却闪亮的出现在中国版图之上。
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硅改平城为代都，在北方这片默默无闻的土地上修建官宅、宗庙，由王称帝。直到公元494年魏文成帝迁都洛阳，近一百年间，大同作为西起祁连，东至辽水，南临江淮，北含蒙古的一个泱泱北方大国的首都，“大不同”地露出了峥嵘。飞檐斗拱、琉璃金阙表现它的尊贵。八方进贡、四海来朝显示出它的威严。宝马雕鞍看乱花飞絮，月下羌笛听新赋踏歌。“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萧鼓”。这简直是日后盛唐长安的一幕幕，提前在这里彩排预演。高髻佩环、宽袍流苏，各色人流涌向平城。
此前的华夏北地，是众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聚居地。世居蒙古的匈奴族，已在东汉未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移晋北一带。高鼻深目多须的羯族，则散布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中并州诸郡。古老的羌族亦移向中原。曾为胡人（东胡）一支的鲜卑族，则分裂成多个部落沿黄河和燕山一带游牧。
从汉末到东晋，中原北方是一个群雄并起，连年征战的政治大分裂，经济上大破坏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军事统治，胡汉分治和经济掠夺。强悍的游牧民旅往往随武力所至，造成政权频繁更迭，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人口，流动频杂。不少民族已化整为零，失去了固定的地域性。反过来又给历史了一个艰雄而缓慢地推进统一的时期。
鲜卑族拓跋硅部是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索发，颇似后朝满清的辫子。看来，历代的“辩子军”，从来没少给汉族的统治者找麻烦。当时，拓跋部的社会结构，尚处于“畜牧迁徒，射猎为生，淳朴为俗，简易为化”的原始公社阶段，而历史却往往就选择了这样的弱者。景元二年，即公元26l午，曹魏曾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与其通好。拓跋部派族长之子入朝。从此，“聘向交市，往来不绝”。汉民族是一个有强大亲和力和同化力的优秀教师，他们在教化着“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汉文化渗透了鲜卑人。拓跋部开始聚居于平城、盛乐（内蒙东部）一带，建立起政治中心，开始了半定居生活，社会性质逐渐转变。官吏、法律出现了，屯田农耕开始了，硅奉行礼贤下士，依靠汉族士大夫建立封建制度，尊儒崇法的政策。并平息内乱以巩固政权。淝水之战后，拓跋硅乘机从前泰灭国的阴影中再次崛起。先在平城称王，后定都平城称帝。先后征服了匈奴，灭西秦、北燕、夏和北凉，于公元439午，即平城定都约四十年后，完全统一了北方，与南朝的刘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了新一轮一统天下的南北战争。
到了这个时候，大同——平城已完全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辉煌之都。但是，它的辉煌完全不同于南朝的都城南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教的南北战争往往是围绕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它的表象是政治的，但实质却是经济的。我在不止一次地游历过所谓“六朝金粉之地”的故都南京后，深感秦淮风月里（彼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当“六”中有“四”），面对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极不成熟的北方，经济发达，文化渊远流长的南方，却像一只熟得过分的桃子。还未等人们来摘，就透出糜腐之气。从公元420年至公元569午，四个王朝共历一百七十余年，均极尽奢侈骄逸，荒淫残暴之能事，经济文化的优势，完全蜕变成腐败的温床。以致新绿乱红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已留不出我抚旧追昔的目光，但却饶有兴趣地去注视一个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平城，去欣赏和留连那里的胡人、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汉人们，从一张白纸上共同描写的文明。去求索那弱者与强者、发达与衰落、淳朴与狡诈、分裂与统一黄尘茫茫的漫漫长路。
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平城——大同，从魏武帝迁都洛阳开始，又一次回归于漫长的沉寂。在塞外无情的风尘中，岁月的复盖和剥离，使之败落苍老。一个又一个骠悍而有朝气的民族灰飞烟灭，不知所终。在其后闪烁光芒的都市中，大同显得那么遥远、卑下、渺小和贫贱，让人真正地感到陌生。它的云岗石窟，它的钟楼城楼，它的善化寺和悬空寺，还有它那所有的胡人胡马古老的印记，都没能在今天吸引更多的人流。似在历史另册的残片中，无声地叙述着。有一些人会记起，它曾是历代都城中，很少几个没有遭遇过城破亡国、烽火蹂躏的故都。这其实就是它真正的“大不同”。它一定留下了比别的故都更多的东西和更深的印记。为什么我不去了解这种陌生，在这片土地上寻一寻、看一看、悟一悟呢？
一千五百年间，一个多民族融汇而成的中华民族毕竟在进步着。但进步并不意味着可以忘记历史。尤其不能忘记一个今日已经湮灭消失的少数民族，带领大汉子民们，在北方一个角落里走过的那一段路。
大同，我们奔向你来了。
二、观佛心语
当我匆匆赶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已是第二天上午十时后。在距大同城西十六公里外的武周山北崖前，我竟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东西连绵一公里的洞窟中，大大小小的几万尊佛一齐投来或亲切，或审视，或调侃，或启迪的目光，让前来寻读的我辈后生们，真正地诚惶诚恐起来。
北崖，又名云岗堡，高不过数十丈。在北方，原野上常有纵横几里或更长的沙岩土坎，像城墙一样突出地表，被人冠以“XX堡”的地名。眼前这道云岗堡，也是那样的普通平凡，但有谁能料到，历史居然将其选择为圣地，凿开成百上千座洞窟和五万多尊佛像，形成一道纵贯古今博大宏伟的佛墙呢？在佛的序列中，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宏伟，有的体态安洋，有的沉思默想。他们从北魏及以后的唐、辽、金、明、清的各个朝代陆续来到这里，在一片逐渐沉寂的黄土地上，静静地注视着历史的兴衰和人世的变迁，注视着脚下那一代又一代各怀心思匆匆来去的人群，当然也注视着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一行三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此时此刻，我对大同仍是一个陌生的印象。清晨下车后，在火车站附近觅得一家客栈安顿，便匆匆乘汽车前往云岗。印象中，大同似一个相当普通的灰黄色基调的北方小城，风尘中绿色极少。公路上，运煤的重型卡车震耳欲聋地驶过。路的两旁，低矮的楼房毫无特色。寻不见一丝昔日帝都的影子。只是到达云岗后，才能看到被岁月剥离得极其苍老的一个古拙的北魏。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最早的西来行脚说法很多，但都无法确切地考证。一般把公元67年发生的事件，作为佛从西来东土的正式起点。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背项有毫光飞行而来，逐问群臣，“明帝闻傅毅言，知西域有佛，遣蔡喑等赴天竺，写浮屠遗范。”天竺就是印度，“浮屠遗范”就是佛像。于是蔡中郎去了月氏，回程携了两位高僧同返洛阳。次年，汉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请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僧讲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佛教传播的开始。
学者朱铭的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既然傅毅已闻知“西域有佛”，那么佛教传入中国，理应更早。蔡中郎西行，白马蹄至何处山门，取回真经，亦不甚清晰。只是那《四十二章经》却被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毛东珠们知此这般地折腾，却是对最早西来的佛经老大不敬。
当然这是题外的笑话。资料记载，在北朝十六国时期，长安已是当时的佛学中心。西域某地的鸠摩罗什（鸠摩智？），在那里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他的一位弟子，即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最早从长安行脚到平城传教，受到了魏太武帝的礼遇。他带到北地的并不是其师被金庸妙笔赋予的“火焰刀”，却是佛学和石窟艺术。
石窟寺院起源于印度，原是僧徒礼佛的祠堂和僧房。洞窟内开凿佛龛，并饰以图案浮雕和壁画。随着惠始的脚步，佛教正在步入了中华渊远流长的丈化厚土，到一个正在统一中国的北方王朝都城——平城扎下根来。
从这时起，一个留传千古的辉煌艺术宝库，竟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王朝手中诞生了。云岗、龙门、敦煌三大石窟，开始在战乱时期的北魏，铸成了中华文化乃全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霸业成就不了的千秋功业，却在一道平凡无奇的北方断崖前耸立起来。仅仅是在云岗，从公元460年起，至公元494年约三十年间，就开凿出洞窟一千余，排列在约一公里的断崖上。完全靠着极原始的锤击铁凿，构造出风格各异，神态各别，或立或坐，大大小小的造像几万余尊！在这里看不到“千佛一面”，各个细部如眉、目、须、髻、耳、手、衣、披、纹、褶、裙、带、柱、廊、饰、座、靠、顶……，无不古拙而精美。这是何等巨大而艰辛而艺术工程！时至今日，追思几千年来林林总总的工程造化，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此论之，当毫不过分。
我们站在第20窟的高达13.46米的“三世佛”前，无语地面对蓝天下阳光照耀着的大佛。佛那细长的大眼中，分明是一种穗重安洋的微笑，高高地隐含着威严和力量。简洁的高髻、简练的高鼻、薄薄的嘴唇上有短短的八宇胡须，饱满却棱角分明的脸庞，大耳垂肩，双手自然垂下交叠于膝上。手势是所谓“禅定印”，似讲至妙谛而会心。胁侍佛仅存东侧的一躯，体态更加壮实，手势为“说法印”，亦似悟道妙演而笑容可掬，同样威严和肃穆。大佛内穿佛祗支，珠纹花边，外披袈裟，袒右肩，著名的“北魏衣褶”流畅洗练。佛身后是浮雕饰纹，以佛首为中心刻出火焰圈，圈内有小坐佛若干，圈外则是诸法飞天，飞天头朝中心，敲手合十，飘动的衣饰裙带。像又一层跳跃的火焰，十分辉煌壮丽。
我读史料时已牢牢记下，这第20窟是云岗石窟造像艺术风格的代表之作。它与第16、17、18、19等四窟，并称为“昙曜五窟”，是云岗开凿最早也是最宏伟的石窟之一。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指出，在北魏石窟开凿初期，“虽造像之风日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风起于青萍之未，魏太武帝其实就是始作俑者。“帝好老庄，及久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未深求缘报之旨。”且又“信嵩山道士冠谦之术，”一日，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于是，在公元446午3月，学了一回秦始皇，“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轻米亦尽焚毁。”然而，他想不到的是，佛法就象一粒粒有灵性的种子，一旦播撒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烽火连天、战乱频繁的黄土地上，就会长成一棵棵菩提大树，以供人们到树下去遮挡烈日烟火，霜刀风剑。到了魏文成帝时，或禁、或灭，于佛门已几个轮回。其时北方初定，文成帝又是一个有雄心大略的“太平天子”，有一名僧沙门昙曜提出建议，在武周山麓刻五尊大佛，代表北魏从拓跋硅即太祖到文成帝的五位皇帝。这当然是投其所好，得到了文成帝的赞许。于是，发囚徒、俘虏和工匠数千人，在昙曜的指挥下，开凿了这五尊大佛。
那么，达第20窟是否有魏文成帝的某种蓝本呢？我以为是。那短短的八宇须，长到了神圣的“佛面”，而不是凡胎的“僧面”上，我是第一次得见。据说足下嵌上的黑石，都依文成帝的黑痣而设定。那笑意里何尝没有胜利者踌躇满志的喜悦。这种行为，在日后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里还在继续，甚至还开创了把一位皇太后建进洞窟的先例。此风一开，到了唐代，才有了洛阳龙门石窟中挟武则天面容美化而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即高17.14米的丰腴典雅、娴淑端庄、慈祥娟秀、安祥含蓄的“大光明”佛，成为龙门石窟的代表之作，那是我所看石窟佛像中最美的一尊。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凿石造像，在北魏尽管是开了中国历史之先河，但与尼罗河畔凿那著名的“斯芬克司”比较，已经晚了三千年。据说人面狮身那莫名其妙的笑意，来自古埃及法老哈夫拉王的面容。
神耶？ 佛耶？
历史原来就是这样延续着以人造神，来接受它的创造者们及子子孙孙无比虔诫的顶礼漠拜。
站在云岗的大佛前，我突然想到，历史的对比，对于美，对于艺术，是多么的重要。纵向比较是一种传承和发展，横向的比较是一种创新和扬弃。你读着、走着、思索着、对比着，
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和学者在用不同的声音理性的指点着，你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来看这些大佛，从而平视而不是仰视佛的眼底的千年纵深。来到大同，或者说行走天下，你本就是来看的。看什么？看历史，看社会，看自然，看艺术。只是艺本不同于自然，它的客观性也许就仅存于比较之中。有了比较才有鉴别，有了比较才有风格，有了比较才有深入，有了比较才有求索。
在云岗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一般的特点是面相清癯，仪态淳朴，清秀宁静，宽带博衣，所谓“瘦骨清相”。既有南北艺术的交融，又有印度佛像影响，还隐隐透出希腊艺术对印度佛像的渗透。据梁思成的说法，如雕饰中环绕的莨召叶，飞天手中所执花圈;“皆希腊所自来”。而浮雕塔顶之相轮，大莲花及飞天，佛们长鼻深目，“又为印度风格”。但先生最为欣赏的是那独特的衣褶。一如书法之魏碑，蕴藏无限力量。“其外廓如紧张弓弦，共角尖如超羽”，且能因石材不同不作定势，“其北魏全代，无不具此特征”。这说明北魏造像，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无疑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到了隋唐，从龙门、敦煌石窟去看，这样的风格则有了巨大的转变，佛体由印度人相貌特征，逐渐向中国人的面貌特征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像。尤其从初唐开始，一般造像特点已完全转变为雍容华贵、圆满俊秀、体态丰满、衣着宽大，甚至融合了男性的庄重和女性的慈祥，塑造出当时中国人那尽善尽美的心中之佛了。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征是，初唐开始，造像中的菩萨增多了。所谓菩萨，是佛教中受佛祖教诲、优先得道的普通人。具体人数说法不一，常见于佛祖左右的有普贤、文殊、观音、地藏及大势至等菩萨。也许还包括《西游记》中的八戒、沙僧等，它们亦是修成了正果的。菩萨们不仅仅出现在三大石窟中，在中国各地的名山中还有着自己的道场。他们都能救苦救难，化解劫魔。就“普渡众生”来说，似乎比释伽牟尼或“外国”的佛们更为亲近。可以随心祈愿，寄托灵魂或来世的大太小小的各种期望。所以，完全中国化的菩萨，在造像中往往赋与“男身女相”。譬如观音大士，已达到妩媚动人的惊人美貌：眉如弯弓，目似秋水，面比满月，小小的嘴唇上流出喜悦，和善和亲近的微笑着。手中的法器是一精巧的盛满甘露的净瓶，插上极富诗意的柳枝。由此可见，佛像雕塑的审美情趣，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代已不见北魏之古拙，转向了积极、欢乐的柔美型艺术理想。“好武”的阳刚之美，始让位于大慈大悲的“仁”爱，不能不让人们去关注思索这美学背后的时代。
此时此刻，我似乎已不能收回与佛们交流的目光。我想弄懂佛们到底对我，对我所在的今天，有何评说。
今日之域中，似在崇尚所谓“骨骼美”，减肥作为一种新的“枯禅”，已经成为一个兴旺的行业和时尚，以造就出更多的“排骨美人”让人疑是又回到了北魏。女人们从脸上、身上，还有心上去掉了她们认为“多余的部分”，塑造出一种修竹般的苗条，去取代丰腴，用一种从里到外的强横取代柔美，羞涩已成了昨日黄花。与之对应的是，男人们则在脸上、身上、心上增加重负，形成面如满月和大腹便便。若今日仍有人想建窟造像纪念某个男人，我十分担心他们已找不到“瘦骨清相”的蓝本了。
这个世界从它诞生那天起，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它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残缺着，甚至还可能是乾坤和黑白的颠复。美好的仅仅是生命而已，是“美即生活”这一命题。石窟雕塑艺术，以及书法、绘画等等造型艺术，是社会生活而不是特定世界的集中反映。此时与彼时，此型与彼型，此意与彼意，变化是永恒的，变化才是发展。
我看着佛，佛说，今天吗？阿弥陀佛。
我和朋友们在石窟前信步走着，“古风的微笑”在阳光下荡出洞窟。第五窟、第六窟……，更为巨大的佛们沉默着。一时间，彼时的人物们，如阮籍、嵇康、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戴逵、陆探微、颜之推、鹂道元……等灿若星辰的大师们，仿佛都从佛前走过。激发着我步入历史的恩绪，许许多多的问题从心中涌出；
如同战乱不已的春秋战国一样，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的魏晋及南北朝，为什么又一次造就了中华文化繁荣的鼎盛呢？
为什么只据半壁江山的北魏，能集石窟艺术之大成呢？
为什么一个创违了辉煌历史文化的民族，却无声无息地消亡了呢？
为什么一个百年的故都，只能默默无闻地守护着不朽的艺术绝世佳作呢？
……
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只是一个有些喜欢走走看看，刨根问底的普通游人，而不是历史、社会学家。但是，我知道，只有真正弄懂了这些问题，你或许才能说，你是走进了历史，才能说你看到了艺术，你才会不再感到陌生，你才会真正去亲近大同。
去亲近那一片看似平淡无奇的黄土地。
三、悬空说法
这天晚上，是一个不安之夜。是邪魔来打扰，还是飞天来召唤，都不得而知。醒来，又是一个清朗的世界。
清晨，我们按计划去北岳悬空寺。汽车往南开，穿过大同市中心。整洁的街道旁有了一些楼房。在灰色的平房瓦脊上，不经意地露出零星的飞檐斗拱。不知何处是辽代的华严寺？何处是唐朝的善化寺？明朝建筑大同城楼、钟楼则围在了街心。这些古建筑，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上均有详尽的记载。掠过车窗的零乱构图打散了心绪，不由从灰色屋顶想起林徽因、徐志摩来。于是大同城似在浮上心头的纠葛中，不知不觉地淡出视野。汽车拖着一线烟尘出城南去。
一个多小时后，车驶进了浑源县域的集市，下车后又在人群和骡马大车中，找到了去北岳的中巴，匆匆向北岳出发。
北岳恒山，东起太行，西抵雁门，北接浑源盆地，南衔五台山。山势在塞上的黄土高原上巍巍隆起，东西走向，号称一百单八峰。除北侧翠屏峰有层叠断崖外，山如垒土，并不显得高峻。据说，战国时说合六国的纵横大师张仪，曾由北岳前去说燕，评价此山是“太行天下脊，恒山脊天下”。这是不是后人言过其实的杜撰呢？嘴勤腿亦勤的张仪行脚天下，焉不见秦之华山，何取妄言“脊天下”之谓？北岳极顶天峰岭，连脚下已海拔一千多米的黄土高台，仅为2050米，比起郊近的五台山的北台叶斗峰，还要矮出不少。叶斗峰及北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应是实事求是。
然天下五岳乃何时7何人？何故所封？我其实至今也茫然无知。既恒宗为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长长的漫坡天穹下，确为逐鹿中原的好战场。西汉飞将军李广，初唐骁将尉迟恭，北宋名帅杨业，明初大将徐达，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当然还有一位跃马扬刀的北魏拓拔硅，都曾在这里呼啸山河，“看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汽车在颠簸中南行约七八里，昂头摇进一个幽静的山谷。左右对峙的是恒山的两座主峰。东峰即天峰岭，西峰为翠屏山，山谷称为金龙峡。禅曰“佛不上山”，悬空寺，就悬在三叠翠屏岩下一叠峭壁上的半空中。
翠屏山是一道典型的断层山，一层层绝壁间抹出一层层绿带，从山谷中垒上青天。从谷底拔起的断崖斑驳中，凌空挂上了一座参差别致的三层古刹。那殿、宇、楼、阁、廊、桥、亭、轩极韵致的连缀着，上托危崖，下临深渊。从山道上望过去似乎那已不是人间禅院，倒象蓬莱仙境中的琼楼玉宇。
车到谷底停于溪边，我们急忙下了车，沿着石阶直奔山门。悬空寺号称恒岳十八景之魁首，始建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魏晚期，时年北魏迁都洛阳已有时日，究竟何人来此，耙寺悬起来建于空中，我不得而知，只顾着一口气攀上石壁栈道，进了山门。寺中之路，竟要爬悬梯，穿石窟，钻天窗，绕长廊，高低错落，殿回楼转。才见得东东西西那铜浇铁铸，石雕泥塑的我佛及诸神。山壁的凸凹成就了寺院蜿蜒排列的格局，让佛们自得其所，宛如天成，居高险而神志自然，望流云而般若禅定。
由于不同一般几进庭院那官署化的格局，何处是如来、阿难、伽叶？何处是韦驮、飞天？得一路寻来。上得更高一层殿宇中，竟有一座“三教殿”，通常的“三世佛”，却变成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三尊造像！不由得让我吃了一惊！
崇尚自然的老子，悬上半空坐在外国人一侧，似不大自然。
孔予“不语怪、力、乱、神”，若冥中有知，岂不惊下莲台？
佛祖呢？虽有贵客入侵，倒是不改那拈花微笑的大自在。
这种闻所未闻的异化，悄悄地在悬空的千年古刹里惊世骇俗。虽说山门（即三门）中无相门观诸法无相，本无差别。但为求一个缘起，我禁不往还是要走出空门，又一次回到久远的时代去看上一看!
佛寺为什么要悬空而建呢？廓下远望，浑源盆她为一坦平阳!
“不二法门”，如何能容三教于寺之高顶呢？仰望飞檐欲问青天!
应当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欲火炽烈，无可满意，人心极为燥动的时代。战乱中，彼时竟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殷芸）之“快活三”。尤其是在两晋那些黑暗的岁月里，西汉以来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在四分五裂的群雄并起，礼崩乐坏，动辄杀祸加身，株连九族的恐怖气氛中走到了尽头，老庄学说作为一帖清凉剂被士大夫们送给社会。“休谈国事”以避祸患和远离政治的风气下，老庄被士大夫们携入竹林变为“玄谈”，后进一步变成“清谈”。
其中稽、阮二人乃此风的代表人物，
稽康锋芒毕露，“每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则含蓄蕴厚，“发言玄远，口不减否人物”。避于街市而呼啸山林的结果，是稽康被杀以致《广陵散》成为绝响，阮籍咽下怨气，落落寡欢却激起破礼反儒的一代世风。一部《世说新语》，说的就是魏晋玄谈的故事。余秋雨先生接着把“新语”说到了当代，让游子们去苦旅中模索前行。
其实，在相反相成的作用下，一开始就极为腐败的东晋王朝得以延续百年之久，与其当世推崇玄言清谈有着极大关系，以空对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到了南北朝，杜会更加动荡，士大夫们已很难找到一片清净的竹林供其清谈。但此时却来了更玄的，这就是佛教送来的一片净土。在北魏大兴土木凿窟造像之际，也是佛法在弘杨中开宗立派之时。由此，“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的禅宗出现了，“弥陀净土法门”的净土宗也出现了。佛赦这两大宗派的出现，与石窟艺术的开创，同时成为其时烟尘历史上醒目的耀斑。不仅仅是说佛教始于汉未，而兴盛却在魏晋南北朝，单就这两件大事，说它大，也不仅仅因为它是佛教史上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更主要还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
先说南方，公元384午，即淝水之战后的第二年，拓跋硅们尚在霍霍磨刀以宰前秦，却有一名叫慧远的高僧悄然南下。行脚到江西浔阳（九江），一见如诗如画的雾中庐山，就停往了脚步。在香炉峰下有一西林寺，慧远的师兄慧永已在此修行。慧远在其东侧建了一座龙泉精舍，供自己苦读研修。后由江州刺史围着精舍又建了一座东林寺。慧远于此寺一待就是三十牟，直至去世圆寂。这三十年，即平城热闹非凡走向辉煌的岁月，孤僧却静静地躲南方的山林中，以佛为本，熔佛、儒、玄于一炉，精研一种顺服水土的中土佛法。
苦难皆缘入世，那么出世如何？因果互为报应，那么舍去皮囊，抛弃尘世的一切，修得解脱，即可进入无劫无染的西方清净极乐世界。慧远说法，一改过去佛教初来时，众多教徒“全盘西化”，照抄外来教义的做法，而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融入佛学之中，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净土宗们的出现。
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很好!此宗的经更好念:“阿弥陀佛”四宇，即为其经。你若常念着佛的法名，想着佛的相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道、佛的功德，即为心中有佛，即可修成正果。这实在比佛教中其它任何教派提供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多。于是净土宗教众日盛。后又分为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两派。
阿弥陀佛是所谓“横三世佛”中靠西侧的那一位，主管“西方极乐世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主管凡人们所在的“婆娑世界”。东侧是主管“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常被人当成药王菩萨去求去病消灾）。好一个阿弥陀佛的七宝极乐净土!那里铺满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没有地狱、没有饿鬼、没有寒暑、没有疾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会应念而生。幸福安恬，无忧无虑。
而弥勒佛呢，他是所谓“竖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当然中间仍是“现在佛”的释迦牟尼，还有其身后“过去佛”燃灯佛。这位弥勒佛笑口常开，大肚能容，拈香跪求心中祈愿，抬头便是一张亲切可掬的笑脸，如何不动人心！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讲究实惠和现实的，他们并不关心佛的法身和佛像所象征的精神实质或境界的追求。在其时如此不如意的战乱生活中，他们向往的未来或者说是来世，是在向往冥冥之中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横也好，竖也好，实在需要向阿弥陀和弥勒两位大佛敞开心，去诉说生命的百般苦楚和渴求。
当然开宗立派，不仅要学说，而且要团体。慧远的东林寺，在那三十年间逐渐聚集了一批名僧，形成了具有南方凤格的庐山僧团白莲杜，甚至不少东晋名士与之交往频繁。其中有一段“三笑”的故事就很有名，这“三笑”，当然不是唐伯虎点秋香。虽然佛门清静之地也闹出些凤流佳话，如普救寺中的“西厢待月下，疑是玉人来”。但那毕竟是后朝人心不古的例子。东林寺中“三笑”，说的是一日陶翁渊明与道士陆静修来访，与慧远交谈甚欢，送别时意犹未尽。这慧远不知不觉就过了寺外的虎溪拱桥。慧远原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习惯，若过了虎溪，山后守候的神虎就会长啸不已。此时，只听到那虎又咆啸起来。三人才如梦方觉，相视会意而仰天大笑，这就是所谓虎溪三笑。宋代名画家石恪曾据此作了一幅《三笑图》，苏轼也写过《三笑围书后》，黄庭坚还有一篇《三笑图赞》。且不专说那山林的笑声是如何的义理深长，我们却从中可以知晓，慧远的开宗，文人名士的儒道交往，对他铸造有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实在是有极大的助益。若把眼光再往前搜索，从汉代始，社会信仰已变为儒、道、佛三教并立。在这三教中，最不象宗教的就是儒教，它称为儒学倒是合适的。道教说玄修身，佛教讲法禁欲，儒则是讲“仁、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及学术。它哪怕到了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也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然而，也许就因为它自身并没有充分地宗教化，则以它的“中庸之道”中和佛、道的空玄和形而上学。
古代中国汉族人是一个需要宗教的民族，但并不需要形而上学的宗教，他们要的是有着某种宗教的精神象征，又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可以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求财免灾，长命百岁的注重实际的精神指引。精通佛理的慧远，是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朋友们的儒、道学说，研究了彼时中国的实际，在历史上开创下一个外来理论学说如何立足和造福中国的成功范例。
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中说“楼观栏循，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丈或小，或在虚空……”，空中的寺院，的确更为“清静安恬，微妙快乐”。那么，悬空寺是不是依此而建？那座“三教殿”，是不是由慧远净土宗传来北方的现身说法呢？也就是说，这三个素未谋面的人，是那时弄列悬空寺一起开“圆桌会议”的。
我不以为然。那时，圣僧达摩倒是从南朝的萧梁北来，但他却是禅宗的鼻祖。何况“三教殿”建于何年，不见记载。尽管，“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史书记载，这里却是禅宗的鼎盛之地。
禅宗是南北朝佛学们另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澄心静虑，绝灭一切妄念，而不仅仅是净土宗的身外之物。他不修“声闻乘”，所以不重讲经。“绝灭”两字，使我又想起金庸笔下那位老尼。当是禅宗弟子，然妄念丛生，调教出一个美如天仙狠知蛇蝎的周若芷来，免不了受刀斧之厄。当然这也是笑话。此朝年间鸠摩罗什译《禅要》，应是禅宗的启蒙。
然而，禅宗的开宗立派与另外的两位名僧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位是天竺僧佛陀，是跟着那位“白脚僧师”的脚印来平城传教的，同样受到魏孝文帝的礼遇，迁都洛阳时他随之南下，帝在嵩岳少室山麓为其建造了少林寺，成为少林的第一位主持。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免了“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过场。是不是就这样，才给了少林寺中邪些精力充沛却无所事事的僧徒，留出一个偌大的习武空间呢？
到了魏宣武帝时，达摩才从南方飘然而至，“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谱宋远，跋予望之‘’。（《诗经.卫风.河广》），传说中这位“一苇渡江”的菩提达摩，修的乃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现。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揣，心如墙壁，可以人道。达摩用四卷《楞枷经》教徒说法，要破除妄想，荡涤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碍，必忘言绝虑。只是这“壁现”两字弄到后来，望文生义，变为达摩面壁九年，影印石壁，修成达摩易筋经，内息游走冲关任督二脉，内力内功以至指掌出手皆有剑气。弄出大理一朝的“六脉神剑”与鸠摩智的“火焰刀”，以空对空地大打出手。达一渊源的演化，不知从何说起。日后下山，再去浙大请教金庸火师不迟。
达摩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虽为少林第二任主持，却是禅宗的始祖。他和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直至唐代的六祖，都是随心所至，口头说法，不立文宇，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唯我心最尊，没育执着，其他一切名相都可以废弃。这不仅包括礼法儒经，而且连佛像菩萨和佛本经文都在内。四大皆空，以空无为宗。达些当然与玄谈论道，废礼弃儒的稽、阮等人有更多地共同语言，是予战乱、欲火比老庄玄学，更为寒凉的清凉剂，因而成为北方佛学的主流。
不能不看到的是，相对于净土宗，禅宗的思想解放更为彻底，它破除了一切拘束桎梏，不仅拒绝儒学与道教，也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名与派别，这样的“不二法门”有着极强的进攻性，空到极致时，连自身也否定了。悬空寺的“空”与禅宗的确大有关系，然而，既为禅宗，就决不会把化外的老子和孔丘来镇寺啊!
唐代禅宗比北魏更盛，有一以“懒馋”为号的和尚踏歌而来，“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期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六祖慧能更是说得明白;“菩提并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是如此洒脱高致，修为是如此地任意无拘，倾倒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到了晚唐，禅宗的“顿悟派”，即南宗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宗派，从而垄断了佛坛。反过来，又为发展中的儒学汲取其“合理的内核”。为宋及以后的”心学”的产生提供了养分。宋陆九渊就曾以“心即理也”“宇宙即我心，我心为宇宙”对抗程朱理学。明代王阳明（即王守仁）也以“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对抗道学。时至今日，身边的女友不无得意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命题，都隐现着神宗极度唯心的思维方式和智慧机辩。不由人在回廊下想起红楼梦来:“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妙王的一声娇喝，竟是一声佛门狮子吼。惊醒了心灰意冷竟要遁入空门的宝玉。也惊醒了我。
悬在空中，一个人一个世界。“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亦空”（支道林《妙观章》），当作何解？
是不是说，可人也好，心香也罢，心有即有，有即是无。像悬空一寺，不是悬在空中，乃是悬在心中。
胡思乱想的我，才感到我的心的确是在悬着，从走进悬空寺开始，它就扑腾在半空中。在曲折上下的回廊中向外望去，幽静的山谷和巍峨的天峰岭，似乎不再实在而变符空空落落。只有这座悬起来的千年古刹，像一朵灵芝嵌在山体的凌空石壁上。托着同样悬起来的千古追问。
佛学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思想史。对于佛、对于寺，既然已经是一种存在，总会在一些时候自然而然出现在你的心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很多思想，当然也包含着佛学，包含这寺院，原本是没有必要去弄个明白。好比有一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的堤坝溃决时，身心好比落叶飘进洪水，此时的一问，是问谁？问什么？问了又如何？明白在不明白之中，即悟在不悟之中。不悟即悟，悟即不悟。
那么，现在，我打算糊糊涂涂地走出山门，糊糊涂涂地揣着心思，糊糊涂涂地重返人世，看看有何不可？
结语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塞外高原向西飞驰。陌生的大同，已在远方的山廓下消失了。三天来，我最终还是没有走进故都，而只在城外北魏的年代里晃悠。那么，陌生依旧，只是这种陌生却有了一种亲近，一种向往和一种寄托。
因为，大同的一个历史片断，已经长留到了心间。佛地的游历与说是历史的漫步，倒不如说是丈化的浏览。这种游历，我未不喜囿于城中。从秦汉以来到大清帝国，阿房宫、昭阳宫、未央宫乃圆明园遗址下，你能寻觅到什么呢？只有在城外的青山脚下，还留有你的先辈们的足迹、理想、寄托和期望。文化已经作为了一种表达方式，即使是十分苍老和残缺的文明碎片，都可以告诉你，历史其实就是极为平实朴素的，但却有着自身的深刻性，并不需要你刻意去悟取。历史当然留下了疑问，于是就留下了思索。有了疑惑，也就有了陌生。若游历中你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陌生相随，你的走走看看就立刻变得很有意思。你有福了!我的朋友们。
此行再向西去，是呼和浩特大青山脚下昭君的青冢，我是一无所知地奔去了。
胡适先生有一段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此言被伟人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火会上信手拈来，别作它解，开导党的干部们。在走出大同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呢？我不会像大佛那样会心不语，却想一试禅宗的悬空说法。说错了，留在日后走走看看中再去悟，再把话说回来，可好？
由是，我拙记于一九九九年十月，长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