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唐代后期杰出的政治家。
裴度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25岁时考中进土，后又“应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职守，尤其在“慨然发奋，志平僭逆”的宪宗继位以后，任事多称宪宗旨意，所以不断加官进职，由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执政宰相。20余年间，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由于他“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因而屡遭皇帝的冷落和权臣的嫉恨、排挤。他虽三次为相，却五次被排挤出朝廷，到太原、兴元、襄阳和东都洛阳去做节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尽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可见当时他威望之高和影响之大。唐朝以后的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刘（日句）、司马光、欧阳修、李贽等人，都称赞裴度“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当时，唐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复杂、激化。加之朝官结为朋党，各自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互相排斥，互相倾轧，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裴度为了维护唐朝的统一，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奸臣作斗争。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宪宗是唐后期力主打击藩镇的皇帝，先后辅佐他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击藩镇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则是他们之中功绩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为削藩做出过贡献。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将土拥立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田兴归顺后，朝廷赐各弘正）为留后。为了稳定魏博军民的情绪，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谕。裴度在魏州，对田兴极陈“君臣之义”，使田兴“奉上益谨”。同时，奉命“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给复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辖州县，“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军士和各阶层人民都非常感悦。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田兴遇害身死，始终忠于朝廷，并在唐朝进行的平叛战争中，屡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兴归顺朝廷至长庆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统治区。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对田兴和魏博军民的处置，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辅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及于东畿”，“关东震骇”。在如何对待反叛的吴元济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加委他做准西节度使。而裴度等主战派则认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准西“军中上下携离”，又处于“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待”。由于宪宗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十月，开始了讨伐淮西的行动。
恒州的王承宗、郓州的李师道等割据势力，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杀主战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为王承宗、李师道等暗杀的主要对象。六月三日拂晓，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别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负重伤。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宰执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宪宗罢淮西之兵，甚至要求宪宗“罢（裴）度官，以安恒、郓之心”。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和主和派“罢兵”的压力，向宪宗极陈：“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没有动摇，并立即提拔裴度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执政后，以“平贼为己任”。人们也认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诛贱之计，日闻献替，军用益急”。这对藩镇割据势力，和朝内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朝中主和派官员，乘机“竞言师老财竭”，劝宪宗从速“罢兵”。唯有裴度一人坚持把讨伐战争打到底。他认为吴元济“势实窘迫”，必败无疑；讨伐军屡次失利，不是敌人强大，而是因为“诸将心不一”，不能齐心协力。为加强前线的领导，裴度自请去前方“督战”。他表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遂任命他以宰相衔，兼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谕处置使，做了讨伐淮西的前线总指挥。八月下旬，裴度亲赴前线，驻郾城。他取消中使监军，使“兵柄专制于将”，调动了将士们的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以是出战皆捷”，扭转了战局。十月初，裴度赞同唐邓节度使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李朔乘一个大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袭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吴元济，取得了讨伐淮西的胜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废除吴元济时“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馈遗者”处以死罪等酷法。对叛乱者，裴度坚持只杀魁首，胁从不问的政策，召降了数万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裴度“悉纵之”。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讨伐谁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河北、山东的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横海节度使程权，“内不自安，遣使上表，请举族人朝”。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以“卢龙八州归于有司”。有内心恐惧，犹豫观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说，王承宗被迫“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对反复无常的郓州李师道，裴度力劝宪宗出兵讨伐。从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个月，终于诛杀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宪宗“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
宦官专权，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内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谋图铲除这一毒瘤。裴度不曾参与和组织集团势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过周密打击宦官的计划和措施。但因为他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因而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反对和打击宦官势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县，县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诬告裴寰。宪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处裴寰。宰相武元衡谏，宪宗不听。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极论“忧措陛下百姓”的县今，岂能加罪。在裴度的坚持下，裴寰才得无罪获释。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当时，朝廷正用兵山东，讨伐李师道。宪宗想袒护杨朝汶，竟对裴度说：“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乱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认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给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坚持下，宪条不得不赐杨朝汶死，并释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长庆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屡上表抨击、揭露知枢密魏弘简、翰林学士元稹阻挠、破坏讨伐幽州军事的罪行，魏弘简左迁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严惩恃宠骄恣，欺凌主将的昭义监军刘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刘承偕罪恶，并宣布要将其流放远州。正因为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与宦官无涉，而每次受排挤、打击，都直接、间接与宦官有关。
裴度坚持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极力反对任用“掊克取媚”的皇甫铸为宰相。穆宗长庆年初，他无情揭露翰林学士稹镇与宦官魏弘简勾结“挠军败政”的罪行。裴度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在唐朝后期，朝官结为朋党，相互援济的情况下，他不拉帮结派，反对权奸，坚持唯才是荐，是他的“正直”之处。
裴度一生“累为奸邪所排，几致颠沛”，到其晚年，为“自安之计”，“稍沉浮以避祸”。这是他晚年存在的问题。但综观裴度一生，他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的封建统治，坚持与权奸、宦官、割据势力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是可贵的。尤其是从他反对藩镇割据势力所取得的巨大功绩来看，他不愧为唐朝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