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未曾与阎锡山面晤，但却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和通过代表互转口信。一枝纤细的墨笔，一张薄薄的信纸，竟然改变着一个个时局的走向与进程，在山西乃至中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初开联络成立谅解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毛泽东在分析阎锡山的处境后，认为阎锡山正处在一个三岔路口：一是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对山西志在必得；二是蒋介石以“剿共”为名，进入山西的大军驻扎晋南不走，策划“倒阎”；三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爱国同胞的拥护。这三种力量摆在阎的面前，要在三者之间维持平衡是十分困难的。降日是汉奸，迎蒋是引狼入室，反共没有出路。用阎自己的话讲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毛泽东审时度势，“数数致信”阎锡山，明大义晓利害，争取其立于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但阎锡山举步维艰，找不出什么是他的“配为、当为、能为”之路，顾虑重重，一直未能作出回答。
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托被东征红军俘虏的３９２团团长郭登瀛转达。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醒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赐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言词凿凿，情意切切，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６月６日的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显然毛泽东的信已经与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共鸣。为进一步摸清中共的动向，阎锡山派他的表侄、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到天津邀请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到太原商谈，提出可与中共谈判的意向。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指派红军青年将领彭雪枫密赴绥远与傅作义联络，并请傅介绍彭与阎锡山会晤。１１月１２日，彭雪枫以中共及红军代表身份携带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抵达太原。
阎锡山看过毛泽东的信后十分重视，他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指定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单线联系，他人不得插手。经过彭、梁的磋商，双方确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及红军秘密联络站，办公地址选定在首义门内“基督教青年会”后院６号。彭雪枫使用化名涂秀根，他与中共中央的地面联络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安全，空中联络在建立电台前暂用阎方电台。从此，中共与阎锡山方面达成谅解，秘密联络工作积极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的来信对处境艰难的阎锡山来讲，不失为春风拂面，令其清醒了许多，在其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在行动上他还不能公开地联共抗日，但实际上已经在做着联共抗日的准备了。
张杨兵谏不主决裂
正当联络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阎锡山及其代表梁化之就抗日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会谈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阎锡山询问其对事变的态度。阎锡山对事变先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表示反对。１２月１４日阎致电张、杨，提出一连串的指责与非难。这一态度，给张、杨兵谏浇了冷水，也给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带来了不利影响。
当毛泽东得知阎锡山对西安事变及张、杨的态度后，立即于１２月１６日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接彭雪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对阎表示进步的态度，给予鼓励与肯定。接着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复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急切希望阎锡山在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调解，力避内战的发生。接着进一步向阎锡山坦诚建议：“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不惜将中共及红军的利益抛开，其抗日之诚，天地可鉴。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都会有所感悟的。阎锡山也以其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毛泽东意见的赞同——在绥远支持傅作义抗击日军进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等等。但是阎锡山对南京大军讨伐西安的态度仍不明朗。
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枫，本着中共中央１９日通电精神抓紧对阎锡山的工作。２２日又通过彭雪枫再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不主决裂”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此再次重申，目的在于督促阎锡山竭力调停，纵然调停不成，至少保持中立，不给和解的道路设置障碍。接着毛泽东进一步表明中共的决心：“如宁军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我公协助之处甚多”。阎锡山的处事原则是“自保”和“存在”，他深知若日军再次进攻晋绥和宁军攻陕，都必将祸及山西。因此，他采取了比较务实而明智的态度，顺从了中共及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主张。从事变发生到解决，阎锡山曾与南京和各地实力派密电往来频繁，但未透露红军准备还击亲日派何应钦的进攻而在三原一带集结兵力的情况。
蒋介石安返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西安方面非常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兑现自己的诺言，联合各党派走一致抗日的道路。同时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虽然阎锡山的调解愿望被蒋介石所拒绝，但他在西安事变中由反对到中立，由中立到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屡屡致信的结果。
七七事变合作抗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７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１４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听候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１５日，毛泽东即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急赴太原送达。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达了中共及红军抗日的决心，提出：“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此时太原联络站的负责人彭雪枫正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１７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并令彭雪枫携信速返太原转达。信中说：
“彭雪峰同志回，备述盛德，并称政躬违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为国珍摄，在此国难关头更为必要。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雪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关于尊处无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党员与晋绥当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处新的作法，祈随时告彭雪峰转知弟处。相互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真正的团结一体，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必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联合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联结方面，先生有何意见，并祈示知。敝处与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更须密切团结，谅先生必有同心也。”经周小舟、彭雪枫与阎锡山的一系列晤谈，双方商量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办法。阎锡山也于２８日复信毛泽东：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主张，尤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毛泽东与阎锡山的笔墨往来，已达到坦诚相见，无保留地表达各自见解的程度。
７月３１日，彭雪枫和阎锡山会晤，阎锡山告诉彭雪枫：“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了”。毛泽东也致电彭雪枫：“太原公开办事处，立即开设，你为主任。”此时的阎锡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已无所顾忌，因为国共合作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９月上旬，日军沿平绥线进攻，阎锡山原制定的大同会战计划被迫放弃，形势严峻。彭雪枫赴代县太和岭口行营会晤阎锡山，阎锡山担心八路军会在不利情况下南渡黄河撤出山西。他请彭雪枫转告毛泽东等，将来平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希望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与敌周旋。“如毛、朱先生同意，希及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对此，毛泽东于９月２３日答复阎锡山：“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同时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还应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太行、太岳山脉地区部署与准备；游击战除军事部署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指示彭雪枫将此意见提供阎先生考虑，“承采纳，抗战幸甚”。
形势的发展，果不出阎锡山的预感，晋军未能遏止日军的进攻势头而节节败退。也不出毛泽东的预见，两军在五台山脉一地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亦未能实现。只有在忻口战役中，两军同心同德，团结御侮，进行了密切配合。１１５师在平型关歼敌１０００余人，取得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１２０师几度占领雁门关并以伏击战截断了大同至忻口的交通，阻敌增援；１２９师夜袭阳明堡敌军机场，烧毁敌人飞机２４架，直接支援了忻口战役，有效地遏止了日军的进攻。阎锡山在总结忻口战役时，也颇为满意地指出：“朱德、彭德怀更率部断敌后路，阻绝其交通。”
毛泽东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致信阎锡山，其良苦用心在忻口战役中结出了丰硕之果。
晋西事变力挽危局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有诚意的，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态度却逐步右转了。阎锡山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为了“存在”，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８日，临汾失守，山西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敌后的力量不断发展，阎锡山认为这对他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于是对联共抗日的政策产生了动摇。他向他的高级将领讲话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加速推动了阎锡山的右转，开始了他扶旧抑新的步伐。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５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放出了“抗日第二，防共第一”的信号，将矛头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新军。１０月底又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其目的是借会议之名，将新军领导控制起来。但此计被新军领导人识破，除派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参加会议以观察情况外，其余都未到会。阎锡山一计未成再施一计，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以晋绥军陈长捷６１军为第二线，向灵石、霍县间之同蒲路进行破击。很快，决死二纵队陷入了日、阎两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韩钧被迫致电阎锡山，痛陈王靖国、陈长捷的汉奸罪行，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坚决自卫。阎接电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决死队为“叛军”，通电全国进行讨伐。晋西事变的战幕就此拉开。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山西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主张诉诸武力。毛泽东则认为阎是在部署投降，但还未付诸实施。他强调既要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对他的进攻坚决还击。毛泽东代薄一波拟了致阎锡山的电报，指出新旧之争，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对顽固势力有利，“对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也绝无所利”。亟望阎锡山调和新旧军矛盾，重新团结，服从阎之指挥，一致抗日。中共中央也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提议调停，阎表示：“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毛泽东派肖劲光、王若飞带着他写给阎锡山的信到达秋林。毛泽东在信中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八路军久肆忄并
忄蒙
，获有某些进步，亦无非受先生所赐，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肖、王二同志面达”。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来，地盘损失了３／４，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经四天的谈判，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阎锡山也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肖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即将破裂的统一战线被毛泽东的大笔挽救了回来。阎锡山从发动晋西事变到最终如此解决，也许悟出了什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再未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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