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军阀中，阎锡山总是很另类。即便是记日记这样的小事，都很特别。
阎的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记事，只记理。”大多是随想，有的更像格言。别人的日记论“篇”，他的论“段”，每日可记数段，也可只记一段，甚至数月只记一段。每段前均有大流水号标识，当然也有日期。
阎记日记，形式也很特别。据阎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太原绥靖公署机要科有一科员叫刘石生，精书善画，是五台县河边村人，跟阎同乡，深得阎的信任。每晚阎在接受医生按摩时，就会把刘石生叫进去，阎说一句，刘就记一句，然后回去再把记下的“理”工工整整誊抄在固定的日记本上。同时在另一个日记本上还要将重要的来往电报录下，一同作日记保存。电报是保密的，但阎所说的“理”并不保密，于是不几日就会有阎的格言传出，如“站在对的前面领导大家，站在错的后面指导大家。”“世上的两种人最厉害，一是不要命的人，二是不要脸的人”等等。
《阎锡山日记》原件现存山西省档案馆，共16本。精制宣纸，16开，每页十行，毛笔竖写。日记起自1931年元旦，当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阎失败后蛰居大连不到一个月，正在闭门“做学问”，反思自己从政的经验得失。“只记理”的日记由此产生，可看作是他反思的“理论成果”。此后“记理”，便成了他的习惯。
阎一生非常看重自己的日记。离五台山不远的河边村阎氏老宅的砖墙上，至今仍留存着几十段日记格言。如“原谅人高人一等，被人原谅低人一等。”是他当年训诫家人及随从的一种办法。另外，1960年5月23日阎病逝台北，遗嘱第六条就是“墓碑刻日记第100段和128段”。笔者查了一下山西省档案馆的馆藏原件。第100段和128段分别是“五千年来，没有自己退，可带上他人的。一场大战，走了的机会，失了真可惜。此理见的很到，拿心很坚。被移的原因，动机是仁，结果是欲。的确，是学问不够的过。”“不为威迫易，不为情迫难。不为利诱易，不为善诱难。错成德之良机，失做事之势利，非迫于威利，乃动于情善。不错良机可以为君子，不失势利可以做豪杰。”
可是，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阎的墓碑刻的两段日记分别是：“义好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还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从内容推测，似乎后一种说法更可信。毕竟前面的两段明显是对“中原大战”失败的感慨，后两段更符合他一生的心得。
难道，退居台湾的阎锡山，又另起炉灶开始了新版本的日记?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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