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题目你别不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浅薄的认识里，大军阀们无一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为地盘你杀我砍，流血飘橹。他们能坐下来学点知识研讨点理论，那不是像天方夜谭一样吗？近日，《阎锡山这个人》（王树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把我教育了一顿，曾被扭曲的认识被这本书给拉直了。
1933年间，因老父患病，阎锡山在老家河边村随侍近十个月。在这期间，他倡导民主和学术自由，对哲学和马克思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聘请张友渔、温健公、邢西萍等一批进步教授学者，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研究。在研究中，阎锡山学的还是蛮活的，绝不生硬地接受。在和对哲学非常有研究的杜任之探讨辩证法时，他就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一个唯心，一个唯物。各执一词，各有所偏。我主张心、物不可偏废，执两用中。”并进一步和杜任之说：“你对我的讲话再提一些相反意见吧！经过辩驳才能立得住。”后来再和杜任之的不断讨论的过程中，他还对即将回太原的杜任之殷殷地说：“一种主张，一种学说，总要拿到社会上去，让大家讨论研究，这才能辨明是非曲直。我不是大学教授，不能在报上发表论文，同人家争论。这就限制了我的主张的普及，也引不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能在报上展开就好了。”阎锡山独霸一方称雄山西，想怎样不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文章拿到山西的哪家报纸上，不是头版头条？就是自己写不出来，让那么一大群秘书代写出来是什么难事？其实，从他晚年在台湾的阳明山写作的上百万言各种作品看，就可知道他有能力做到。但就是这个阎老西，就是这个大军阀，还明智地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明智地知道经过辩论的东西才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行伍为生之人，难能可贵不？今天的人们当做何想？对此是汗颜，还是自豪？
到了1935年2月的一天，阎锡山对杜任之说：“我请来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在河边村讨论我的学说。他们今天就要到了，我要和他们展开辩论。他们驳不倒我的学说，就得听我的主张。道理是越辩越明，真理终究要战胜。让他们也敞开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我也愿意听听马克思谈的究竟是个什么道理！”以今看来，并不需要去辩论。不认可他的学说理论，啪啪两声就可以了，阎锡山手里的枪多得很。还可以把他的理论强行写进山西法规条文中，易如反掌。再不行，给他们戴一顶政治的大帽子逮起来，是什么难事？然而，阎锡山有着一个政治者的胸怀和自信。
在宣布了理论讨论会的秩序和方法后，让理论家人人都讲讲马克思主义。温健公讲唯物辩证法和《资本论》的“商品”和“资本积累”，邢西萍等人做补充。在三天的讲述中，阎锡山仔细而耐心地听讲，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寻找一切可供他使用的武器。他万分感慨地说：“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观察事物，就像一只显微镜一样，竟然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他把一切演变都看成是运动的必然法则，是忽视了人为的因素。如果照他的理论，那就用不着人为的革命了。可是，他还要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那就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了。”在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他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看法：“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别说，这阎老西还是个思想家呢！绝不固步自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阎锡山性格里，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僵化、保守、愚昧、残暴的成分，但也有着开放、民主、开明的东西被他活用，来为其发展服务。难怪山西能被他弄得像个铁桶一样地统治了38年之久，别人不敢轻易觊觎。武力固然很重要，但驾驭各方俯首听命的，并不是武力的结果。武力可以独霸一时，但不能雄居一世。
阎锡山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于山西老家卧薪尝胆之时。他不仅像一切军阀一样注重建组军队，更重要的是对山西的地方经济、政治及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以增强自己和各方面对抗的实力。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即实行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强调“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公道。”他注入极大的精力搞经济建设。他曾说：“从事建设，以经济为上，应本学理公式与经验，三次五次的研究核计。多研究一次，多增加一次的精确。”其实，对阎锡山进一步地去了解，就可以知道大军阀只是他的一个侧面，经济家、政治家才是他的根本。他对理论的重视，对政治的权衡，对经济的拓展，对地方的建设，都说明了他立足于博采，为扩大自己独立存在空间服务。在那样的一个穷兵黩武的历史条件下，都想拓展自己的疆域，只是采取的手段方法不同。阎锡山的手段方法与别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能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并能看出其问题，就是一例。今天，又有几人真正地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研讨呢？
阎锡山怎样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军阀对待一种理论的处理方法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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