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曾经有述，田际康先生曾在《傅公祠的今昔》一文中写道：“傅公祠作为太原名胜之一，在创建的初期，尚供人游览，其后便成禁区，较长时间为杨爱源的军事机关占据。前后在这里住过的有九世班禅、张学良、冯玉祥等名人。”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查考，除九世班禅、冯玉祥(资料已分别在《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第3期刊载)外，傅公祠在成为山西绥靖公署高级招待所后，在组碧楼住过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名人不少。现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频繁交往的有关资料，分述如下。
百岁将军人景仰
众所周知，张学良谢世时101岁。他的一生，青年时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风流“少帅”；中年时期是“北中国王”，曾负国人骂名“不抵抗将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克星”，事变后长期被囚的“忧郁的哈姆雷特”；老年后返朴归真，笃信耶稣的上帝信徒。诸般色相，归于一人之身，盖增其传奇色彩。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出生于今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詹家窝堡。名学良，字汉卿，号毅巷，乳名双喜，后改称小六子。1919年3月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就读，任营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20年毕业，任团长，6月晋升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11月授陆军少将衔。1925年4月授陆军中将衔，10月升任镇威军第三军团军团长，1926年6月擢拔为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1927年授陆军上将衔。同时还兼海空军司令要职。期间奉其父命剔口了军阀混战。
1928年5月至12月，张学良主持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和东三省易帜。后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蒋介石命，执行了对日不抵抗命令，东三省迅即失守。但他的主导思想是“全国抗战论”，并在困境中作了大量的局部抗日战争工作。他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议者、支持者，更是东北军抗战的领导者和指挥者。1936年1月至4月，经过与李克农、周恩来谈判，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新道路。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一道，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实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从而制止了国内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1936年12月25日，为了表示联合抗日的诚意，促使蒋介石实现诺言，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而，蒋介石背信弃义，导演了“一审”、“一赦”的丑闻，将张学良长期幽禁起来，并迁幽于台湾40余年。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于台北与赵一荻正式举行了婚礼。1991年3月携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观光，从此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1995年4月，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张学良夫妇移居至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在檀香山史特劳伯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西安事变前与阎锡山的交往
张学良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均被拒绝。1936年12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赴陕、甘参与“剿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秉持抗战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遭到审判并长期软禁。1949年又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继续监禁，长达半个世纪。根据笔者现在已经查到的资料，也就在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1936年间，张学良曾经频繁地亲自或派人多次到过太原(张于1926年9月4日曾来过一次)，或在别处与阎锡山会面，商讨过与“剿共”有关或支持其谏蒋抗日事宜。究竟在傅公祠的组碧楼住过几次，查不出精确资料。但可肯定住过，且都时间不长，这是事实。也在正大饭店住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我曾询问过田际康先生是否真实，：田答曰，这都是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在座谈会上所口述的记录，且有阎锡山负责高级人员接待的高级干部周玳所证实过，属实无误。
据李茂盛、雄春普、杨建中所著的《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675页载：“从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在张学良亲自出面面见阎锡山的活动中，多次是与阎商讨“剿共”问题。
由张友坤、钱进主编之《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载：1935·年“10月1日下午4时，乘自备机抵成都，晚7时赴行辕向蒋介右汇报行营情况，并有所请示。随即在行辕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定2日晨乘原机返汉。不久将飞太原晤阎锡山，商讨‘剿匪’问题，太原各界连日积极筹备迎张事宜”。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第五卷也记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7曰，张学良由西安来太原访晤先生商陕北剿匪事，会谈两次。10月8日，与张学良举行第三次会议，下午张返西安。”这次张学良在太原宿一晚。
1936年1月4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红军经陕北攻榆林、绥德。5日，张、杨、高、毛抵榆林与井岳秀会商军事并飞往清涧、镇川、响水观察红军活动。“7日，张等飞抵山西离石、柳林与孙楚、杨耀芳会商对付红军办法。8日，张等又飞太原与阎锡山会商防共事宜。9日，阎锡山为防止红军人晋，委杨爱源为‘剿匪’总指挥，次日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政兼施’，在军事上分工防守。”(《张学良年谱》948页)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月8日，(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剿匪’事。张、杨由榆林飞降离石县，即至太原。1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由太原返西安。”(《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第五卷)这次张学良在太原共宿三晚。
需要指出的是，张学良与阎锡山之间的接触，是以商谈“剿共”为目的却一步步地走向其反面。此后的来往，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36年4月9
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取得了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具体成果；同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阎锡山在红军东征的打击下，感受到了新的威胁，开始改变政策的调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4月29日，张学良再一次亲驾飞机到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张学良此行虽在名义上仍是与阎锡，山会商‘剿共’军事，然而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试探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的态度。一个月后的5月27日，张学良再次飞并，进一步与阎交换意见。”(《阎锡山全传》676页)
台湾出版的阎锡山年谱亦有记载证实：1936年“4月29日，(阎锡山)与张学良晤谈‘剿匪’事。张今由西安至太原。4月30日，张学良返西安”。张在并宿一晚。“5月28日，张学良访晤先生(阎锡山)谈陕北‘匪情’。张学良今由西安抵太原。5月29日，先生与张学良再度晤谈后，下午张返西安。”张学良在太原又宿一晚。
这一阶段，张学良与阎锡山的来往是频繁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接触。据《张学良年谱》记载：“1月中旬，(张学良)偕杨虎城飞太原密访阎锡山。因突接王以哲从洛川前线发来密电，报告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派回，有机密要事面陈。因此留杨在太原继续同阎商谈，张即驾机回西安，16日到洛川接见高福源。高详细报告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与切身感受，劝张与共产党团结抗日。张决定与共产党谈判，让高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高于是日返回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会见张的情况。”
张学良于“4月29日，飞太原与陈诚、阎锡山、徐永昌、杨爱源、赵戴文、高桂滋等会商晋陕夹击红军办法，30日飞达西安。在太原期间，张学良向阎锡山解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红军东征的真正意图不是抢他的地盘，而是要借道山西进军河北，抗日救国。同时还把自己和杨虎城认为‘只有抗日，才能统一’的观点以及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想法和作法，毫无保留地告诉阎，视阎为同盟者。阎看到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形势，为了能‘自存与自固’，想利用张、杨西阻红军，南退中央军，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地盘，于是表示‘同意张的看法与作法，并愿意与张配合，共同行动’。”
5月2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赴太原，会晤阎锡山。因陈诚与张、杨同日抵晋，故张、杨名义上是与阎商定‘剿匪’办法，实际是探询阎氏在共产党与红军发出回师通电后，对抗日与联共的态度。由于陈诚在太原，张、杨无法与阎单独接触，只能在宴席间当着阎诸将领的面，谈抗日的态度与决心。第二天陈诚飞离太原，张、杨也于同日离开”。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的《西安事变简史》在论其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时记载：“山西的阎锡山。1936年4月，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举行肤施会谈后，亲自去太原向阎锡山提出应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以前，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只限于抗日反蒋，还不敢谈联共抗日问题，但自接受潘汉年的建议后，便突破了这个禁忌。10月，他去太原与阎锡山商定吁请蒋介石联共抗日，如蒋不同意，则晋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战，阎并允将包头、五原、固原等地肥沃的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秋天，中共军委特科的冯雪枫(化名李森)去四川与刘湘商定，用政治手段联合各抗日派别逼蒋抗日，并签定川军、红军与东北军的军事协定。打破了联共抗日的禁忌之后，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更加深了，联系的面也广了。从广西、四川经西北到华北都联系起来，联共逼蒋抗日的战线已略具雏型。”(张奎堂著《张学良传》)
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都多次派自己的秘书李金洲、蒲子政等到太原与阎锡山联系，以争取其劝蒋抗日、联共抗日到逼蒋抗日，阎锡山都有同情，愿与支持。阎曾对薄子政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张学良也曾于10月20日“驾机飞太原，约阎锡山同去见蒋介石。此次张、阎单独会晤两次，请阎一定要与他携手，共同劝蒋停止内战，广致对外，阎；表示支持。张离太原时，阎让他的炮兵司令周玳送张—至机场”。这次不知是否住宿。
然而，阎锡山对张、杨以及西安事变都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返洛阳度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去说服蒋，望他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作十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作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不久，又给蒋写了一封长信，痛切陈词，中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等语。”(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
此时，“蒋对东北军之‘剿共’亦有怀疑，故亲到西北巡视。当蒋要到西安之前，张乃约阎锡山到西安一同劝蒋。迨蒋到西安后，知阎要来，遂以避寿为名转到洛阳。阎锡山和张学良即赶赴洛阳。蒋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为‘混蛋’。蒋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既定的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阎锡山出会场后，对张学良说：‘大家只好另想办法。’当夜张学良见蒋说：‘这样一来’，我对东北军就无法指挥了。’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部队训话；同时下手谕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去河南。张学良由洛阳回来和杨虎城计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原来联共抗日的计划根本破坏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因有扣蒋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非常手段；不过这样做应该有个名堂，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就叫做‘兵谏’。促成张、杨由‘拥蒋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
就在西安事变后，张、杨曾于12月13、15、17日三次致电阎锡山，希望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非同小可。阎锡山大感意外，在会上曹说，“小六子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山西文史资料》第49期)并在复张、杨的函电中责问张、杨四个问题五个乎：“第一、兄等将如何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拟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拟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造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张学良年谱》129页)事变后的12月24日，张学良一面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指宋子文、宋美龄)接触，一
面在张的客厅里召开设计委员会。张在会上曾说：“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更不可能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成和支持，可事变爆发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还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共事，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张学良传》)
此时，张学良实际上已下定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心。在这个会上他曾说：“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当晚，他在有蒋介石、周恩来、杨虎城、宋子文等人参加的宴会上，“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令人震惊。后即写下手谕，于25日下午与蒋介石等乘机送返南京。从此即被长期幽禁。
实践使张学良认识了阎锡山的本性，局外人也多有所评论。黄绍骇在《西安事变片断回忆》一文中写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累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1930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1929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人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持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他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总之，阎锡山“从西安事变一开始便绞尽脑汁，想谋一个‘盟主’的地位。然而无论怎样机关算尽，竟连个边儿也没有摸着。”“在‘三位一体’的谈判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之谋主’。”(《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
中共城交老朋友
张学良先生虽然逝世了，他的爱国风范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应当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张学良的一生，“……最大特点有二：一是他渴望中国统二之心结；二是他强烈抗日爱国之信念；”他青年时代出国考察时，曾经读到过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这无疑对他有所影响。当“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者，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杀害后，他曾向其父建议说；‘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西安事变前，当其奉命‘剿共’失败时，他曾说：“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西安事变前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或电信、或奔波与张学良商讨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以诚相处，以善相交，实践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他的真正朋友。他说：“我跟你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侧艮他。”在商谈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时，周恩来曾说过：“我们是老朋友了。”当周恩来发表了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解后，张学良赞同道：“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此前，张学良曾经两次申请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只因共产国际未批准而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被长期幽禁，直至他离开人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都时刻地怀念着他。1990年6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发起方张学良九秩华诞寿宴在台北市园山大饭店昆仑厅举行，墙上悬挂着邓颖超同志的贺电，正中有一个红底金字的“寿”字。电文称：“汉卿先生如晤：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诚挚的祝贺。……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欣然自慰也。我和同辈朋友门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牧人之思耳!”1991年5月29日上午，张学良的老朋友、我国目前健在的三位开国上将中最年长的百岁将军吕正操在纽约与张学良会面，两位老将军精神矍陈，思想敏锐，谈笑风生，畅叙久别重逢之情。张学良过世后，吕正操在唁电中写道：“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不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1995年6月1日，张学良95岁生日时，“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专程从上海前往檀香山，为张将军祝寿，并代表其弟阎明复向张将军转达了祝福。”一些著名人士和著名演员到了台北或夏威夷都要带着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同张学良将军欢聚，向张学良将军问候。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先生与世长辞，次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即发出唁电：“张学良先生亲属：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张学良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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