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辛亥起义后，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二、唯亲重用 兼顾其他
用人唯亲，这是历代掌权者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阎锡山也不例外。民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口头禅。这是调侃阎锡山的一句俏皮话，果真如此的话，阎锡山的统治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五台人挎洋刀的，在阎锡山的部队里确也不少。辛亥前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除他之外，还有赵戴文、张瑜、王建基、徐翰文、赵三成、赵丕廉等，除赵丕廉外，他们都曾留学日本而且包括赵丕廉都是早期的同盟会员。至于后来的将领，五台人就更多了，有杨爱源、王靖国、徐岱毓、杜春沂、徐子珍、赵承绶、张荣沉等，他们大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并非一般的五台人。
阎锡山认为：“办事在得人，找不到办什么事的人，不可办什么事。是办这事的人，有办这事的法，其事必举。”又说：“重亲近之轻人，忽疏远之正人，事必败。”所以，他用亲近之人，坚持唯才是举，以是否忠诚与能否胜任为原则。正因如此，莫说五台人，就连河边村阎氏家族中也有雇农和工人。
阎锡山用“亲”人，一是亲属之“亲”，二是地域之“亲”。
阎锡山近亲，一是自己的阎家，二是他的娘舅曲家(因他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但这两家人都是搞经济的，除阎锡山之外，没有从政的，也可以说没有从军的(阎的族孙阎树梅短期参军，1939年逝世)。因为阎、曲两家都是由经商发家，家族的传统认为从事经济工作既实惠又少风险。阎锡山的表兄曲清斋在阎的亲属中，除阎父之外，是阎锡山最为敬重的一人。曲清斋的儿子宪治要到日本留学学军事，征求阎锡山的意见，阎说：“咱家的子弟，怎么能拿上人肉换猪肉吃。”(阎云溪[树林]：《阎锡山乡居纪实及其他》，《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于是宪治转学商业。
除阎曲两家之外，关系密切的还有岳父徐家和远亲梁(化之)家。
这几家在民国时期比较出人头地的人物有：
阎锡珍：毕业于日本秋田矿业专门学校，曾任西北实业公司工务部副部长、矿业处处长，西北煤矿第一矿矿长。在白家庄设计和建成了太原地区第一个机械化采煤矿井，并测量绘制了山西第一份地质矿产图。
阎志廉：后以效正为名，浙江大学毕业，曾任太原绥靖公署汽车管理处处长。
阎志仅：公营的斌记五金行经理。
阎树松：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并赴德国考察进修，曾任西北修造厂厂长，主持生产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
阎树栋：学徒出身，曾任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卷务股长，山西省银行会计处长。
曲宪治：留学日本，曾任西北实业公司协理。
曲宪南：留学日本，曾任西北实业公司营业处长，铁路银号经理。
徐一清：留学日本，同盟会员，辛亥山西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后任山西粮服局局长，省银行总理等职。 1932年辞职，自营实业。
徐士珙：留学日本，山西贸易公司经理。
徐士瑚：清华大学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又在剑桥大学进修二年，在德国进修半年，曾任山西大学校长。解放后任北方交通大学教授。
这些人都是学有专长、业务精通、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人。他们的优势仅仅在于阎锡山的关系，可以“捷足先登”罢了。阎锡山绝不会在重要岗位上安插无能之辈，而使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
阎锡山在政治上最为重用的是：
梁敦厚：字化之，定襄师家湾人。他的祖母与阎的继母是姐妹，因此两家常相往来。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字子明)在五台城内开设积庆长钱铺，梁化之的父亲梁朝卿是店员之一。阎锡山后来辍学也到店内学生意，二人的关系就进一步密切起来。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后，在家乡创办了川至中学，梁化之是学生之一。成绩拔萃；自恃才高，常为大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梁于山西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即任阎的秘书，掌管印信，参与机要。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后，经朱蕴山先生牵线，中共代表彭雪峰来并与阎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其事的只有梁化之一人，就连阎的挚友和高级幕僚赵戴文最初都不知情。阎邀薄一波回晋主持牺盟会的工作后，梁为总干事，实际工作由薄主持。他让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到处宣传，对牺盟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被顽固势力看作“左派”人物。抗日战争开始后，梁化之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仍积极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十二月事变”使阎锡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顽固势力归罪于梁化之，梁一度受到排斥打击。从此一变而为反共的急先锋，作为阎的政治组织同志会的实际负责人并兼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肆意杀害共产党员和不满阎的人士。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离并飞赴南京，梁以省政府代主席的名义多次拒绝和平谈判。4月24日，在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内后，梁服毒自焚而死。
从地域来说，阎锡山首先重用和依靠的是家乡五台人，其次是他家乡附近二州五县的人，再次是晋北人。所谓二州五县，就是清末忻州及其所辖的定襄和静乐两县，代州及其所辖的五台、崞县、繁峙三县。
从政治上说，阎锡山前期的高级幕僚是赵戴文，后期则是梁化之。赵是五台东冶镇人，与阎的家乡河边村相距不过30里，但二人是在留学日本时相识的。由于志同道合，先后加入同盟会。1906年，二人各携一枚炸弹回国运动革命，从此成为生死之交。民国初年，赵任阎的参谋长，之后出任总参议、I[1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除一年左右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外，始终在阎的身边参与机密。阎锡山在省府东花园公馆里为赵设置卧室，这是任何亲信都未有的特殊待遇。阎锡山的政治动向与决策、政见以及施政纲领，都是在与赵商酌之后决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赵对阎的见解补充修正，使之更为可行，但也有意见相左之时。例如，赵反对阎倒蒋并发动中原大战，反对阎与日本侵略军勾结等。但当阎拒绝接受、一意孤行之时，赵则放弃正确意见，随阎行动。
在阎统治的早期和中期，除赵戴文之外，参与决策的还有南桂馨(宁武)、赵丕廉(五台)、周玳(代县)、梁汝舟(忻县)、徐永吕(崞县)等人，他们都是晋北人。
1938年2月，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阎、赵为正副会长，有13个高级干部委员，简称高干。到
1949年太原解放，前后担任过高干的共21人。其中贾景德、续范亭、朱绶光三人，不久即离开阎的长官部，未起实际作用。郭宗汾(河北)、楚溪春(河北)、彭毓斌
(湖北)；陈长捷(福建)是军人，领兵在外驻防时间较多。经常在阎周围参与决策的高干是：杨爱源(五台，首席高干)、梁化之(定襄)、李冠洋(灵邱)、薄毓相(定襄)、孟际丰(五台)、王谦(大同，字尊光)、王靖国(五台)、赵承绶(五台)、吴绍之(定襄)、王怀明(新绛)、孙楚(解县)、王平(隰县)、邱仰浚(沁县)、耿哲(曲沃)，其中以北路人为多，而且阎最信任的也是他们。
从军事上说．阎在民国初年任用外省人较多，这是因勾他自己的亲信还没有成长起来。1927年阎锡山北伐时，杨爱源、谢濂、傅存怀等已升为军长，孙楚、傅作义、王靖国、丰玉玺、李服膺、李生达、杜春沂等已升为师长，中原大战时多数都成为军长。以后这些人即成勾阎的军事骨干。抗日战争开始时，第二战区下辖两个集团军，总司令是杨爱源(五台)和傅作义(荣河)，六个军长是王靖国(五台)、李服膺(崞县)、孙楚
(解县)、杨澄源(襄陵)、傅作义(兼)、赵承绶(五台)。后来扩充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别是杨爱源、赵承绶、孙楚、王靖国，军权集中到五台人手里。抗战后期以至太原解放，阎锡山则将军权交付王靖国一人掌握，足可见其用人重亲了。
从公营经济来说，先后担任过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和协理的有：梁汝舟(忻县)、彭士弘(忻县)、张书田
(定襄)、曲宪治(五台)；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和协理的是：徐士珙(五台)、曲宪南(五台)；省银行的历任经理是：高步青(代县)、徐一清(五台)、傅鉴西(汾阳)等人；斌记五金行的经理是阎志伋(五台)。
从学校来说，1928年以后，太原党政学院院长是赵戴文，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是赵希复(五台)，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是赵丕廉(五台)，女师校长是赵之信(五台)，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是张树拭(五台)。抗日战争胜利后，山西大学校长是徐士瑚(五台)，工业专门学校皎长是赵中枢(五台)，进山中学校长是赵宗复(五台，赵戴文之子，中共地下党员)，第一师范校长是曲咏善
(五台)，克难中学校长是郝春和(五台)，太原二中校长是宁梦喜(新绛)。
从新闻单位来说，北伐前后，太原的几家主要报纸和通讯社的负责人是：《山西日报》总理赵希复(五台)、《并州日报》经理李同升(崞县)、《晋阳日报》经理梁硕光(忻县)、大同通讯社社长梁伯弘(定襄)。抗战期间第二战区唯一的报纸《阵中日报》的经理是王藩城(广灵)，总编辑是牛青庵(定襄)。抗战胜利后，太原的主要报纸除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办的《国民日报》外，阎锡山集团主办的报纸负责人是：《复兴日报》刘志弘(崞县)，《阵中日报》未变，《民众日报》郭今之(定襄)。
除上所述外，阎锡山也注意地区平衡。1937年时山西省政府的4个厅长是：民政厅长邱仰浚(晋东南沁县)，财政厅长王平(晋西隰县)，教育厅长冀贡泉
(晋中汾阳)，建设厅长樊象离(晋南解县)，秘书长王尊光(名谦，晋北大同)。
阎锡山还有一个做法，即以哪里为根据地就用哪里人。抗战期间，他以晋西南作为根据地，就开始重用一些晋南人。后来住在吉县东关小河畔，便起用吉县人谭克宽为政务会议秘书主任。抗战胜利后阎回到太原，又用阳曲人张一善为孝义区专员。
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以晋北人为多数。以 1936年西北实业公司及所属各厂的1139名职员为例，除外侨和外省人外，山西共950人，其中晋北人
424人，占35％。在北路的424人中，五台、定襄、崞县、忻县四县即有351人，又占晋北人的83％。该公司科长级以上领导共86人，其中晋北人占
55％，晋北人中五台等四县的人又占 44％。
所以，阎锡山的干部队伍是以五台人为核心，以二州五县人为骨干，以晋北人为外围，以外省籍和其他县的人为点缀的一个封建家长式的统治集团。
说到点缀，可以孙楚为例。旧军政人员谈起来，都说孙楚是阎的军官中唯一懂得韬略的人。他同杨爱源于1914年11月从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回晋后，从初级军官一直升至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亦可谓一帆风顺了。但除独立作战外，实际只是个幕僚而已。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飞往南京，临行前指定代省长、同志会工委会主任、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梁化之，第十兵团司令、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赵世铃，秘书长吴绍之以及孙楚，成立五人小组，主持军政事务，却没有指定组长。按说，孙楚的地位最高，特别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军事，应该是孙楚说了算，但真正掌权的是梁化之，其次是王靖国。北平和平解放后，阎锡山手下的高级人员李冠洋、吴绍之、军务处长朱崇廉、经理处长杨思诚等都希望走北平的道路，中下级干部更是如此。阎锡山觉察到之后，便“把他常说的几句话，亲笔写在宣纸条上，送给他认为意志上和他不完全一致的高级干部，孙楚、吴绍之和李冠洋都有一份。内容概要是：谋共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殊……组织奋斗是历史，不应计较成功失败”(李冠洋：《对阎锡山的剖析》，《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后，朱崇廉等认为争取和平解决已到最后时刻，遂鼓动李冠洋向孙楚建议，孙说我作不了主，而梁化之决心自杀，王靖国则等待陈纳德的飞机来解围，因为有铁军纪律等的约束，没有人敢向他们说，说也无用，最后解放军只得用炮火歼灭他们。
阎锡山用的这些“亲”人，大部分是有才干的，但是在用人唯亲形成的这个封建家长式的统治集团里，只有阎锡山一人说了算，或者其他一两人说了算，最后只能走向毁灭，而这正是阎锡山所希望的。他要求高干和基干(同志会内的一个组织成员，多为县团级骨干)们在城破之时自杀成仁。太原解放时，梁化之、阎锡山的堂妹慧卿以及梁化之领导下的特务共有46人自杀(其中4人为无公职的妇女，因躲炮弹误人特务地下室而遭枪击油焚)，阎锡山因之在国民党内获得了“守城名将”的美称。他后来在上海、广州等地进行政治活动并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这也是共政治资本之一。
大约在1940年阎锡山由陕西宜川秋林镇移驻吉县克难坡之后，干部们中间流传着这么几句话：“抗战抗战，黄河两岸，挥兵十万，眷属一半，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阎的孙女树榕问阎是怎么回事，阎沉默片刻后哈哈大笑说：“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的十三个高干。”阎锡山高干和基干们的结局，正应了阎所说的这句话。
三、唯才是举 重视实绩
阎说：“用人讲能力，不拘资格；任事说实效，不务虚位。”“得人事举，失人事败；得人不难，知其长，用其长。”“用人做事，应矜式人之所长，不可常视人之所短。”这是阎锡山用人的心得之语，我们且从一些实例中，说明他是如何“知人”，又是如何用其所长的。
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于1918年9月毕业回到山西的人不少，为什么阎锡山特别重视王靖国呢?这里有一段故事：王当连长时，营盘在后小河，每天上午士兵都要操练。一天，阎锡山来到省府后面的梅山上散步，下面士兵们操练，看得一目了然。他想考查操练的质量如何，于是不知不觉就站了近一个小时，竞没注意到乌云滚滚而来。他正看得出神，突然一声炸雷，接着便是倾盆大雨。他没有去避雨，却见操场上大部分士兵一窝蜂似地跑回宿舍。唯有一个连是整队之后，跑步进入宿舍的。这引起他的极大注意，后来一问才知道是王靖国连，从此他开始注意这个连及其连长王靖国的成长。这是王靖国后来得到重用以至独掌军权的发端。
傅作义也是在无意之中引起阎的注意的。那是在星期天，下级军官不带家属的，大多出去听戏、下馆子，有的甚至到妓院作乐。阎锡山正是在这个时候去考查军官的。一天，他到后小河营盘各个连部查看，除值日官外，连长一人未见，惟独傅作义在连部研读《孙子兵法》。这又使他发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阎锡山发现人才重视其与众不同之处，而真正的提拔重用则重实绩，对军官来说，就是要论战功。
1926年，国民军在奉、直两军的攻击下，放弃北京向西挺进，拟先击破山西取得有利地位。阎锡山与奉、直勾结，参加了所谓的“讨赤之役”。他将晋军主力布置于阳方口、雁门关、平型关一线，令其死守天镇、大同、右玉等城。战斗开始后，国民军数度攻击雁门关均遭失败，傅作义在天镇，李生达在大同，顽强固守竟达三个月以上，其中尤以大同的攻防战最为激烈。国民军在腹背受敌之下以失败告终，韩复榘、石友三等率部投降，阎锡山乘势命商震将绥远收回山西。李生达原为第十团营长，阎锡山在几个月内，将其升为团长、旅长，第十五师师长并兼大同镇守使。傅作义亦升为师长，他在北伐战争中孤军深入，在涿州被围困达三月之久，直至弹尽粮绝才和平解决。他们被誉为守城名将，晋军亦以善守而闻名。
阎锡山不仅在军事上用人如此，惟才是举，而且在工程建设方面用人也同样是不拘资历，惟才是举。
李其昌，字文甫，河北丰润县人，粗通文字，原是一名修铁路的普通工人，后来在修建兵营等工程中干活。阎锡山在巡视工程时，发现此人干活又快又好，提些问题他也能讲得头头是道，遂提拔他到督军府副官处工作。他开始利用一切闲余时间自修文化，后又请人教他高等数学与建筑工程相关的材料力学等，掌握了从绘图设计到用料用款等方面的全部知识，不亚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阎调他到工程处工作后，他常常在工程的研讨设计中，以自己独特的省料、省钱、坚固、实用的方案折服群儒。阎乃破格提拔他为工程处处长，掌管山西所有的工程建设，曾负责设计阎家祠堂、河边村东花园、西汇别墅、公路及其他各项建筑工程。1933年，他开始兼任兵工筑路指挥部工程组组长。在同蒲路北段的设计方案里，设计人员因阳曲高村以北至忻县的河道基础不好，估计难以筑路，便设计为由高村向东不经忻县而绕定襄至原平，“弃弓弦而走弓背”。李其昌不同意这一方案，便亲自带人勘察、测量、设计，认为从高村可以经忻县直达原平。阎锡山批准了他的方案，结果节约投资200万元(银币，下同)。
阎明厚，定襄小王村人，粗通文字，工人出身，对建筑工程的用料用工训‘算得非常精确，阎锡山任用他为兵工筑路指挥部工程处包工组组长。由他负责出包的工程，如果承包人不督工苦干并节约用料，不赔钱就是万幸，要想赚钱是很难的。阎锡山曾打算派一个知识分子将其经验整理成书，终因战乱未能着手。
人们说，阎锡山精于计算，加上李其昌和阎明厚，他们管的工程不知节省了多少钱。又说，同蒲铁路的各个车站建成之后，竟连一块整砖也没有剩下。此话虽有些夸张，但其精打细算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郭廷兰。五台阳白乡郭家寨人，他断断续续上过三年私塾，少年时期即跟上师傅做小工，后来又学石工．20多岁时即可领着几个工人承包一些小的工程。他为人老实，干活认真，估价克己，因此很受雇主们的欢迎。1929年，阎锡山修筑己巳渠，拟由崞县之界河铺引滹沱河水浇灌定襄沿渠各村土地及其家乡河边村的土地。工程指挥部设在定襄蒋村，由阎的族兄福斋与表兄曲清斋负责。工程需要一批石料，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是每方(一方丈)3．5元，而蒋村人非要4元。他们商之于工程处长李其昌。李说，那就只好叫郭廷兰来干了。郭来了一看山势，每方只要3．3元，大出他们所料。初冬工程结束后试放水，令郭巡渠。阎锡山在河边村看水浇地，欣喜异常，不料水流突然中断，他先是派卫士沿渠察看，接着又坐车来到蒋村。原来渠系新修，有一处被水冲开一个口子。这时必须关闸截断水源，才可防止缺口扩大。郭廷兰请蒋村人安闸板，每块3元，没人干；6元，还没人干；9元，也没人干。他于是自己下水安闸板。阎锡山来到蒋村渠上时，他刚从水里出来不久，浑身发抖，衣裤都冻硬了。阎锡山听取报告后，认为郭是一个不贪钱财、认真负责、老实可靠的人才，遂破格提拔他为工程处处员，每月工资30元
(当时技术石工每月工资12元)。1934年，同蒲路北段开工．崞县轩冈到宁武，要修25座桥涵和一条长384米的段家岭隧道，要求于1936年底建成通车。总工程师谢宗周认为到期完不成任务，阎遂委任郭廷兰为北段谷桥监修主任，如期完成了任务。
边尔旺，五台县农民。那时五台县东南窑头村出煤，定襄、崞县和五台人要去煤窑驮煤，必须翻越窑头．道。这条山路狭窄崎岖，常有人畜相挤跌人深沟的。边尔旺听说后，便自带干粮拓宽窑头道上的狭窄之处，受到人们称颂。郭廷兰接受谷桥监修任务后，经阎锡山同意，由边尔旺领工开凿隧道，如期完成了任务。
阎锡山不拘资历，根据实绩，破格提拔一些有专长、有才干的人，是他得以长期在山西执政的原因之一。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用不胜任的人办事，其事必坏。但用上去再去不易，在用之先须十分审慎，且必须试之在先，用之在后。”重视实绩是他试之在先、用之在后的一种具体做法。
四、选忠选能 喜谄喜颂
忠，这是阎锡山对其属下干部的起码要求。阎锡山在1941年自拟的《洪炉歌》里就有“职务惟忠”一句。阎的内侄、侍从秘书室主任秘书徐崇寿说：他体会阎对干部的要求标准是，“不论你官位多高，不论你是否在阎的身边，都能始终忠于阎，由阎千里一线牵”。贾景德是清朝最后一批进士之一，多年当阎的秘书长，1936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离开了山西。他人虽远离，却仍忠心耿耿为阎办事。贾后来在重庆成为沟通蒋阎关系，为阎要钱、要粮、要物资的人物之一。其他干部也多如此。解放军围困太原达半年之久，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危在旦夕，阎却叫嚷以“火海”战胜“人海”，要“以城复省，以省复同”，“要与太原共存亡”。最后他离开了太原，而他的将领除少数几个起义或投诚外，多数则顽抗到底，高干们除梁化之自杀外，少数愿谈判和平解决，但掌权的王靖国却拒绝和谈，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虽然其中有许多原因，例如有铁军纪律的约束等，但忠于阎锡山、听阎的话却是主要原因之一。又如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后，冯部多数投降了蒋介石，而阎军除周思诚师行动迟缓被围缴械外，其余都按建制回到山西。阎锡山要求部下“忠”，他的大部分高级官员也确实做到了“忠”。
就“能”来说，前面已经说过他惟才是举。不是真正的人才他不完全喜欢，或者说在他手下不能长期待下去。徐崇寿说阎用人的“一套作法是不选尖子，认为尖子不好驾驭，不能乖乖听话，也不用奴才式的人物，认为奴才听话而办不了事”(徐崇寿《在闹锡山身边工作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关于后者，阎锡山也说过：“不胜其任者不可任用。”
阎锡山在山西唯我独尊，一切都需按他的意图办事，因此有点像“武大郎开店”，容不得比他高的尖子式人物的存在。孔庚、商震是被他逼走的，下面另作介绍，这里只写两个人：
景梅九：山西安邑县人，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编辑和出版了《第一晋话报》、《晋乘》、《国风报》，抨击朝政，宣传革命，是同盟会员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辛亥起义后，他由北京间道回到娘子关，时值吴禄贞被刺，他与仇亮到石家庄料理吴的后事并督令在石的山西民军将截获清军的械弹物资等运回山西。阎锡山推荐他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长(相当省长)，但他多在前线参赞军机。当民军粮饷困难时，他提出向晋中富商渠家借款的建议，结果借得白银13万两，解决了燃眉之急。袁世凯派曹锟率部镇压山西革命，景提出“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惟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的设想。阎锡山采纳景的意见，将分兵南北定为当时的战略决策，当清军占领娘子关后，他与副都督温寿泉遂各带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与河东道，攻占了不少城镇，对清廷造成一定压力。景梅九是当时山西的一个才子，满腹经纶，诗文俱佳，独具慧眼，有胆有识，但锋芒毕露，放荡不羁。阎锡山欣赏他的才干，却又觉得难以驾驭，民国初年时只给了他个稽勋局长之职。景后来任国会议员，因反对袁世凯曾被捕入狱，裒死后获释。因景与阎政见分歧，乃定居西安，继续出版《国风报》。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自幼在大同长大，13岁时成为孤儿，在一家车马站打工。14岁时，遇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西逃路经大同，他在护驾的毅军中当夫、当兵，后来考入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副哨(连)长。民国初年，徐永昌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服役于国民三军，历任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国民军在直奉两军压迫下退往西北地区。国民三军在陕北缺衣缺食难以生存，乃归附阎锡山。北伐时，徐为阎军右翼总指挥，奉军反扑占领了雁北地区，却未能突破右翼防线进入娘子关。北伐之后，徐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1930年，阎锡山谋划倒蒋，徐反对；并一再表示不要用他作指挥官。在阎的坚持下，他只得出任陇海线倒蒋军的副总指挥，而陇海线的战事最为激烈。中原大战倒蒋军失败后，徐永昌先指挥西北军在郑州渡河北撤，然后是晋军撤退。待全部军队撤退后，他才渡过黄河铁桥。之后，阎锡山下野，潜赴大连，行前委任徐永昌为晋绥警备总司，负两省军政全责。徐与负责华北军政的张学良商讨，将晋绥军改编为4个军，后又增加了一个护路军，除改变番号外，基本上保全了阎的部队。1931年，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离晋。8月，阎锡山由大连潜归，蒋介石与张学良深感忧虑，一面逼阎出走，一面委徐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并有意让徐出任晋绥两省军政长官。徐向蒋陈述利害，认为只有阎锡山可胜此任。“九·一八”事变后，阎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徐的支持是原因之一。从此，二人相互配合，在山西大搞经济建设，但阎、徐二人作风不同，徐抓大事，不问细事，阎则大小事都抓。徐嫌阎琐碎，阎嫌徐不积极，日久渐生隔阂。阎有次在会上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徐觉得是在骂自己。后来徐又反驳阎关于堵截红军的话，使会议不欢而散。徐感到已难与阎继续共事，遂托人向蒋关说。蒋调徐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抗战开始后，蒋又令徐任军令部长，指挥作战。抗战胜利，徐作为中方代表，与盟国代表一起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这些尖子式的人物在山西待不住，就连一些有名的战将楚溪春、陈长捷、郭宗汾也先后离晋他去。
阎锡山不悦诤谏之士，却喜唯命是从与善于迎合之人。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赵戴文和阎锡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可以说是莫逆之交。辛亥革命以后，赵一直是阎的高级幕僚和第二把手，后期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在山西是唯一受到阎锡山尊重的官员。赵为人比较公正廉洁，不爱财，不贪权，算得一个正人君子，人望极高。曾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王谦(字尊光)说：“赵对阎确实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凡阎的言论行动，总是一味附和，并且引经据典予以阐述。”(王尊光：《阎锡山使用干部的手腕》，《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张培梅于1924年在石家庄擅杀两团长后回到太原，因事与赵发生争执，也脱口而说赵“逢君之恶”(南桂馨：《孙、段、张三角联盟前后阎锡山的动态》，《山西文史资料》第9辑)。此话也说明赵经常附和阎的意见。民国初年，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并不稳固，赵便经常对人说：“蒙(自谦词，五台人口语以蒙代我)与督军，君臣之分早已定矣!”赵也是惟一敢在阎面前提不同意见的人。1929年，阎准备联合唐生智倒蒋，赵奉蒋命由监察院长任上回晋劝阻，获得成功。1930年，他又反对阎发动中原大战，阎最后决定非战不可时，赵不再坚持正确意见，大哭而去，到北平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筹办选阎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事。结果阎以失败告终。这是阎对赵敬重的原因之一。抗战期间，阎瞒着赵同日军勾结。赵闻之对阎说：你要投降日本，我就跳黄河。阎马上拍了桌子，疾言厉声地说：“次陇，不许你这样说话!今天是你和他们大家都不对。山西的事只有我配主张如何如何，到不得已时也只有我配跳黄河。”(李冠洋：《对阎锡山的剖析》，《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赵被阎抢白之后，即不再坚持己见。当阎举办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统一干部思想时，赵又随声附和，在讲学时号召干部“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在此之前的1939年，阎锡山颂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侵略是“飞机式进步”，表现了“现代化组织”的力量(李冠洋前文)，赵则说阎是“当今的圣人”，还说“世界上有三个伟人，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希特勒，第三个是蒙会长”。他就是这样有点不明是非地顺从和吹捧阎锡山的。
杨爱源，五台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在阎的手下由低级军官一直升为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是赵戴文1943年逝世后，阎的第二把手。他的特点就是唯命是从，从来不提不同意见。抗战期间，他身为副长官，见阎时还要行九十度的鞠躬礼。他经常对部下说：我是无我。我以会长的意志为意志，会长叫我做甚我就做甚，叫我咋办我就咋办，我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1930年，杨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其军务处长朱崇廉(五台人)调升第二战区长官部军务处长，行前向杨讨教怎样才能伺候好阎。杨说：“他给你甚你拿住甚，不给你甚你不要要甚。你千万不要捋动他的权，也不要捋动他的钱。”这既是阎锡山用人的特点，也可看出杨俯首贴耳的形象。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军官服务队在克难坡成立，以训练和储备军官。队长祝秉钧曾告诉笔者一个故事。他说：“军官服务队成立之初，阎对他说，军官服务队的军官，只有经他批准才能调动，除他之外谁也不能。”后来，杨爱源看中了一个叫张桂滨的青年军官，想叫他给自己当副官。祝秉钧让去了。此事不久就被阎知道了，他问祝：“谁叫去的?”祝答：“副长官叫去的。”阎说：“我说过只有我能调动，谁也不能调动。你把他赶快给我调回来，并告副长官说，是我叫调回来的。”祝遵命告杨，杨即让张桂滨返回服务队。祝说：“这是一件小事，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要让他的高干们知道，什么事都得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不能自作主张。而他的高干们就是这样俯首贴耳听命于他的。”(《阎锡山军官服务队的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
王靖国是一个最善于揣摸阎的意图、投阎所好之人。这里只举两件大事来说。1936年，阎锡山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组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牺盟会。抗战开始后，牺盟会组建了决死队等抗日武装，到1939年已发展到近50个团。阎锡山感到难以控制，一方面想把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又想改造旧军，于是，他授意王靖国在晋绥军军官集训团里建立铁军组织。王迎合阎的心思，筹组了三三铁血团(亦有人称其为山山铁血团)，其守约为：“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规定这五个字只许参加者在宣誓时看一眼，不许对任何人说，说了就处死；参加者只准人不准出，脱离组织者处死；违犯八条纪律者处死。发起者是以王为首的28名高级军官，他们跪在阎锡山面前宣誓(誓词中有以铁血拥护会长，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等语)，还刺破左手拇指在誓词的个人名下按上血手印；之后由阎叫出他的妻和子，给其子介绍说，“这是你某某叔叔，你们给行礼，咱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了”；然后交杯换盏，猜拳行令，这个骂共产党，那个骂马列主义；最后焚香点烛，哭泣叩头，宛如祭神祭鬼。这28人称为28宿，为第一层，每人向下发展三人，为第二层，第二层的三人又各向下发展三人，依次类推，其军官几乎全部参加了铁军组织，而且每个成员都有化名；并且规定不许发生横的联系。王靖国设计的这一封建的法西斯式的组织及其誓词纪律等，正合阎的意图。从此，王靖国就通过铁军组织，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后来的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不过是徒具其名而已。之后，阎又实行了军政一元化，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这样，王就把政权也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越来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阎的高级官员们都愤愤不平，骂王靖国是曹操。阎闻之，便在高干会上说：“有人想当曹操，我可不是汉献帝!”王靖国当时在座，吓得面如土色，会后声泪俱下，跪下向阎求饶。
1948年秋，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阎锡山要求官员们“与太原共存亡”。王靖国即迎合阎的旨意，写了一个签呈，说什么“自古至今，忠臣都有死节的准备。有的带金扣子，临危吞金而死；有的带着毒物，不得已时仰药以殉；有的引颈就缢。方法不同，死节则一。我们也应做个准备”(杨镇西：《阎锡山的自杀准备》，《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杨为阎的侍从医官)。此话正中阎之下怀，便令卫生处准备了数百小瓶氰化钾，要求同志会基干以上人员在城破之时，杀身成仁。太原解放时，梁化之等40余人自杀(阎在台号称其为五百完人)就是由此而来的。王靖国为自杀的始作俑者，但他却没有仰药，而是举起手乖乖地做了俘虏。
梁化之，由于同阎是亲戚关系，他对阎更是惟命是从。梁在阎联共抗日的初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这不过是其秉承阎的旨意办事而已。
“十二月事变”后，阎的高干们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梁化之身上，他一度受到责难与冷落，后来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并拟在后方工作。而王靖国独揽军权后，引起了李冠洋等人的不满，他们打算联合文人与王平分权力，而要联合文人，必须和梁化之联合，因为梁既是阎的亲信，又有组织活动能力，还有一大批行政干部是他领导下的民大学生。李冠洋便以“山西政治环境复杂．化之有其独特做法”为理由，建议阎召回梁化之。阎向来以“二的做法”制造两派势力，互为牵制，此时亦恐王靖国尾大不掉，遂准其所请。梁化之回到吉县克难坡后，亦不满王的专权，遂与李冠洋等成立了名为“进步保证组织”的文人组织。铁军组织有人检举，阎锡山在赵承绶的圆场下未加过问，遂成为合法。时为1941年夏，当时阎正暗中与日军勾结，为了统一思想，正举办暑期进步讨论会(后称洪炉训练)，调训军政干部，梁遂借机发展称为“最后同志”的文人组织成员，前后达2000余人。梁在洪炉训练期间，还迎合阎的旨意，挑选了一个身体健壮、声音宏亮的干部在每天的朝会和其他集会上高呼“会长万岁，会长健康，忠贞会长，敬爱会长”等口号，并迎阎进入会场、送阎退出会场。因此梁又再度得势，阎也认为第二战区既要和国民党讲价钱，又要应付日本人，还要同共产党斗争，能挑起这个担子的只有梁化之。1945年2月，同志会在吉县举行第四次基干全会，阎锡山提出把同志会的领导机构由执行部改组为工作委员会，意在由梁化之担任主任，并掌握同志会的实权。但梁二次得势之后，同王靖国一样目空一切，既遭军人的反对，又遭文人的反对，结果在选举工委会主任时，只得100余票，而李冠洋却得400余票。阎锡山闻之，恼怒异常，在会上提出“散摊子”。高干们知道闯下了大祸，决定推孙楚、王怀明向阎解释“武人打文人，文人打武人，文武联合打梁化之”的内幕；其他高干则一起开检讨会。第二天一早，赵承绶、王靖国、李冠洋、薄毓相、梁化之五高干向阎请罪。阎在内室听见他们来了，即放声大哭。五人连忙进室跪地请罪。一个钟头以后，阎才说只要你们团结，咱们就有办法，你们回去休息吧!之后，重新选举，各高干都对自己的人作了嘱咐，下午重新选举，梁化之当选为工委会主任委员。由此可见阎重亲、喜谄之一斑。
五、文官武将 亲自培训
阎锡山说：“兵要自练。”这里的兵，笔者体会是泛指各级军政干部。他要为自己训练一批忠实可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推行他的政令，能带兵打仗．能组织工业生产的各方面的干部。
就文化学校来说，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有了山西大学堂、法专、商专、工专、农专等高等学校，还有书院与学堂等。民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法令，山西成立了9所公立中学，8所师范学校，等等。这些都是正规的培养人才的学校。阎锡山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亲自办理文化学校。1915年，阎锡山创立了河边村两等小学校，1918年又将其扩建为川至中学。这个学校招收的主要是五台、定襄、崞县、忻县等地的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子弟，一方面是为了“造福桑梓”，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培养得力的忠实干部。这从川至中学的校旗和校歌可以看出来。校旗是长4尺、宽约2尺5寸的一幅白仿绸，从对角线上用宽约5寸的绿绸子把它分成两个三角形。绿绸子弯弯曲曲如流水，两个白底三角形上则贴着“川至”二字。校旗迎风招展时，表露百川流注青年心田，体现阎百川时刻在学生们的眼前和头顶。校歌中有“学日进，德日新，百川分流，同至于海”之语，巧妙地把阎锡山的“字”嵌了进去，同样在宣扬阎锡山的恩德；而“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一语，则明白地道出阎锡山的办学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川至中学毕业生除少数走向革命(如朱卫华等)或从事各种专业外，大部分都在军政机关为阎服务，其中少数如梁化之、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等后来都成为阎的同志会高干，而方闻、朱点等处级干部更是数不胜数。十月革命后，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研究抵制新文化、新潮流(共产主义)的办法，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限制工商业等办法，以应付即将来临的革命。为了培养干部以实行这些办法，1922年，又在太原成立了山西私立进山中学。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校内建立了支部，进山中学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毕业生除一部分成为阎的忠实信徒外，许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纪廷梓、赵尔陆、李子直、裴丽生、焦国鼐、宋劭文、狄景襄、康维清、武竞天、韩道明(韩明)、李一清、刘岱峰、赵宗复、武汝扬、牛荫冠、朱卫华、史进前、王大任、王绣锦等，他们后来大部分成为新中国的省部级干部。还有些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专业人才。抗日战争开始后，进山中学一度停办，复校后在赵宗复的领导下，仍然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基地。这些都是阎所始料不及的。
此外，阎锡山还非常重视对军官的培养。1909年，阎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曾任山西陆军小学堂(前身为武备学堂)教官和监督，与学生有直接和间接的师生之谊。辛亥太原起义时，陆军小学堂学生张煌和周玳是起义军的骨干，支应遴、周俊杰等也组织学生军维持市面秩序，赵承绶、王靖国、李伯平、李世杰、郭建业、李生达、樊赓灿、宫保衡、李荣、续廷梅、续培梅等则参加了续桐溪领导的忻代宁公团，奔赴大同支援起义。侯肇新、王嘉德、梁显荣、王振恩等则随同阎锡山北上归绥道。阎锡山从此深悟亲自培训军官之重要，但民国初年他在袁世凯的监视下不敢有所作为，只于1915年成立了山西军士教导团，训练了一些班排级干部。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于1917年当上了山西督军兼省长，1918年便成立了学兵团干部训练队，为1919年正式成立的学兵团培养干部。学兵团为阎锡山培养了千余名有文化知识和军事素养的军士，其中成绩优秀者则任为下级军官，个别出类拔萃的后来也有成为将领的。学兵团学员后来成为他扩建军队的基础。
1926年国民军进入雁北时，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但扩军须有军官，于是成立了山西军官学校，将学兵团在校学员编入军校，规定二年毕业，充任中下级军官。1927年，他响应北伐，接受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任命，遂将军校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才停办。北方军校为阎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中原大战时学员于镇河、刘召棠、马良等已任师旅长。之后，晋军的将领除保定军校早年来晋的一批学员外，大部都是北方军校的毕业学员。
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又成立了晋绥军官教导团，以收容和整训编余军官。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直至太原解放。此外，还成立了一些军事专业学校，如测绘学堂、航空学校、辎重教练所、骑兵教练所等；也还有短期的训练学校，如天才军官学校等。
对于文官，阎锡山也同样进行了训练。1918年1月，阎成立了育才馆，任命赵戴文为馆长。凡各类文化学校毕业生欲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者，都须先人育才馆学习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以作为其推行新政的人员。省政府各机关的主官和重要职员，各县县长和区长，大部分也都要经过育才馆的训练。后来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洪炉训练委员会、山西省训练团等，仍以学习和推行他的政令为主要目的。
经过多年的培养训练，阎锡山手下的文官武将可以说都是他的“子弟兵”。这一点，越到后期就看得越明显。以武将来说，北伐和中原大战时期，军师旅长是以保定军校出身的为多数；抗日战争时期，保定军校出身的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傅作义、陈长捷等已升任集团军总副司令，北方军校出身的就崭露头角了，如温怀光为骑兵军军长，赵瑞、杨诚分任骑一师和骑四师师长。到解放战争时期，军师长大部都是北方军校出身的，如高倬之、温怀光、沈瑞、赵恭、曹国忠、刘效曾、刘召棠、马良、韩春生、郑汶河、张翼、张宏、赵世铃、韩步洲、宫子清、陈震东、娄福生、张忠、祁国朝、许森、阎俊贤、武世权、赵显珠、田尚志、赵瑞、杨诚、刘鹏翔、贾宣宗、王永寿、郭弘仁、李佩膺、李国枢、郭熙春、靳谊、曹近谦、程继忠(工兵司令)、樊明渊(宪兵司令)、高斌(炮兵司令)等，至于校尉级军官大部则是青年军官教导团的学生。文职官员，抗战前主要是山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经过育才馆培训的，抗战初的国共合作时期，牺盟会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担任专员、县长的居多，“十二月事变”后到太原解放，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担任专员、县长、区长的就占了大多数。
除军政官员外，阎锡山对士兵也要亲自培训。1947年底，他成立了铁军基干亲训委员会，要在士兵中选拔和培养铁军基干。一个班内要有四个铁军基干，班长、副班长称为铁大梁、铁二梁，两个士兵称为铁柱子，要求他们在战斗中起骨干作用，并监视其他士兵。王靖国在《一年来的整军建军工作》(载《铁军魂》第89期，1949年1月1日印)中说：“本会(指阎的建军委员会)于三十六年(1947年)底成立铁军基干亲训委员会．于本年(1948年)一月六日开始调集各部队选出之铁军基干苗子至万柏林集训，截至本年五月底，共调训七期，毕训铁军基干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名，全军各部队平均每班有铁军基干二人，经主任(阎)交代三义务、三保证、三努力之任务后，在肃清伪装、根绝扰民、实行斗争、造成铁班洪炉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由铁军基干斗争出来的伪装(阎称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同情革命者为伪装分子——笔者注)共计九百零三人，斗争出来的扰民贪污等情事共计五百三十件，当场打死伪装及倡议投降的共二十七人。”从这里可以看出阎训练士兵及其所起作用之一斑。
阎锡山也十分注意对工业技术干部的培养。早在1917年，他为了提高修械所的技术水平，就派山西大学工科学生和工业专门学校学生20余人，到汉阳兵工厂和该厂艺工学校学习，为自己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其中有后来的兵工总办张书田、育才机器厂厂长刘笃恭、炮弹厂主任赵甲荣、酸厂主任杨焕章、无烟药厂主任邢公弼等。阎锡山还资助在省外上大学的学生与到国外的留学生。据阎锡山在河边村的近邻曲在文说，他上北京师范大学时，省政府每年按规定给其助学金100元，阎锡山另外还给他300元。山西当时的采煤与地质专家阎锡珍、化工专家曹焕文、兵器专家阎树松等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对于山西大学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工科毕业生，阎则要求他们在工厂先从月工资8元的练习生做起，待学得实践经验后，再行量才录用。这样培养起来的人才有：冲锋枪厂主任郭凤朝、枪厂主任周维丰、水压机厂主任郭履中、晋兴一厂厂长侯镇藩、炮厂主任赵培基、炮弹厂主任张玉贞、机车厂厂长刘以仁、西北制造分厂厂长李梅雨，等等。
以上这些学校，有的由阎自兼校长，如进山中学和民大；有的由阎兼任团长，如青年军官教导团；有的名为亲训；有的由他派遣和资助。所以，他与他的文武官员以及工业技术干部，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师生之谊。这是阎锡山封建家长式集团的又一特色。
六、网罗人才 赏罚分明
做官，执政，非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不可。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之忠于自己的事业，阎锡山认为，须“待人以君子”，“接人须礼貌”。
首先，他把革命看作头等大事，他要为革命罗致头等人才，而且认为“只有头等主张才能网罗头等人才”。我们且看他在几个关键时刻是怎么做的。
辛亥太原起义后，阎锡山曾与清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截断京汉铁路，以阻止袁世凯进京就任清内阁总理大臣。袁派人将吴刺死后，第六镇内的革命军官、同盟会员孔庚、何遂、王家驹等六七人来到山西参加革命。阎锡山任命孔庚为朔方招讨使，统一指挥晋北军事。孔受命后驻防于阳明堡。不久，清军反扑，占领娘子关，进逼太原。阎按预定计划率民军一部北上归绥道。行至保德，孔庚来会，提出应通电全国，声明进军北路攻取雁门大同等情况。阎依计而行，对挽回山西民军声誉起了很大作用。之后，阎任命孔为北上民军总司令，王家驹为统领。在他们的指挥下，民军攻占包头、萨拉齐等地，在进军归绥的刀什尔战斗中，民军受挫，王家驹不幸阵亡。清帝退位，共和告成，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将民军整编为一个师，以孔庚为师长。在辛亥之后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阎倚重于孔，孔亦发挥其才干，对稳固阎锡山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归附阎锡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徐担任军官后，曾三次拒绝打山西。第一次是辛亥大同起义后，他所在的武卫左军后路部队奉命镇压，徐因不愿打回家乡而辞职。第二次是民国初年，徐毕业于陆军大学后，曾在孙岳的国民三军服役，先后任旅长、师长、代军长，其间曾反对续桐溪策动的犯晋之举。第三次是1926年，在奉、直联军的压迫下，国民军由北京撤退西北，他又拒绝进入山西作战，而是绕道撤往包头。因此，阎对徐十分敬重，有意罗致。当时，北伐军已占领武汉，邀阎响应，阎在奉、直两军包围之中，急需争取国民三军回归山西，以壮大实力。恰冯玉祥派徐永昌到太原争取与阎合作，阎派孙楚前往绥远迎接，同时令沿路驻军官长热情款待。阎并让孙告徐：听说次宸（徐字）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孙楚将阎之原话转达，徐很感激。阎之本意是要徐带部队归附山西，但他绝口不谈此事，只让军官们尽情招待。见面之后又不谈革命，不谈国民党，而是随便漫谈，最后阎说：今年奉军与国民军作战，国民军是败了，但我认为旧势力与新势力作战，此为最后一次胜利。此话恰恰与徐的见解相同，使徐觉得很投机。徐在并留连三月才离开，临行前南桂馨告他：希望把队伍带到山西来。
当时，国民三军驻于陕北贫瘠之地，衣食艰难，难以立足。而张作霖却压阎就任其安国军副司令之职。徐走后，阎乃令南致电徐永昌：东方恐怕有事，请将贵军开到沿河一带，并来太原一商大局。意即用客军入境以敷衍奉张。1927年3月，国民三军开至汾阳，阎锡山每月资助薪饷数万元。双方商定，国民三军番号不变，协同对奉作战。此后，在阎的领导下，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参加了北伐与中原大战。之后，徐永昌在绥远、河北与山西三省担任省政府主席，从事省政建设，直到1936年。徐永昌在晋十年间，对促进阎锡山参加北伐、稳定山西局势、支持阎重返政坛、协助阎锡山进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阎锡山对他的敬重、信赖是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继而侵占热河，又搞冀东自治和华北五省自治。阎锡山在国难当头之际，深感应及早做好准备，遂邀请薄一波回晋“共策保晋大业”。阎锡山的将领，以王靖国为首，集体跪到阎锡山面前，哀求阎不要用这个共产党员。阎回答说：“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薄一波回到山西后，向阎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表示同意，并让薄放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训练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都办起来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数千名爱国青年慕名而来。他们经过短期训练，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发展了百万牺盟会员，为抗日战争进行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抗战开始后，牺盟会又组建了决死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队等新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使山西成为全国的抗日模范地区。后来因为政见不同，双方分道扬镳。
赏罚分明是阎锡山待人的又一特点。许多军校学生由见习排长到高级将领，都是论功行赏的结果。1927年阎锡山响应北伐之后，因山西地处京畿侧背，占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遂令国民政府于1928年2月27日特任阎锡山、徐永昌、商震、温寿泉、杨爱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次日又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之后，经阎推荐，黄国梁、孔繁霨、丰玉玺、朱绶光、张荫梧、孙楚、傅存怀、郭宗汾、周玳、南桂馨等又先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虽是不参与决策的荣誉头衔，但鼓舞其效命疆场的意义却非常巨大。
论罚，枪毙蔡荣寿是一例证。蔡原是阎任标统时的一个士兵，参加过辛亥革命，累升为第十旅旅长。1925年，驻河南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在续桐溪的策划鼓动下率部侵犯山西。蔡旅驻防于黎城东阳关至平定娘子关一线，战线长约200余里，首当其冲。樊部突破峻极关并占领辽县（今左权县），后被阎的增援部队击溃撤离。事后，阎既不念蔡为跟随自己多年的亲兵，又不问战线长兵力分散等客观条件，即以作战不力、丧师失地为由，执行军法，将其枪决。参事张至心因贪污被判刑，也是一例。
但阎锡山也有体谅人的一面。他说：“能安慰住人，才能得到人的帮助。能体谅人，才能安慰住人。故处人必须能体谅人。”商震兵败湖南即是一例。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失败后重任国务总理。他既不恢复国会，又废弃了民国的《临时约法》，孙中山于是发起护法运动，组织讨逆军，在西南各省进行征讨。段曾任全国武备学堂总办，与阎有师生之谊，又曾在袁世凯当权时庇护过阎，所以阎向段献媚，派旅长商震率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赴湖南讨伐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商非阎的嫡系，不敢回晋。阎因此次失败乃是整个局势变化，并非商部无能，故派人请回，好言劝慰，不咎既往，令其继续任职。商后来在北伐与反击国民军的战斗中独当一面指挥作战，为阎效力，建功颇多。阎后来说：“一味责人，于事无济，反求诸己，事乃可通。”
给阎当过七八年参谋长的郭宗汾，于1948年秋晋中战役结束后，看到太原日暮途穷，急欲出走。恰好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向阎要郭去帮忙，阎先答应，后又反悔，急忙发表郭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官。但郭去意已决，阎见难以挽留，乃准其走。这也是阎体谅人之一例。而派他的老助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到上海清理山西财产，转运台湾，也是他让杨逃脱被俘或战死的安排。
阎锡山对人才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抗战前，军长月工资800元，还有800元的办公费。厅长月工资400元，县长120—240元（县分一、二、三等，三等县县长月工资120元）。他的经济干部，以1934—1935年度来说，西北机械厂等八厂，职员平均分红440元，厂长平均分红8989元，枪弹厂厂长一人独得红利15970元。同蒲铁路总工程师谢宗周和北段工程局局长宋浵，月工资为500元左右，且在生活方面有多种照顾。宋于1984年在台湾回忆其在晋工作情况时写道：“二十三年（1934年）余先大伯母王太夫人病逝原籍河南林县原康村，奉父命返里奔丧，获准给假。临行前夕，张参事至心兄亲临舍寓，谓奉总司令命，致赠赙仪两千元（以现时新台币计，当在百万以上）。余实愧不敢受。至心兄谓余曰：‘总司令之赐，我不敢带回，兄亦不应见辞。’余再思而拜受之。此为余一生接受馈赠最厚之数。”阎还为国内外之工程师在太原大教场附近修建了高级宿舍（今为省军区宿舍），并命名那条街为工程司街。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莫不为之尽心竭力。宋浵回忆说：“山西地方平静，民风淳朴，生活简约。时猪羊肉每斤不到1角钱，上好白煤（无烟煤）每吨值3元。蔬菜在产地，一个驴驮约五六十斤不需1元。居家雇佣女工，月只2元。因而生活费用很低。酒食酬酢，至为少见。长官对余，信任有加。同志相处，尤其融洽。行政处理，工务进行，均极顺利。每年春季，太原城内精营（街）大会，更有不少珍宝古玩，足供观赏。而晋祠古柏清流，尘嚣不染。迄今思之，犹萦绕于怀。此一段时期，使余享受了最安逸的生活。”（《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
阎锡山对跟随他多年、比较高级而又不能任职的老年军政人员，有些就给予参议、长官部部附等名义，让其领干薪维持生活。同盟会员赵三成，辛亥太原起义后曾任续桐溪组织的革命武装忻代宁公团的参谋长。后续反阎，他不参加，但又不便在阎手下工作，遂在乡间以教书为生。阎为照顾其生活，每月馈赠60元。同盟会员、曾任晋北镇守使多年的张树帜，抗战期间旅居后方，有次写信给阎，说他要组织一支游击队，开赴前方作战。阎看了对秘书杨怀丰说，他是没钱花了，给他寄上5000块钱。1948年秋太原被围之后，阎部带家属的人吃饭成了问题，他就让在他身边办事的比较高级的文职官员，在公营事业里顶个理事之类的名义，领些补贴，维持生活。至于中下级干部，他则是不予过问的。
七、利用矛盾 制约平衡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强凌弱、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不信任不使用，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凭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阎锡山防人的办法很多，这里只说其公开的、常用的“二的做法”。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趁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二。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以至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同志会政卫组。1942年，阎锡山又成立了几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梁化之任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下属战工团的侦察组，开始执行与政卫组同样的任务。1943年，战工会撤销，梁在侦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为第二战区特种警宪指挥处；第二战区结束后，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同志会政卫组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从此，两个特务组织———特警处、政卫处，为了“肃清伪装”，展开了杀人竞赛。
具体到一个部门里，也不乏这类事例。抗战胜利后，阎令其内弟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的经理，却让与徐意见不合的表侄曲宪南担任副经理。梁八元（定襄人）本来是从事医务工作的，阎有次问他做一件衬衣需要多少布，梁说了个大概数字，回去后又请教人作了详细计算，向阎作了汇报。阎即令其出席有关军服生产的会议。负责军服生产的那些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不好好看病，来夺我们的饭碗子干啥！”梁这才恍然大悟，借故摆脱了这件事。
疑人，防人，这是阎锡山用人的又一个特点。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根据他多年同阎锡山打交道的体会，总结了阎锡山的这种做法。他说：“凡是了解阎锡山的人都知道，他向来就是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权势的平衡，确保他的绝对控制权的。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哪怕一个军师，一个专县，都是在他支持下的两种矛盾着的势力同时存在。如果哪一个军师或专县正副职之间团结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办法调走一个，再派一个对立面来。在他领导下的大小单位，没有矛盾的班子几乎是没有的。哪里是团结一致的，他就认为那里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就得在那里调整。”
八、使贪使罪 抹红擦红
“二的做法”是阎锡山防其亲信干部们的一种做法，对于他的敌对势力，则另当别论。按说，贪污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都是应该治罪的，可阎锡山不但不予治罪，反而加官进爵，委以重任。阎锡山认为，把这些人的“把柄”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怕他们不卖死力。
孙奂仑(字药痴)是河北省人，民国初年在洪洞县长任内，曾盗卖过珍贵文物。赵戴文主张严办。孙被押解回来后，首先见到的是阎锡山。他痛哭流涕，跪地求饶。阎说：“算了吧，你知错就行了。”一宗盗卖国宝文物的重大案件，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如此，阎不久后便任命孙为阳曲县知事。阳曲县当时是山西省会所在地，俗称首县。首县县知事一向是出任省内大员的阶梯。孙奂仑担任阳曲县知事后，极力投阎之所好。阎锡山有次到石家庄参加会议，连续接待省外宾客，所带名片均已用完，正在为难之时，孙拿出自己印制的阎锡山的备用名片，为阎解了围，进一步得到阎锡山的赏识。阎后来竞提升他为民政厅厅长。
王靖国也是这样。1938年2月，日军发起春季攻势，继续南犯。时为第十九军军长的王靖国奉命在隰县石口一带阻击敌人前进，但未能完成任务，致使敌人长驱南下。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要对王军法从事，阎锡山不同意，王靖国也远避西部山区，张培梅无法执行军法，愤而自杀。王靖国却由军长升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兵团司令官，成为阎锡山军队的实际负责人。
这类有过、有罪反而得到阎锡山重用之人，自然要感激阎锡山的再生之德，尽心竭力为阎效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派王靖国的女儿瑞书回太原劝王走北平的道路。王靖国当时军权在手，有左右局势的权力，但他却说：“我也知道共产党要胜利，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会长(阎)有命令，我就投降，否则，我是不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的。”3月29日，阎锡山飞离太原后，王靖国为太原守备司令，更有权力决定和战问题，但他仍根据阎锡山“要与太原共存亡”的指示，顽抗到底。结果解放军攻克太原，军民伤亡万人以上，许多地方一片瓦砾，他也成为阶下之囚，瘐死狱中；而阎锡山却以“守城名将”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在权力的角逐中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王靖国可以说是以愚忠报答了阎锡山的知遇之恩。
阎锡山由起初的使贪使罪，发展为后来的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搞肃伪工作，也就是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其同情者，还有不满阎锡山统治的人。叛徒明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能识别真假共产党。此其一。既为叛徒就不可能再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只有死心塌地为阎卖命。此其二。在阎锡山眼里，共产党及其叛徒都是罪人，你如果不尽心竭力为我工作，我随时都可以将你处死。此其三。这就是阎锡山重用叛徒的用意所在。
“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1941年又同日军签订《汾阳协定》，从而确立了联日反共的路线。1942年，梁化之从重庆带回叛徒张亦山(湖南人，原名袁文成)，即令其在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下属战工团侦察组里开展肃伪工作。张提出了“断归路，辟前途”的反动政策。所谓“断归路”，就是让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辟前途”则是让自首者从事肃伪工作，手上沾上烈士们的鲜血，无法回归共产党的队伍，只能死心塌地为阎效力。之后，在侦察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张亦山任副主任，前后扣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牺盟会员达数千人之多，被杀害者有50余人。之后，流工队第一支队向八路军投诚，张亦山呈请辞职。
接替张亦山的是另一个中共叛徒徐端(青岛人)。他到任不久，适遇抗战胜利，随即回到太原，奉命将流工队更名为第二战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后又更名为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梁化之为处长，徐端为代处长，他们接收了日本宪兵队的地下刑讯室和木笼等监牢设备，大量扣捕所谓的伪装分子，采用各种非刑逼供，采用枪杀、活埋、绳勒、注射毒针、湿麻纸贴脸窒息等手段处死坚贞不屈者。根据缴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及所属各队组三十六年(1947年)全年扣处伪装案件统计表》所载，特警处本部即扣捕2672人，清理出党员及嫌疑人2375人，其中释放220人，保释447人，编组管理265人，送训1230人(即送感训队继续考查)，工作中考查149人，处决49人，病故15人，继续关押者297人。连同阎政权统治所及的47个县特警队组的统计，全省共计扣捕10946人，清理出党员及嫌疑8982人，其中释放890人，保释2854人，送训2151人，工作中考查881人，处决443人，病故28人，继续关押者1994人。(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1期)一年中即扣捕l万余人，杀害443人，三年多扣捕和杀害了多少人，我们可想而知。
特警处扣人杀人如此之多，主要是叛徒所为。阎锡山与梁化之利用叛徒徐端，徐端又把清理出来的叛徒加以利用。在特警处的数百名工作人员中，约有半数是叛徒或者是被逼承认为共产党员的假叛徒，其中有些人掌握着生杀大权，是重要的骨干特务，如组训科长张剑、情报科长郝彬楠、审理科长张耀华、宣教科长安紫汜、参谋科长杨先治、联络科长胡耀东、感训队(集中营性质)主任郭生茂等，都是叛徒。
所谓抹红擦红，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山西的牧羊人每年冬季要出卖一批绵羊，他们决定卖哪只羊，就在那只羊的背上抹一片红土做记号。阎锡山的特务们扣捕到的成千上万的伪装分子，绝大部分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行动纲领，为了争功邀宠，特务们一面非刑拷打，一面诱供，暗示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等干部称号，嫌疑人难以忍受折磨时，就承认自己是党员，胡说谁是小组长，谁是支书等等。特务们将计就计，弄假成真，将其或调入感训队继续审查，或分配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查。也就是说，你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他逼你承认是共产党员，给你抹上“红”，然后让你做特务工作，用侦察、扣捕、刑讯以至杀害共产党员等手段，来擦掉自己身上的“红”。隰县的侯中彦就是一个例子。侯参加过牺盟会，“十二月事变”后在地方上存在不住，就与几个人合伙搞运输，以逃避兵役和田粮负担。侯被扣后承认参加过牺盟会，梁化之还嫌不够，侯在威胁之下又承认是中共党员，梁还不放过，侯只得编出自己是隰县地下县委书记的假关系。梁化之如获至宝，也得到了阎的夸奖。侯被抹了“红”，当然还得擦“红”，于是又交代出一批假关系，许多人因此受到株连，惨遭迫害。
另一个典型的擦红案件是处理智力展率领民大学生起义的事。
智力展是梁化之的同乡，1933年毕业于国民师范后，为阎锡山创办了一个小团体，名日太原植社，出版《生生半月刊》，受到梁的支持。抗战开始后，梁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智为组织课副课长，秘书。“十二月事变”后，共产党员梁膺庸带领驻于陕西宜川县官亭镇一带的民族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和学生奔赴延安。梁化之遂派智力展到民大负责，并于1941年8月，将学校移往大宁县三多镇。1941年夏，阎锡山一面对干部进行洪炉训练，用“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统一干部思想，一面与日军签订《汾阳协定》，双方停战，共同防共。智力展对阎的信仰破灭了，遂于11月率领师生拟赴晋东南投奔八路军，结果被镇压，起义失败。智力展经过一段考察之后，免予自裁。梁化之让智担任他成立的特务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的副主任，迫使他脱鞋下水“擦红”，他不得不对剧宣二队的共产党员和同情中共者进行审讯。
“工作中考查”，即指梁化之和徐端把自首了的真叛徒和抹上“红”的假叛徒，都分配到特警处的各科室工作，有的是科长，有的是科员，看他们在“断归路”之后，又如何竭力肃伪以“辟前途”。同时为他们规定了严酷的纪律，其中一条是“二次活动者处死”。所谓“二次活动”，是指与党重新建立联系为共产党继续工作者，或交代不彻底有重大隐瞒者，或怀念中共和解放区者，或企图逃跑者，或不满蒋、阎及梁、徐者，均可以“二次活动”的罪名处死。以此罪名被杀的有：审理科科员周维显、成华、秦梅、王定省、原誉、呼克俭、张全生，情报科科员刘少卿、韩芳书、赵守封，联络科科员徐再兴、徐明、李光明(女)，干训队教官韵宜民，组长狄忠圣、李光等。
所以，在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犯人”如同进了阎王殿，生死难卜；就是特务与特务之间，也处于监视与被监视、杀人与被杀的阴森恐怖气氛之中。于是人人争先，个个恐后，都要在肃伪工作中证明自己与共产党已经彻底决裂，结果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数以百计的人遇害，其中的共产党员估计不过10％左右。制造恐怖气氛，形成人人自危，这正是阎锡山使贪使罪的所希望的结果。
九、组织约束 纪律制裁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最先成立的是中国青年救国团，接着又成立了建设救国社。这是阎锡山建立政治组织的尝试。
1935年，陕北红军发展迅速，阎锡山把防共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他说：“共党(是)有组织的力量，我们要抵抗共党，须用组织来抵抗组织。”这年秋，他成立了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在省以下，还设有县、区、村团部。主张公道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反共，实际上只处理了些不主张公道、不负责任、贪赃受贿的案件。
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自治，矛头指向山西时，阎锡山为了应付国难，又于1936年把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组织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阎自任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具备了一个政党的雏形。当年夏，它在学生假期时，成立了山西青年暑期健身团，还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和军事训练。
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积极分子是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深感内部的守旧人物太多，必须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才能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于是在1936年9月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领导下，牺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主要成员大都来自自强救国同志会，使该会自形瓦解。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量训练军政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抗战开始后，又组建了山西新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由于牺盟会抵制阎锡山的妥协主张，阎锡山认为牺盟会只能依靠它抗战，不能依靠它妥协，于是又于2月2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与他分道扬镳，从此民族革命同志会就成了他笼络干部、推行政令并抵制牺盟会和国民党的政治组织。
后来，他由联共抗日一变而为联日反共，这是不得人心的。为了使干部们服服帖帖地跟上他走，阎锡山认为仅有一个同志会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他的组织。于是在同志会的一般会员之上，又建立了同先组织，吸收一般会员中的积极分子为同志会先锋队员，在同先组织之上又成立基干组织，吸收会员中的县团级干部为基干。同先和基干都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组织生活等活动要求更为严格。
在同志会之外，军人们成立了铁军组织，文官们不甘落后，也成立了文人组织。铁军组织原在军官中秘密发展，后来公开在士兵中发展铁军基干，每班6人。班长为铁大梁，副班长为铁二梁，四个铁军基干为铁柱子，共同监视和管理其他士兵。特种警宪指挥处本身就是特务组织，他在内部又成立了特工委员会，只有身份较高的特务才能参加；最后还成立了同生共死战斗组织。特务组织政卫处内部也有特工组织。此外，阎还利用青帮，同时又成立了洪帮。
这些名目繁多的组织，阎锡山的干部，一个人同时可以参加好几种。例如，一个县级文官，他必须是同志会会员、同先、基干，同时还可以参加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如果与特务组织挂上钩，还可以参加特务组织。连同早期的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张公道团等，参加过八九种政治组织的人，是并不少见的。
各种组织就像拴在干部身上的绳索，横一条，竖一条，最后形成一个大网络，由阎锡山进行“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导”。各种组织的成员都须拥护组织的领袖会长阎锡山(他是同志会会长，铁军和文人组织都是为拥护与效忠会长而建立的，他又是青帮的老前人和洪帮的山主)，服从组织决议，不得脱离组织，要终身为阎锡山效忠。
阎锡山用各种组织把干部网络起来之后，又制订了各种组织的“铁的纪律”。他说：“纪律万能。所有一切的不够，皆能拿上纪律使之够，所有一切的不能，皆能拿上纪律使之能；所有一切的不要，皆能拿上纪律铲除净尽。”他还要“无情打击不执行纪律之人”。我们且举几种纪律以观之。
铁军纪律：犯下列各条之一者处死：一、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二、阴谋破坏组织者；三、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四、泄露组织秘密者；五、有诬蔑会长之言论和行动者；、六、污蔑同志破坏团结者；七、不积极努力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八、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基干纪律：甲种纪律：一、诋毁领袖(阎)者；二、脱离组织者；三、背叛组织者；四、破坏组织者；五、犯烟赌赃欺之一者，六、故意不执行决议或用其他方法有意使决议不能实现者；七、受乙种纪律退组处分，无特殊事故三年不能复组者。乙种纪律：一、不维护整体者；二、完不成本身工作及组织交付之任务者；三、近似悲观落后怠工者；四、不按规定报告联系者。犯甲种纪律之一者，自裁或处死；犯乙种纪律之一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特警处特工会纪律：一、不满和反对会长者处死；二、隐瞒政治背景者处死；三、违抗特工组织命令者处死；四、不接受特工组织分配任务者处死；五、消极怠工、造谣破坏者处死；六、通“匪”和包庇伪装分子者处死；七、泄露特工组织机密者处死；八、丢失特工武器者处死；九、有敲诈勒索行为者处死；十、有吸食和贩卖毒品行为者处死。
政卫处特工组织纪律：一、脱离组织者处死；二、背叛组织者处死；三、违犯组织纪律者处死；四、泄露组织机密者处死。
这些纪律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绝对忠于阎锡山，二是绝对不许与阎锡山的敌对势力发生关系，，特别是不容许共产党及地下工作人员的存在。也就是不许背叛阎锡山。
1948年秋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作垂死挣扎，于8月23日发布了《未梗手令》，又称八杀令，根据旧军官的回忆，其中有“倡议投降者杀、无令后退者杀、放弃阵地者杀”等等。
这些纪律不是死，就是杀，读之令人毛骨悚然。阎锡山把这些纪律称之为“铁的纪律”，也就是说要毫不留情地去执行，而且还要“无情打击不执行纪律之人”。所以这些纪律就像架在各种组织成员脖子上的钢刀，一不小心就有丧命的危险。
铁军组织执行纪律的是铁纪团。据史法根、贺维极写的《铁纪团综述》，铁军组织共发展约1l万人，其中士兵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铁纪团先后扣捕违纪人员约2000人，杀害170人。李维岳写的《阎锡山的铁军组织——山山铁血团》则称“组织内部屠杀了一两千人”。(分见《山西文史资料》第66．6辑)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第七十师师长刘墉之，第三十八师师长钟有德。前者的罪名是搞小团体(刘曾任青军团教育长，与学员有通讯往来)，有诬蔑会长的言论。后者因阎与日军勾结，他也与当地日军有所往来。制裁方式是放下毒药、绳子等令其自裁。刘服毒不能速死，被勒死；钟则被击毙。阎锡山培训士兵中的铁军基干也要杀人。据王靖国《一年来的整军建军工作》报告说，“1948年1月6日，开始调集各部队选出之铁军苗子至万柏林集训，截至5月底，7期共培训22539人，斗争出伪装903人，扰民贪污530件，“当场打死扰民伪装及倡议投降的共27人”。
基干被执行纪律处死的，同志会《一年来(1947年)基干工作报告》说：“一、执行自裁者有李生康、吕坚平2人。二、住基干休养室(禁闭)者有王纯真。三、受退组察看处分者有王广珍、李述文、段书田3人。四、受退组处分者有樊折桂、孙景沂、徐子良、张却凡、张志方等5人。五、受绝食一日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王靖国、贾宣宗等20人。六、受集体斗争绝食一日写转生录处分者有张济泉、李扶2人。七、受绝食半日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王维钰等8人。八、受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李国枢等65人。九、受自省一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阎希珍(杨爱源之妾)等11人。十、受书面训诫处分者有刘献华等320人。十一、受书面警告处分者有刘士毅(《复兴日报》复责人)等23人。受纪律处分者共471人，占全体基干人数的3/5。”这仅是一年的统计数字。据说，被处死的还有曹大观、张锡瑞、武芝田、申斌等人。曹大观与李洲、郝梦九等4人，在克难坡附近之南村招待所推牌九闲玩，被宪兵报告。郝梦九系国民党派来人员，李洲系李江(冠洋)之弟，都不便处死，乃以曹大观违犯基干纪律将其处死。浑源县的王福、田禄、熊辅、孙佐四名军官，既是同乡，又是北方军校同学，星期天到王福家中玩麻将，被人告密。宪兵来捕时，王福因事正由其妻代替，其他三人被捕自裁。此外，因犯烟赌赃欺而被处死的还有许多人。
特警处的特工会也在执行纪律。被处死的有外勤人员贾子特、任子明，科员白剑秋以及特招室中校主任刘培德，被禁闭数月的有榆次专区办事处主任郭崇智，第四十师动员工作团(特警处一度设在部队的特务机构)主任杨子昭。
除了以组织名义执行纪律外，铁军组织的成员还可以按纪律规定执行纪律。1948年晋中战役中，阎军第三十七师驻守祁县，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下，战则被歼，退却无路，师长雷仰汤倡议缴械投降，被一铁军基干从背后打了一枪，腹部受伤。(杨诚：《赵承绶野战军晋中被歼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和高干孙楚、王靖国、薄毓相、孟际丰等人早已集中在省府二楼地下室躲炮弹。4月24日，解放军人城将攻进省府时，“‘有个人说，既然不能打，还不投降等甚!’一个躲在地下室的铁军居然说：‘谁倡议投降，我打死谁!’边说边掏出手枪作射击状。”(齐天授：《太原解放前夕省府地下室目击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就这样，阎锡山通过各种组织把干部网罗起来，用严酷的纪律随时处死违纪人员，整肃内部，强令干部跟上他走。在他的阴威之下，人人自危，谁还敢说真话，只得听天由命罢了。
十、防患未然 有疑必除
阎锡山在总结经验时说：“有异志者终必出异行，防之宜早，弥之宜周。”又说，“欺蒙我者当诛，不诛则势益长，蔓更难除。”
在阎锡山执政山西的早期，真正反对他的人极少。有的人权力过大，有的人与省外的政客和政敌有联系，疑心之下，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了。
第一个被清除的是孔庚。前面说过，孔在辛亥革命中曾在山西起过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山西军队整编为一个师，阎请北京政府任命孔为师长，足见其对孔之重视与信任。孔为湖北人，与副总统黎元洪为同乡，他经常与之联系，并带回许多同乡和旧同事加以任用。阎疑其为培植私人势力，恐其取己而代之，乃于1914年秋密令张培梅和张树帜，以孔不关心士兵生活为借口，操纵原第八十六标旧部和一些同盟会员趁发饷之日发动兵变，抢走铁柜。孔庚闻声钻入另室天花板内才幸免于难。接着，阎将部队改编为三个旅，降孔为第十二混成旅旅长。1915年，又将其调为晋北镇守使。孔庚见难立足，不久便离晋而去。
第二个被清除的是黄国梁。黄是陕西洋县人，与阎为结义兄弟，之后同入武备学堂，又同赴日留学士官学校，回国后又同任标统。黄虽非同盟会员，但同情革命，参加了决定响应武昌起义的会议，而且会议是在他的家中举行的。民国初年，黄为都督府军政司长。阎在袁世凯的打击与监视之下，韬光养晦，乃将军政事宜交由黄全权处理。黄办事干练，独揽军权后修建营盘，训练于部，引起阎锡山的怀疑。袁世凯死后，阎要收回军权，恰遇黎元洪的代表金筱陶来到太原，并且住在黄的家中。阎疑黄与黎暗中勾结，遂决定趁机驱黄离晋，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将黄撤职，一面派宪兵包围黄的住宅，限令黄于次日晨离开太原。
第三个被清除的是李生达。前面说过，李生达在国民军进犯山西时，曾在大同坚守五个月之久，连升三级而为师长，北伐时又升为军长，是阎手下的一员骁将。1934年，李为改编后的第七十二师师长，奉命率4个旅开赴江西围剿红军。蒋任命李为第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旋又任命李为赣江守备总指挥，江西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后因红军东征山西，阎锡山调李部回省。红军回师后，李奉命西渡黄河，却于1936年5月31日晨2时，被其卫士熊希月暗杀。现有资料都说，是阎收买其卫士暗杀的。因为阎锡山最怕的是自己的部下和蒋介石拉上关系。李生达是晋城人，与反阎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苗培成是同乡，关系密切，苗不断向蒋吹嘘李的才干。中原大战前夕，赵戴文反对阎发动倒蒋之战，李附和反对。阎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别人都表示赞成，李则默不作声。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匿居大连。1931年6月，李生达与王靖国以军人代表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蒋送李现款15万元。8月，阎由大连回晋，李去见阎时并未提及此事，而阎最忌讳部下接受蒋的馈赠而不向自己报告(徐永昌回忆录载，蒋送他6万元，他全数交阎)，遂电李借口财政困难要借用100万元。李只得再次见阎，痛哭流涕地说明赠款经过及数目，阎予安慰并令其好好练兵。1933年，李部开赴石家庄，准备参加长城抗战，蒋到石家庄曾召见李两次，其关系进一步密切，并给李密电本，指定使用石家庄秘密专用电台与其联系。1935年红军在陕北集结威胁山西，阎调李部回晋，驻防离石。李不同意，停留在阳泉。之后，蒋介石否定阎推荐的王靖国，而以李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部回晋后，阎任师长孙楚为陕北“剿匪”总指挥，却任军长李生达为副总指挥。李不到职，只派陈长捷旅归孙指挥。红军东渡后，李部李清华团全部被歼，李与杨效欧师长联名电蒋请派援军，之后中央军5个师入晋，阎锡山深感恐慌。红军回师后，蒋任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李为副总指挥，由李代行总指挥职务，可指挥陕北及入晋蒋军及1/4的晋军。阎锡山见其声威日隆，势力日壮，深感威胁自己的存在，乃收买李的卫士熊希月将其暗杀。熊杀李后亦被人击毙。(李维岳、娄福生、杨雨霖：《李生达与阎锡山的矛盾及李生达被暗杀真相》，《山西文史资料》第9辑。李维岳当时为李生达第七十二师段树华旅军官，杨雨霖为李部第七十二师军医处长。另据陈长捷文所述，后检视射出的两枪弹，非一种型号，否定熊自杀之说)
李生达之死是抗战以前的阎锡山清除内部最为残酷的一次。这主要是因为李的军权过大，与蒋挂钩后有取而代阎之势。一些文官与蒋方人员来往，阎疑其变节，则采取免职等措施。多年代理教育厅长的刘逢炎，1947年秋到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得一批巨款，朱还拨给他一批收音机，临行给他一个密电码，让刘有事同他直接联系。刘拒绝接受，回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后，他自以为未做错事，便将此事向负责人等宣扬，当时就有人将此事密报于阎。及至刘兴冲冲地回到太原，却被免职，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坐了冷板凳。事后他才意识到是阎锡山怕他被蒋系特务所利用。
1947年选举立法委员，山西名为选举实际上都是由阎锡山圈定的，包括分配给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名额。张一善是阳曲县人，才干平庸。抗战胜利后，阎任张为孝义区专员，有些人认为张不胜任。阎说，我们回到阳曲县还能不用阳曲人(太原设市前省政府所在地属阳曲县)。后来，张一善想当立法委员，如果他求阎照顾，也许会如愿以偿，但他却请国民党要员谷正纲写信致阎关照，结果触阎之忌，竹篮打水一场空。
阎锡山另一个政敌是共产党。他把共产党员和为共产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称为伪装分子，一经发现，必除无疑。他在抗战时期成立了两个特务组织，一个是以杨贞吉为首的敌工团，后来演变成为政卫组(后称处，专对军人)，一个是以梁化之为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后来演变成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两个特务组织展开杀人竞赛，被关押者先后达数万人之多，连同后来在机关、学校和民间开展的“三自(自清、自卫、自治)传训”，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地下工作者以及无辜群众是数以千计的。现仅举一例说明阎对干部有疑必除的残酷。
智力展于抗战胜利后，出任了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1948年秋，太原被解放军包围，他感到日暮途穷，弃暗投明才是出路。但阎锡山限制同志会基干及青年出境，他只得与一女干部化装成饥民夫妇，于1949年3月初，混杂于逃难人群中，越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他的出走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中引起极大震动。阎锡山与梁化之决定报复。他们认为智力展手下的主要干部都是不稳定分子，都有出走的可能，于是迁怒于他们，决定杀之以泄愤。这批被特警处特务逮捕杀死的人有：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组织部长兼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张致中、太原中学同志会校分会主任特派员兼政训主任任子英，太原师范同志会校分会主任特派员兼政训主任李文钺，川至医专同志会校分会兼政训处秘书杜剑英、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处科长赵深茂、冯瑞墉、张克明，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区督导员宁文明、苏巨华、张文贵、张干臣，同志会太原市分会所属平民经济宣导团团务主任周敬心，以及其他干部辛盘、赵云山、崔中平、王彦彪、高升发等。(智力展：《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山西文史资料》第10辑)其实这些干部都是阎锡山与梁化之抗战以来亲手培养的忠实干部。他们死就死在阎锡山的一个“疑”字上。由此可见阎锡山与梁化之草菅人命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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