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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不啻是一颗惊雷,震惊中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惊世骇人的变局呢?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分析归纳:“(1)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2)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3)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4)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5)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6)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间接地揭示了作为地方实力派之一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有家亡国破之痛;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逼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在与张、杨的交往中,阎锡山对奉命“剿共”流露出不满。1936年1月8日至10日,张学良、杨虎城飞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陕北军事,阎感慨地对他们说,“人不够、钱不够、法不够,不足以渡难关”,流露出对“剿共”的无奈与抵触情绪。正是基于对阎锡山在抗日立场上的鲜明态度,张学良认为可以联合阎锡山一起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计划,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抗日御敌。于是,4月29日,张学良又亲驾飞机到太原,进一步探询阎对联共抗日的看法。
  5月27日,张、杨再飞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66师392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对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到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联共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驽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难以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遂沮丧退出。
  此次劝谏虽然没有结果,但事后张学良与阎锡山又作长谈,阎锡山意味深长地对张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值得信赖的同路人和支持者,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对自己的随从副官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言外之意,张学良似乎已开始考虑采取劝蒋抗日的“特殊”办法了。通过张、杨在事变前与阎锡山的积极接触,可以看出,张、杨是把联络阎锡山作为实现逼蒋抗日方针重要组成部分的,并且可能视阎的响应与支持为其发动事变后的一种后盾。正是阎锡山的“积极”表态,影响到张、杨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兵谏”。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也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而这与阎锡山的抗日主张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阎锡山具有抗战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在他统治的山西省境内,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象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急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也就是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财力、物力、经济实力都不如人的情况下,要生存只能死守。“能守住就能生存,我们就当在守上努力。”而死守就要不怕牺牲,“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同时,阎锡山特别强调了山西省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对日作战,山西在形势上应负两种任务:“(一)为全国之要塞,应永久固守之。按历史上观察,山西地位之重要,不仅为华北之要塞,且为全国之要塞。……(二)为全战线之一翼亦应坚固守备。……若负(一)之任务,则山西必抱全体牺牲之目的,以与国家共存亡。若负(二)之任务,则山西亦必抱定牺牲主义,以期固守。”
  正因为如此,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并同意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阎锡山的抗日倾向无疑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而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则是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事变发生后,阎锡山“背叛”张、杨
  
  西安事变爆发后,无论是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讨伐派,都非常关注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他站到自己的一边。
  在西安方面看来,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紧邻事变发生地点,且实力雄厚,更为主要的是,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过从甚密,而且认为阎锡山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又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对己有利的反应。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连续开了数小时。对张、杨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阎锡山似乎没有想到,因此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同时将此电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拟派亲信到南京去协商。
  在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在处置西安事变问题上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双方争执甚烈,互不相让。在这种混乱情势下,各省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反应遂成为影响国民党当局决策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而在当时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身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陆军一级上将,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在国民党内和军队内部都有较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所以孔祥熙曾直言不讳地说:“阎百川的地位很重要,无论是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正是这样,孔祥熙于事变次日致电阎锡山,对他说了很多好话,称赞他“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可见,阎锡山在当时的分量是多重。
  正因为阎锡山觉得“小六子”张学良行事鲁莽,在此认识基础上,阎锡山就自然站到了南京中央政府一边,而“背叛”了张、杨。
  
  阎锡山成为西安事变的“调停人”
  
  由于阎锡山成为各方面倚重的人物,这样一来,历史就在事变一开始,把阎锡山推上了“调停人”的地位。阎锡山也以“调停人”的身份积极斡旋于各方之间。
  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电报的同时,又以“寒午电”发给行政院长孙科,称:“元电诵悉,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允应适宜。”他在电报中还表示支持孔祥熙提出的促使蒋介石从太原转赴南京的意见。
  南京方面获悉阎锡山的态度后立即作出反应,14日电请阎锡山出面,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后孔祥熙又发一“感电”,要阎锡山“致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宁”。同时派黄绍闳赴太原与阎锡山磋商调停事宜。
  12月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在听了事变的详细经过后,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且张“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命令秘书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12月19日,阎锡山致电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称:营救蒋介石“为目前第一要义”,“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原则尤为切当”。“昨汉卿代表来晋,谈次察知汉卿颇有悔过之意,但尚不能认为确有解决之方。辱承垂诿,当勉力为之,尚乞随时指示,俾利进行。”
  12月20日,阎锡山致电赵丕廉称:“顷接汉卿、虎城皓申电:李君金洲返,具述尊意及经过情形,敬悉。洞察愚情,指示周挚,感佩非可言谕。良等愿再为公告者:一、抗日之外,绝无他图。为抗日而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二、决不造成内战。兹事体大,动关安危,惟望我公不弃,切实指教。”
  12月21日,致电冯玉祥、居正等,表明:“辱承垂诿,谨当在中央严整纪律之下,竭尽绵薄,不顾一切,营救介公脱险。但恐心余力绌,有负尊命耳。季宽兄今日可到,一俟晤面。当秉承中央意旨,迅速执行。特先奉复。”
  12月22日,阎锡山决定先派傅作义去西安,因为傅作义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好。但是,在傅作义飞往太原的途中,因为飞机迷失方向,中途只好降落在河北易县,及至25日才抵达太原。而此时蒋介石已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飞往南京。这样一来,阎锡山原来打算接蒋介石先到太原,再转南京的调停计划就落空了。
  从阎锡山的调停活动来看,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反对内战的,客观上促成了西安的“三国四方”会谈。例如:支持宋子文兄妹的西安之行,希望他们通过与张学良和平谈判“解释蒋介石和避免内战”。而正是由于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才迫使何应钦同意把轰炸期限由12月19日延至22日,又从22日推到26日,最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在蒋介石被扣期间,还及时向南京转述西安情况和张、杨的重要电文十余次。12月17日当阎从张、杨代表李金洲处了解到变起经过后,便立即电告南京政府,同时在山西报纸上刊登“号外”,报道西安代表来晋,蒋介石安全无恙等消息。这不仅有利于安定人心,而且粉碎了何应钦封锁西安消息,编造蒋介石被杀,制造混乱的企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阎锡山的调停活动对遏阻讨伐派的内战企图,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的立场转变部分地受到阎锡山的影响
  
  近年来档案资料的解密,说明了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态度的转变过程。开始是主张“反蒋抗日”、而后是要求“审蒋”,最后才主张“联蒋抗日”。其中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压力作用,也有中共本身对政策、形势判断的认识转变。但是不可否认,作为地方实力派当时又是以“调停人”身份出现、各方面都看好的阎锡山,对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是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的。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下,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是有一个短暂的认识过程的,即从12月13日中央会议提出的“审蒋”到19日中央会议决定“释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阎锡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变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提出了“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当时中共是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当成两个单独的问题看待的。会后,毛泽东、朱德等公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在18日,中共政策有了变化,在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电报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同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有条件释蒋的政策,表明这时中共开始把和平解决事变与释放蒋氏两者统一起来。随后,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对蒋的处置要“和平解决”,从而完善了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从上述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看,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发生了由“公审蒋介石”到“释放蒋介石”的转变。
  从13日还要求“审蒋”,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同意“释蒋”,其间仅隔了6天,中共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事变爆发后,一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忌恨的地方实力派,并没有响应中共要求惩办蒋介石的主张。相反,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这种形势正是中共中央由“审蒋”到“释蒋”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两次会议之间的六天客观形势的发展。正如张闻天所说的‘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加充分’。客观形势展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营垒中包括一部分原来对蒋不满的实力派在内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在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的反映无疑最受中国共产党的重视。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毛泽东于12月20日致信在晋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要求彭本着中共中央19日通电的精神,与阎锡山磋商,并且要求彭在与阎交涉时,“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并将交涉经过尽快报告中央,可见中共很重视阎锡山的反应。毛泽东12月22日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寄予了很高评价和希望:“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调停手段。”在调停活动中阎锡山的主张,必然影响到中共的决策。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还要求在谈判中,“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由此可见,中共的“释蒋”主张是受到阎锡山“送蒋至晋”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这样,阎锡山在中共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政策的过程中,就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阎锡山与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
1936年10月31日摄于洛阳, 右起阎锡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
 

阎锡山、蒋介石与张学良

本文来源:《党史文苑》2004年第05期;本文作者:祝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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