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从书，雒春普《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幸得与焉。民国时期，晋没有通都大邑，又受山川阻隔，交通颇为不便，可谓闭塞之地。阎锡山执政晋省近四十年，期间能使晋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阎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这本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阎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未能使人洞悉他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了解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的缺遗。
阎锡山作为近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人物，多年来用一种政治图谱的色彩来描述他。这本书在对阎锡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的迷雾，本色还原的味道。相信作者今后在这方面会更自觉。
阎锡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除去国共之争不论，在其执政期间，山西省从传统的封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阎锡山的积极历史作用，可圈可点。其中建立义务教育，兴办各种现代社会需要的学校，提倡植树，发展公路（阎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华义赈会的协助下，1929年在山西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电讯，建立钢厂、化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大力发展实业，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政建设，军队屯垦，广泛建立各种社群组织对民众进行国家现代化动员，这些努力都是当时社会所急需，而且多数都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1月阎领导下的晋绥军绥远抗日战役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功不可没。西安事变时，主张和平解决，全国瞩目，符合当时中国的大局需求。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亲临前线布防，在忻口等地组织战役阻击日寇，青史可鉴。在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中，率先开始了国共军事合作的共同抗日之路，引进薄一波等共产党革命青年组织牺盟会动员山西民众抗战，帮助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重大举措，是有诚意的。
顺便插一句。很多后人说阎锡山修铁路用窄轨是为了闭关自守。这种指责或许有非学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可能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首先，山西的第一条铁路正太路就是窄轨铁路，是清朝末造，法国人修的。1903年开工，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全线竣工通车。这条路用得是法国一米窄轨，当时盛宣怀曾反对用窄轨，但可能与这段穿行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之间的路基、施工技术难度、投资都有关系，最终还是修成窄轨。这条路由法国企业联合公司管理，运费极高，使山西经这条路运出的煤炭，价格昂贵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山西煤炭工业无法发展。1932年，这条路归南京政府管理后，在沿用法国人高运价上，还拒绝沿用长距离运输减价的惯例。致使从山西矿井上卖价每吨二元五角二分的煤炭，经这条铁路到了汉口等城市时，每吨价格涨到十八至三十元，是国内平均价格四元六角一分的三点九到六点五倍。这些和阎锡山根本无关系。正因此，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所以阎力排官绅一辞“工程浩大，花钱太多”的众议，坚持修同蒲铁路，把山西的煤、粮等商品送出去。但苦于资金有限，要节约成本，才从德国购进了一公尺14.5公斤的窄轨，相应枕木、隧道、桥梁、路基、火车头、车厢都便宜，枕木和部分运货车厢可自行生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适用和节约的工程要求。当时为了节约资金，信号设施、道闸起动都是以手工操作代替气刹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一省之力，修成一条纵贯全省的862公里的铁路实为奇迹。这条铁路总造价1650万元，是标轨铁路造价20%，当时，阎向中央政府承诺，“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而且据1936年11月28日《中国周报》记载，阎当时在黄河上修了一条铁路桥，把同浦铁路与陇海路联系起来。这座铁路桥可能抗战时被炸了，当代人鲜有知者。同浦铁路的运价当时在全国是较便宜的，迫使正太路也向下调价。但铁路运营利润颇丰，最初，在太原到介休段通车后，年利润就到了百万元，为进一步发展山西省的铁路奠定了资金基础，可惜日寇的入侵，使这一切发展的希望都花为泡影。（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P180—183页）
阎锡山掌晋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颇为特殊的时期。辛亥革命后，正值传统的皇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初期。与民主政治相配套的民主政治文化、强大民间社会即民间的自组织化力量，还未发育成长。也没有发育出联系密切的全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层的政治文化认同和军队这个组织化力量成了全国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纽带。传统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皇权。在皇权已式微，而民主的政治文化刚刚萌芽，它需要全社会精英层精心呵护方能成长之时，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开了破坏民主政治的恶劣先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依靠法治还是依靠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后者。从此精英层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分裂。转入专制与民主、帝国与民国、党治与法治、训政与宪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投票箱里出政权的长期对峙中。皇权已逝，民权不张，精英层对政治文化认同分裂，民间力量未能很好成长，也只能由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部分传统价值观惟系的文化上的认同，填补这一特殊的社会转轨时，社会的凝聚力或说“整合力量”的真空。当时中国只有握有军事力量的政治力量才能统领一地，社会形势使然也。被称为“军阀”的阎锡山，事实上是以权威主义军事强人面貌出现的政治人物，他必须放到这一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从本书所披露的阎锡山与赵戴文各类通讯文稿，关于思想文化的讨论，可看出，这两位早年留日的革命家，不但都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追求，有民主进步的理念，也有传统文化对他们人生态度的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阎锡山在丧父守制时，两人关于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这三问题的讨论，可见出他们都有相当有儒学修养。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不但儒学修养高深，而且对佛学亦有极深的理解。这些学养都化在他的做人做事，人生态度上。做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做人正直清廉，淡泊名利。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所录多年来从未面世的，赵戴文1943年9月临终时《希望世界和平之遗言》，对今后世界局势、人类社会走向和国家大政的方向，表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此次战后全世界各国必将重建国际联盟，组织公共政府……”“观察世界将来，盗主时代行且过去，民主时代即将来临，所谓民主时代即由小康入大同之阶段也。”他主张土地改革，清除贪污弊政，“小康时期阶级未泯，国之贫富亦不相同，生活水准虽难齐一，惟执政人士，务当豪奢必戒，贪污必除”。这些话出在43年9月，二战还在进行时，其眼界和精神境界不须多言。阎赵这两位早期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尽管都认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但在相处上，甚至在主观意识上也认同了潜在的君臣关系。这可理解为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从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过渡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赵在重大问题，对阎能犯颜直谏，更与老友能共患难。居高官一至保持清贫书生本色。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场境：1942年抗战最困难的时期，76岁的省主席赵戴文银髯飘飘，在吉县克难坡给山西省政府军政人员讲经，讲忠义之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最后在吕梁山麓，黄河岸边，六百人高声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声震云霄。至今让人感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走向现代社会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从自己传统文化中迸发出的一种悲壮的回肠荡气。
阎锡山个人生活检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在当时多数地方实力派损公肥私的时代，阎锡山廉洁奉公，在当时实属难能。而这样的操守，作为一个政治家，必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本书记载了后来代表中国参加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受降签字的徐永昌将军，在1932年与对中原大战仍心存芥蒂的蒋介石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他肯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亦是比较很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P150-----151页）
阎锡山周围能团结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阎想干一番事业，才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阎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不可能与很多人能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是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的惟系。
这本书不但介绍了阎锡山聚集的政治军事人才，特别介绍了他依重的金融、商业经营、工业生产，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一时之彦。其中实业干才徐一清，与阎锡山关于银行、民间资本和工商业关系的对话，反映出徐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接近达到前两年在中国出版了《资本的秘密》一书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对资本的理解。徐在回答阎“办实业既然有利，那银行为什么不自己办实业呢？”时，说“银行自己办实业，银行可有多少资本！还是老百姓比银行的钱多。我们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到办实业既有利又可靠，他们就会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这样社会上钱就多了。钱这种东西，放在箱子里就是死宝，在社会上流通就变成活宝了。”（P298）而索托认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40倍”问题是让这些“僵化的资本”有能够有证明自己产权的表述权，方可进行投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7页）而徐当时已看到民间有巨大的资本，而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投资。变死宝为活宝。这真让当今还不断地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还喊着大干市场经济的国人汗颜。
抛开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选择中国发展模式上不同道路的政治分岐，阎锡山最为当代史家所诟病的举措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在阎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确为一大败笔。在连年战争后，国家需要养元时，为了政争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确不足为取。但史家应以史迁为模，摒弃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描述复杂的历史，也不宜落入以成败论英雄的俗套。过去蒋氏国民党讲到这段历史时以成王败寇的笔法冠之消灭“新军阀”，大陆称之为军阀混战，只谈利益之争，不谈理念分岐。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1年，特别是1929年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后，到1931年宁粤战争，国民党内反蒋的斗争是在反独裁的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当时除了政军界反蒋，知识界领袖胡适在1929年蒋颁发训政“约法”后，发表了“人权与约法”重要文章，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训政，指出人权、宪政、多党政治、法治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之道。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原大战，阎个人的政治抱负、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关于为政方略的缓急之分，及当时中央与地方的非蒋派系对蒋政治上专制独裁的不满，都是原因。战败并非失败一方的政治诉求不包含合理性。这本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仍有很多可深入之处。
访美归来的一些学者著文感慨，美国人因打了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至今还在伤痛和反省。而中国的内战，史不绝书，每次骨肉相残之后，还向对手身上泼上大量的污水、涂料，再进行彼此精神活动的二次相残，让真相在历史的尘封中面目全非。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希望人们会更客观地释读这段历史。
2002年5月12日 于太原
2002年5月23日凌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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