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太原被解放军包围已半年了，城内粮源被切断，尽管南京方面每天派美国航空队出动80架次飞机空运粮食，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武宿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只能在太原城附近修建简易机场，简易机场也常遭解放军炮击，经常修补或易地重修，局势日益紧张。
我当时在阎锡山身边任中校侍从医官。阎锡山为困守太原筹措粮草等四处求援，是年3月初曾飞往青岛，我为随从人员之一。在青岛，阎锡山拜会了美国驻青岛海军负责人白杰尔少将，白杰尔答应美国海军可暂时不撤离，以资助阎锡山。后来我们又转飞上海、南京，稍事停留即返回太原。
当时，蒋介石已宣布引退，回到奉化，由李宗仁代总统主政，支撑残局。实际上蒋介石是引而不退，暗中操纵着军政大权，使李宗仁不能令行禁止。李宗仁委派张治中率团赴北平同共产党和谈，要召开会议决定和谈准则，蒋的嫡系人物都冷眼观望，杂牌地方军阀们大都各奔东西，树倒猢狲散了，只有阎锡山尚可做为李宗仁的多年知交而与之同谋了。
1949年3月29日晨，李宗仁急电阎锡山赴南京参加紧急会议，并派陈纳德航空队的飞机专程来接。上午，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安排梁化之主政，孙楚、王靖国主军，于下午驱车到汾河西岸的临时机场登机，随从人员有我和侍从长张逢吉，参事杨玉振，副官孔庆祥、胡庆祥、贾云清、白拉绪、靳国治，厨师陈发善。那时候，我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在太原，小女儿才出生几天，我原估计开会数日即可返回，只托人到家中告了一声就匆匆走了。
当天晚上飞机抵达南京，我们住在了东，园招待所。安排停当后，阎锡山连夜出席了会议。侍从长张逢吉来南京时，亲友们托他到南京代为购买食品等物者甚多，两天后他借故要给阎锡山回太原取内衣裤等生活用品，派生活副官孔庆祥携带给亲友购买的东西搭乘运粮飞机回太原，并嘱其在机场派人把事急速办妥后即返回南京。
孔庆祥是山西忻州人，为人乖巧滑头，平时负责阎锡山起居，阎锡山有个习惯，睡觉或午休时需有人捶腰腿才能人睡，此事由孔庆祥负责。孔庆祥回太原时带了一批炮台牌香烟，那时候南京街面上每条炮台香烟价1700元国币，而太原被包围后香烟奇缺，人们身处重围，醉生梦死，有钱舍得花，每条可卖白洋8元，折合国币约14400元，这样，他赚了很多钱。孔庆祥回太原后，一去不返，飞机又怕解放军炮轰，不敢久等，只好返飞了。
阎锡山早已做好死守太原的准备，安排了剧毒药氰化钾500瓶，一旦城破，准备和部属们共同“杀身成仁”。南京会议后，他请李宗仁派飞机送他回太原，李宗仁说：“蒋总统虽引退，但他仍是国民党总统，你既来南京，不到奉化拜望总裁，多有不妥。”于是，我们又随阎飞往奉化，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蒋经国十分客气，口称“阎伯伯”，搀前扶后。在溪口拜会蒋介石后，阎锡山请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回太原，与太原共存亡。蒋说：“莫急，莫急！先回南京，过两天我还有大事相商。”就这样，我们曾数次往返于南京、奉化之间，每次蒋介石总说还有许多事要商量，阎锡山急如坐针，常私下唉声叹气。我和侍从长张逢吉估计跟着多年，大胆地劝慰他：“蒋总裁可能料太原难守，为阎长官安危而有意挽留。”阎锡山说：“你们年青人懂什么，没有太原了，这里还能有我阎某的一席之地吗？是死是活，回去才是。”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奉化，蒋介石告知阎锡山，太原、南京都已失守，立即飞往上海。此消息只有阎锡山、张逢吉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到上海后，我们住在阎锡山的公馆里，在上海没住几天，解放军已逼近上海，我们又随阎锡山飞往广州。我从太原走时，受朋友之托在南京买了不少东西，一直随身携带，现情况紧急，难以再带来带去，我拜托阎公馆管事张先生代为保存，他面有难色地说：“上海在，东西就在，上海一旦失守，恐就有负重托了。”事已至此，也只能扔下，听天由命了。
四月的上海，早晨仍有些凉意，而此时广州的天气就很热了，在飞机上我们一路减衣，到广州后，虽身着单衣，仍觉得热。广州的局势还很平静，广东省政府安排我们住在宾馆的一幢比较宽敞的楼里。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五院”已迁到广州，何应钦刚刚辞去行政院长，李宗仁提名居正继任，居正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一贯以老好人著称，立法院开会时，立委们叫骂甚多，结果，居正以一票之差落选了。
阎锡山得知居正落选的消息，急忙躲到贾景德公馆，贾曾多年任阎锡山的秘书长，抗战开始后调任中央铨叙部长，阎走时嘱咐我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去向，阎锡山深知可能让他收拾残局，匆匆遛去，这正是他老谋深算之处。不久，陈立夫、于右任突然造访，要见阎锡山，我们摊说不知道他到哪里了，他们把我们住的房间都查了，也不见阎的踪影，他们要查看长官逐日活动安排登记表，张逢吉说：“现在战乱时期，早就不安排了。”他们急得直跳脚，并威胁要追究我们贻误党国大事之责。最后我和张逢吉商量以后，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说就驱车赶往贾公馆。
陈立夫、于右任是奉蒋介石之命敦劝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坚辞不过，只好勉强从命。经立法院投票，阎以空前高得票出任了行政院长，并立即着手组阁，但在国防部长人选上，李宗仁提名白崇禧，蒋介石要他任命何应钦，阎锡山左右为难，最后自兼了国防部长。
我们在广州呆了七八个月，这时蒋介石已到台湾，遥控广州的国民政府，我也曾数次因公务随阎锡山往返于广州、台北之间。记得最后一次是蒋介石急电阎锡山赴台，我们到台北时，蒋又到金门视察防务去了，第二天蒋由金门飞返台北，立即召见阎锡山，面授坚守大西南计宜，蒋介石要我们马上乘他的专机飞往重庆，并亲自送我们到机场。我当时还比较年轻，不太注意礼仪，颇为冒失，到了飞机前，我提着提包第一个快步爬上了机舱，一回头才发现蒋介石紧随我身后上来了，我吓得赶快闪到一边给他鞠躬，他也没顾上理我，只是给阎锡山介绍他的专机情况，专机舱内很豪华，卧室、办公室、侍卫室、洗澡间、厕所等一应俱全。蒋介石简单说了几句就匆匆告别下机，专机立即关舱起飞。
经过一天的颠簸飞行，飞机晚上飞抵重庆，我们又驱车前往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林园”，“林园”在重庆郊外山区，一路上看到很多宪兵、警察，戒备森严。稍事休息后，“林园”设晚宴为我们洗尘，鸡鸭鱼肉，十分丰盛，但大家席间话语很少，特别是我，只身漂流他乡，倍觉凄凉，虽然上面在战事进展上对我们严格封锁消息，但我在广州就早已得知太原、南京解放了，此时，因思念千里之外的妻子儿女，我心情沉重，再好的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只随便喝了几勺汤，就回房休息了。
两天以后，蒋介石也来重庆了，我们又搬到重庆市内另一所官邸办公。当时的许多中央机关云集重庆，颇为拥挤，四川的地方军阀依旧各霸一方，根本不买中央政府的帐，他们公开武装押运贩卖鸦片，大发横财，中央政府的查禁人员不敢过问，真是树倒猢狲散，腐败混乱不堪。
在重庆不到1个月，局势更紧张了，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一溃千里，望风而逃，许多部队纷纷起义投诚，真是劫数难逃啊!什么指望也没有了，我们又飞往成都，临时住在“励志社”，这是一所高级招待所，专供外国人和高级官员使用。时已农历腊月，约为1950年1月，仅住一星期，立足未稳，又奉命撤退台北。由于形势紧迫，人员甚多，地处重围，空运能力有限，仅有一架专机接运党政要员，规定只能只身登机，不得携带随员，连陈立夫、于右任、朱家骅等也不例外，只特许阎锡山可带随员两名，阎锡山指定我和侍从长张逢吉随行，其余6人另候安排，那些人后来就再无音讯了。
飞往台北的一路上，机组人员不断向我们介绍下面经过的地方都已被解放军占领，幸亏当时挺进大西南的解放军还没有高射炮，否则我们就插翅难逃了。此刻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骨肉分离之情催人泪下，原想开会数日即可回去，谁知一去竟无归期。
到台北后，阎锡山即请蒋介石出山主政，坚辞行政院长之职，被蒋慰留为总统府资政，直至1960年5
月去世。阎锡山在辞职前，先妥善安排了我和张逢吉，他出具证明让考试院发给我私人开业行医证，并帮我批了土地，修建了一幢私人开业行医和居住的小楼，
从此我和他也就成为朋友故交了。
赴台湾后，我日夜思念家乡和妻子儿女，但也只能望月寄情，默默祈祷。幸喜1979年后，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一国两制”政策，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缓和，使我梦寐以求的思乡之情得以实现。1988年以来，我数次回大陆探亲，人民政府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家乡的政协和台办对我热情接待，使我十分感激，我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儿孙满堂，我平生之愿足矣!
当年随同阎锡山飞离太原来到台湾的人，张逢吉也于1990年在未能实现回大陆探亲心愿之时去世，我作为唯一的历史见证人，现已86岁，有责任把我能回忆起来的这一段史料，传留后人。
(张增庆，山西省平遥县尹回村人，现旅居台北。生于1910年，自幼学医，早年先后就职于山西陆军医院，五台县河边村秀琴医院——阎锡山以其生母之名命名的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阎锡山侍从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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