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华抗日成英雄
1890年9月6日，陈纳德（全名克莱尔·李·陈纳德，英文名Claire Lee-Chennault）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镇。1917年毕业于美国克立佛航空学校。他酷爱航空，飞行技术十分高超，醉心于战斗机独立作战，并担任轰炸机护航任务的空战理论研究，颇有心得和创见；但他生性耿直、粗犷，不拘小节，甚至固执己见，经常冒犯上司，因而为美国陆军航空部所不容。1936年，已有20年航龄和8个子女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退役。
因某种机缘，在美国不得志的陈纳德，却受到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和中国国家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女士的赏识，他被聘请为中国国家航空委员会顾问。
1937年夏，陈纳德抵达上海，按合同约定，对中国进行考察。当踏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时，陈纳德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爱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一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在3个月的考察中，陈纳德遇上了“七七事变”爆发。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獗、凶暴，以及中国人民的危难、悲惨，正义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不再充当旁观者搞什么考察，而是像一个在职军人一样，立即义无返顾地投入中国军民的抗战洪流。他夜以继日地参与制定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主持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同时亲自驾机升空参加对日作战。
在平津、上海、无锡、苏州、安阳、太原等城市相继落入敌手之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陈纳德也奉命进驻昆明，他驻在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的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前身为昆明航校），身份是空军顾问兼战术教官。
在陈纳德的“调教”下，中国空军飞行员的素质大有提高，不仅接受了一些关于空战的新观念，而且掌握了一套克敌制胜的崭新技战术，在对日空战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山西运城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侵略基地，在运城机场集结有日军的大量飞机，时常出动四处轰炸。陈纳德一直将运城机场列为打击重点。1939年7月的一天，加拿大华侨飞行员马俭进等8名中国空军飞行员奉命突袭运城机场。他们从成都起飞，在崇山峻岭间低空穿行，然后突然出现在运城上空，选择敌人的重型轰炸机作为打击目标，3机咬尾，以迅猛之势鱼贯俯冲，高速低空投弹。日军猝不及防，顿时乱成一团，30余架重型轰炸机顷刻间爆炸起火。这场闪电般的袭击，对日军是一次严厉的惩罚，而对于已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国共双方都是巨大的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陈纳德深知中国空军的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号称拥有500架战斗机的中国空军，实际上只有90来架飞机可以勉强参战；而在抗战爆发之后的历次空战中，这些飞机已消耗将尽），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日本空军抗衡。于是，他萌发了回美国招募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念头。这与蒋介石夫妇的想法不谋而合。1940年7月，英国向日本妥协，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大西南后方的“生命线”。8月，日军入侵印度支那，每天以100—150架次的规模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滥炸。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召陈纳德到重庆，一见面就说：“你必须立即去美国！”使命很简单：要飞机，要飞行员！
正患气管炎的陈纳德二话没说就承诺下来，立即同空军司令毛邦初启程赴美。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周旋，终于取到可喜成果。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终于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的命令，准许陆军、海军的预备役军官和应征人员加入志愿队。民间的招募活动更是搞得热火朝天。1941年6月9日，第一批志愿队员乘坐运输机启程来华；第2天，第二批志愿队员乘荷兰轮船驶离旧金山。陈纳德带着自信的笑容回到中国。他说：“我第一次对于打击日军的战斗怀有信心，因为我用以击溃日军的所有东西均已如愿到手。”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严格训练，一支由250余名志愿队员组成的反法西斯空中力量———“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于1941年8月1日宣告成立。陈纳德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军衔，担任总指挥、大队长。每架飞机的机头上，都被画上了张开利牙的鲨鱼大口。而部队的徽记，则是一只身上长着双翼的飞虎，正在跃过一个代表胜利的大字母V。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飞虎队”。有人戏称它为“杂牌军”，但谁都承认它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其成员虽然有些自由、散漫，但个个生龙活虎，身手不凡。
从此后，气焰嚣张的日本空军终于遇上了“勊星”。12月20日，“飞虎队”自缅甸东瓜基地移驻昆明后，第一次“发威”，一举击落了进犯昆明的日军10架轰炸机中的6架，另外击伤两架使之在逃窜途中坠落，只有1架侥幸逃回基地，而“飞虎队”自身无一损失。接着，“飞虎队”在陈纳德的率领下，以保护重庆为重点，组织起数道防护网，同时加强对日本飞机的远距离拦截，使之无法随意进入重庆、昆明等地进行空袭。根据战略需要，为保证滇缅公路通行无阻，陈纳德指挥“飞虎队”第3中队开赴缅甸仰光，和英军协同作战。在仰光上空浴血奋战10个星期，以不超过20架可用的P—40C战机，与千余架敌机周旋，打了31次遭遇战，共击落敌机217架，损失比例为1：14。
1942年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10万人入缅作战，“飞虎队”紧密配合。在5月的怒江保卫战中，“飞虎队”将集结在怒江西岸的日军装甲车队和步兵打了个七零八落，扼制住他们继续前进的势头。据统计，从1941年12月首次作战，至1942年6月底，“飞虎队”用不满100架飞机，作战120次，共击落日本飞机299架，击毁日军地面卡车122辆，仓库15座。连日本空军都怀着敬畏的心理，称“飞虎队”为“光荣的敌人”。6月下旬的一天，日军派一架飞机到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提出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点在桂林上空，双方进行一场公开竞强的决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诡计或圈套，只有了解日本人性格的陈纳德认为这是真的，于是决定接受挑战。那天，日方出动了60架飞机，陈纳德组织了2个飞行中队迎战。日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飞虎队”战术灵活，陈纳德特别向“飞虎队”队员强调：不要让敌人把我们逼入困境，不要同敌人硬拼，一旦形势不利就赶快冲出战场，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结果以飞虎队击毁14架敌机，而自己只有4个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而胜。
1942年4月下旬，由罗斯福总统建议，陈纳德被晋升为准将，从此他有了“将军”的头衔。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收归美军建制，仍由陈纳德准将担任总指挥。人们仍习惯称之为“飞虎队”，而称陈纳德为“飞虎将军”。“飞虎队”继续贯彻陈纳德的空战理论和独特的技战术，集中主要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港口、码头、船只、机场、仓库等军事设施和装备。在空战中，还大胆地把没有夜航设备的P-40战斗机当夜间战斗机使用，靠日军轰炸机排气管喷出的火焰来确定其方位，成功地拦截在夜间来犯的敌轰炸机。在运送困难、补给不足的条件下，“飞虎队”创造了辉煌的战绩：9个月里，共击落敌机149架，自己仅损失16架飞机。
1943年10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担任司令。“美国第14航空队”继续在对日作战中谱写着光辉的篇章：主动出击轮番轰炸长江和北部湾的日军船只，袭击汉口、广州、香港的日军机场、码头，袭击台湾新竹日军机场和停泊在基隆港的日军舰船，……。基本上掌握了制空权，结束了日军飞机在中国上空为所欲为的局面。在配合中国军队保卫衡阳的战役中，“美国第14航空队”从1944年5月26日到8月1日（衡阳失守前夕），共出动作战飞机5287架次，投弹11640吨，炸毁日军卡车595辆，炸断桥梁14座，炸沉日军大小船只1000余艘，击毁敌机114架，自己仅损失43架。连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哀叹说：“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
在同日军的斗争中，“美国第14航空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7个中队、1000架飞机的强大空中劲旅，活动范围也从内陆扩展到沿海，从南疆延伸到北国，甚至在越南战场、缅甸战场都可以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1945年2月21日，陈纳德将军指挥“美国第14航空队”再次对占领山西运城的日军发动袭击。14架野马式战斗机从西安起飞，越过黄河，突然出现在运城上空，对日军云集的火车站和飞机场进行轰炸和扫射。在重创日军的同时，航空队员约翰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坠落在运城县（今盐湖区）南李村的农田里。当时只有14岁的村民姜士文冒着被日军杀害的危险，将飞行员约翰的遗体秘密掩埋，并暗暗地把他和自己死去的亲人一起祭祀，成为中美人民战斗友谊的一段佳话。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国第14航空队”共击落日军飞机1634架。在对日作战的最后几个月中，航空队每天出动飞机达3000—4000架次，。“飞虎将军”和“飞虎队”的名声可谓“如雷贯耳”。各地媒体记者纷纷到总部采访；美国出版商不断来找陈纳德签约；返回美国的飞虎队员纷纷执笔写书，有的书还被好莱坞买断了电影拍摄权；纽约市甚至出现了一个“飞虎协会”；冒名顶替的队员也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而早在1943年12月，美国著名《时代》周刊就抢先一步，以陈纳德将军的画像作为杂志的封面：一张布满皱纹的老树皮脸，一对蔑视一切的黑眼睛，一个刚毅的微微上翘的下巴，背景则是长着巨翼的飞虎。
然而，正当陈纳德和“美国第14航空队”的事业处在高峰时，挫折也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些一言难尽的原因，一堆难以解决的矛盾，迫使他于1945年7月8日违心地向军方递交了辞呈，伤心地结束了他在中国鏖战8年的抗日生涯。而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
1947年12月21日，57岁的陈纳德将军在美国办妥了离婚手续后，在上海与22岁的中国姑娘、中央通讯社记者陈香梅小姐结为伉俪，从此成为中国的女婿。
二次组建“飞虎队”
1946年10月，中国航空界除了“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外，又出现了一家颇有实力的航空机构———“民航空运大队”。这是“飞虎将军”陈纳德极力倡导并亲自参与创建的航空企业。
抗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中国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在中国沿海港口堆积如山，无法及时运往各地。而单靠“两航”的运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致使这些救济物资或霉烂变质、或流入黑市、或落入权贵之手。
酷爱航空而又经验丰富的陈纳德想到组建新的航空机构的主意，专门去南京会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提出自己的建议。蒋介石夫妇十分赞同。宋美龄亲自写信，让陈纳德去找宋子文、周至柔（国家航空委员会主任）和俞飞鹏（交通部长）洽商。“两航”当然不愿意看到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但“玩牌高手”蒋介石知道该如何调和各方关系，使这件对自己大有好处的事情能够办成。1946年10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交通部批准，“民航空运大队”终于签约成立。陈纳德通过关系在美国活动，获得了2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投入了个人与前妻离婚后所剩余的全部储蓄。董事会由中美双方各3人组成，出资最多的中方人员王维新担任董事长，陈纳德被聘为总经理。总部（办事处）设在上海外滩17号。
1947年1月3日，第一架P-47运输机满载救济物资，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标志着从此“民航空运大队”正式投入运营。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飞虎队”。
1947年全年，“民航空运大队”共飞行200万英里，运送各类物资700万吨，在中国开辟了47个地区的业务。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业务结束以后，“民航空运大队”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继续留华工作。
“山西王”阎锡山对陈纳德这位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是赞赏有加并心存感激的。陈纳德组织战机对运城的袭击，狠狠地教训了不可一世的侵晋日军，确实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出了一口气。早在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阎锡山和白崇禧、龙云、冯玉祥、韩复榘、蔡廷锴等出席了会议。当时与会者还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另一个就是美国人陈纳德。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近距离的接触。阎锡山对这位满脸老相而又精神充沛、不拘小节而又言论精辟的美国人，不仅有浓厚兴趣，而且是由衷钦佩。他已经认定陈纳德是自己日后用得着的人，琢磨着该如何拉近之间的关系。
支持蒋阎打内战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步步升级，随着美国当局和蒋介石集团勾结的日益加紧，陈纳德领导的“民航空运大队”也彻头彻尾卷入了中国内战。一方面，蒋阎反动集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竭力寻求美援，主动加紧同陈纳德的勾结；另一方面，狂热反共的陈纳德也心甘情愿把自己和空运大队紧紧地拴在蒋阎政权的战车上。那么,阎锡山在大陆最后挣扎的过程中，是如何和陈纳德勾结的呢？经查阅有关资料，可以了解到大致的过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晋南、晋中的节节胜利，使阎锡山感到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支撑，他除向老蒋求援外，还千方百计寻求美国的支持。他先是派梁化之等人赴北平和南京，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鲍瑞德、大使司徒雷登拉关系，大肆鼓吹其亲自领导炮制的《防共有效办法》，并亲自打电报给司徒雷登，介绍他同共产党作斗争的“经验”，宣扬“四平等”理念（是非平等，生活平等，劳动平等，牺牲平等），同时还提出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和“国际援华志愿军”的构想。但这些活动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后来，阎锡山又派亲信梁武到上海，通过李明扬的介绍，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取得了联系。梁向陈说明山西的局势，转达阎锡山希望他支援空运物资的迫切愿望。陈纳德当下表示愿意帮助，并希望阎锡山能够参加他的“民航空运大队”。梁武大喜过望，立即将陈纳德的意思电告阎锡山。
阎锡山获讯后非常高兴，立即发电报，盛邀陈纳德夫妇到山西访问，对双方“合作”的有关事宜进行具体洽商。
1947年6月2日，陈纳德偕夫人陈香梅自上海飞抵太原。阎锡山将这位早已认识但未有深交的洋人奉为上宾，频频设宴款待，竭力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
应该说，阎、陈的商洽是成功的。他们都暂时抛开了严重的局势所带来的烦恼：人民解放军已在上月中旬在东北发动夏季攻势，几天前新华社还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紧接着又传来解放军太岳部队攻占蒲县县城的消息，……。阎锡山向陈纳德介绍了太原的防务情况，表示了“誓死保卫太原”的决心，请求“民航空运大队”给予大力支援，并说已为空运专门修建了一个新机场。陈纳德满口答应帮助空运守城物资，但希望阎锡山也能加入“民航空运大队”。双方一拍即合：阎锡山愿意出资100万元作为股本，正式成为“民航空运大队”的大股东。这样，阎锡山和陈纳德不仅结成政治上的反共联盟，而且成为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陈、阎联手后，陈纳德立即调动20余架飞机，源源不断从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给太原空运各种物资。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太原。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岛”，与外界联系的所有地面交通全部被切断，阎锡山政权和军队所需给养全靠空运接济。在这种情况下，陈纳德将派往太原运送物资的飞机增至80余架，每天运送物资保持在200吨左右，支持阎锡山作最后挣扎。
接济太原是陈纳德“民航空运大队”最危险的“作业”之一。《陈香梅传》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在激烈的内战中，陈纳德越陷越深。空运大队一直坚持到徐州解放前夜，方放弃徐州机场；而对太原仍每天维持200吨食物的投运，在猛烈密集的对空炮火中，驾驶员利用迫击炮每发一枚炮弹后得花几秒钟校对坐标的空档，神速地飞进飞出太原，推出大米和补给。他们自诩这是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空运活动，他们仍像当年飞虎队那么神猛，但他们也许意识到也许浑然不觉他们如今的空运发生了质变！……”
阎锡山一直指望陈纳德和空运大队能够直接参战，和他的军队共同抗击解放军。1948年夏，阎锡山曾指示在上海的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向陈纳德交涉：聘请美籍飞行员，组织飞虎队，飞到太原与共军作战。陈纳德由于美国有种种限制而未敢应诺，只答应适当增加对山西的空运次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以后，“民航空运大队”对太原的空运吨位无法保证，太原守军频频告急。阎锡山和陈纳德急忙找周至柔商量对策。周至柔提出要空运大队搞一个“示范性项目”：组织10架（一说100架）P-47N型战斗轰炸机，从西安起飞，袭击围攻太原的解放军部队，向他们投掷凝固汽油弹，给予大量杀伤，以解太原之围。但陈纳德没敢答应。此事另有一个“版本”，说完全是阎锡山的主意。
在太原濒临失守的前夕，在阎锡山反动集团的内部，要求陈纳德直接投入守城战斗的呼声，的确是很高的。1949年3月28日，身居太原“孤岛”的阎锡山接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电报，请他到南京共商“国是”。阎锡山急忙召集各方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再次鼓吹“与城共存亡”，并指定“五人小组”负责太原防务，然后离开太原飞往南京。阎锡山跑到南京以后，也通过各种方式给太原的部下打气说：“国民党中央已经答应再派两个师增援太原，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经组织起来，不日即飞往太原参加战斗……。”当然这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而已。
4月20日，阎锡山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至4月19日，太原飞机场即不能降落。按太原梁化之代主席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直逼南京。22日，陈纳德派飞机将阎锡山接到上海。4月24日，阎锡山接到“五妹子”阎慧卿的“绝命电”，知山西大势已去，伤心地在日记中写了四个字：“太原失守。”之后便与徐永昌等人由上海乘飞机逃往广州。上海解放以后，陈纳德慌忙将“民航空运大队”总部也迁到广州。陈阎二人又在广州会合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陈纳德热衷于支持蒋阎反动集团打内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秘密地为“民航空运大队”注入了100万美元资金，利用它从事与民航空运不相干的罪恶活动。中情局的目的十分清楚：妄图把“民航空运大队”变成为东方的“反共堡垒”。陈纳德对中情局所作的一切积极参与。而对于“参战”这个事关重大的敏感问题，陈纳德还是有所顾忌的。他辩解说：“民航空运大队”的营运是属于“商业活动”；他们“没有参战，没有轰炸，没有开火”。3年来，“民航空运大队”在大陆共空运了6000万吨物资，运送了30万名旅客。陈纳德很喜欢炫耀这些“业绩”，并宣称“我们能够将任何东西运往任何地方”。这些物资中，包括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些旅客中，包括大量的国民党官兵。其用途是用以对付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这是他们运营活动中的罪恶部分，是给行将溃败的国民党军队“输血”，给行将灭亡的反动政权“吸氧”。从而延长了内战的时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损失和牺牲。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行径，对陈纳德“民航空运大队”的所作所为也进行了谴责。毛泽东主席指出：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的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还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大量铁的事实，也证明陈纳德和他的“民航空运大队”一直参战。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在关系到国共命运的淮海战役中，“民航空运大队”和“两航”的飞机频频飞往硝烟弥漫的前线，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弹药、粮食和伤员，直到徐州解放前夜，才放弃使用徐州机场。对于阎锡山反动集团的支持也不曾停止。
1949年5月底，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陈纳德继续顽固地给予支持。他匆匆赶回美国，四处活动，，力图说服美国政府继续支援阎锡山内阁。而此时，美国政府再也不愿意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作无谓的付出了。陈纳德没有收获，只好沮丧地返回广州。
由于陈纳德和“民航空运大队”紧紧地与蒋阎反动集团拴在一起，因此难逃“一损俱损”的命运。陷入中国内战越深，损失就越大。“民航空运大队”由前期的盈利，逐步走向后期的亏损。到1950年3月，空运大队已丧失了在中国苦心经营起来的49个基地，员工大量流失，只剩下24名外籍人员，累计负债达67.1万美元,可说是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陈纳德与蒋阎继续联合
1949年10月，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广州败走，陈纳德也将“民航空运大队”的总部迁到香港。退居四川的阎锡山因无力挽回危局，于1950年2月8日，由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
陈纳德没有看到蒋阎退守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改变自己作为“反共干将”的不光彩角色，而是继续与蒋阎勾结，插手“两航”在港的资产纠纷，并心甘情愿充当中央情报局的反共工具。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全体员工4000余人，毅然通电宣布起义。12架飞机在一天之内全部飞回广州，另有73架飞机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国民党当局连忙宣布吊销“两航”的营业执照。
蒋介石唯恐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手中，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如虎添翼，于是急忙将陈纳德召到台北，指使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与陈纳德、威劳尔等策划于密室。
陈纳德自告奋勇，出面充当“两航”在港资产的“代理人”。他派人在启德机场看守飞机，并将起落架轮胎的气放掉，使之无法滑行、起飞。同时，又跑回美国四处活动，力图将73架飞机的所有权转移到美国手中。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他迅速注册成立了“美国民航空运公司”，股权人为陈纳德、威劳尔等人。返回香港后，立即以公司名义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提出购买“两航”在港资产。台湾方面心领神会，他们立即表示同意。陈纳德随即以公司负责人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两航”在港资产归属“美国民航空运公司”的申请。
经过长时间的法律诉讼，1952年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裁定停放在启德机场的73架飞机归属“美国民航空运公司”所有。香港警方随即封锁启德机场，并进驻“两航”公司，与留守的员工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还有些人被捕。很快，美国航空母舰“好望角号”驶入香港港口，在九龙船坞停泊，几天功夫便将73架飞机用吊车吊上甲板，扬长而去。新生的中国政府对此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中央情报局对于“美国民航空运公司”同以前对待“民航空运大队”一样，依然是插手、控制和利用；而陈纳德依然是言听计从，积极参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中情局所策划的秘密活动更为有恃无恐。美国民航空运公司的飞机经过涂改机尾标志等伪装之后，频频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空，送补给，救伤员；飞抵中缅边界，给国民党军李弥残部空投弹药补给；飞进中国大陆，散发传单进行骚扰，给潜伏特务空投无线电收发报设备，空投间谍或接出间谍。1952年11月29日，美国民航空运公司一架C-47飞机从汉城出发，非法进入中国东北试图空投特务，我有关部门早已获得情报而严阵以待。两名驾驶员当场被击毙，美方两名情报官约翰·F·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被活捉。后来唐奈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处20年徒刑。
陈纳德和陈香梅结婚生育以后，在台湾安了家。他们有一对可爱的女儿，蒋介石亲自为她们取名陈美华、陈美丽。巧的是，陈纳德的家与阎锡山为邻，同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武昌新村。陈、阎常来常往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他们交谈时不再崩紧神经了：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为他们在台湾提供了充分的悠闲。他们可以不慌不忙地谈天气、谈花卉、谈宠物、……而翻译当然是陈香梅的事。日子长了，她竟从阎锡山口中熟悉了山西口音。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因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奥其勒医院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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