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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皇帝——石勒

  石勒,幼时起名匐勒,后得字世龙。生于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4年),卒于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起兵赵魏后,汲桑令他更姓为石,始名石勒。石勒由羯族的部落小帅之子沦为汉族地主的耕奴,继而为将军、以至成为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皇帝。石勒称帝的经历和治国措施对封建社会的帝王、特别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石勒祖先是匈奴族中羌渠部的后裔。在西晋初年归属武帝,与晋人杂居。他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祖名耶奕于,父名乞翼加,又名周曷朱。石勒少年时有大志,14岁时曾随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物品,王衍惊异于他的声貌,认为此“胡雏”有奇志。他给郭敬、宁驱做佣工颇受高待,主仆交情甚好。

  晋惠帝大安元年(302年)并州饥乱,杂居于此的少数族人四处求食。石勒出走雁门,后又返乡依靠宁驱。西晋北泽都尉刘监想缚卖他,为宁驱藏匿获免。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大量缚卖少数族人到河北、山东等地。在石勒20余岁时被将军郭阳、张隆所掠两胡一枷押往山东。郭敬请族兄郭阳代为照顾石勒,沿途还常受到张隆的殴辱。于是卖到山东花平地主师欢家做耕奴。师欢见他壮健雄伟、有胆略、善骑射,就给他自由。

  石勒仍为人佣耕,又一次为乱军虏去。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他就召集王阳等八骑为盗,后又有郭敖等十骑投奔,成为十八骑。时值晋室内乱,关东兵起。成都王司马颖的部将匈奴族刘渊(山西忻县人)和公师藩相继在并州、赵魏之地起兵。石勒率十八骑参加了汲桑领导的牧人起义,一起投靠了公师藩。公师藩拜石勒为前队督,进攻平昌公司马模于邺城,兵败,公师藩被杀,石勒和汲桑逃亡。汲桑招集避乱山泽之民,又率牧人劫掠郡县囚犯,组织起一支军队,汲桑自号大将军,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石勒为前锋都督攻下了邺城,烧邺宫、掠财物,杀司马腾及其部下万余人。晋太傅司马越为石勒的军事胜利所震惊,派兵讨伐,石勒等大败,汲桑被杀。石勒奔上党投匈奴族张(背)督,并为其谋归刘渊。于是张(背)督被封为亲汉王,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接着石勒为刘渊招降乌龙张伏利度2千部众,又加封督山东征讨诸军事。石勒率众接连陷壶关、魏郡、顿丘诸壁垒,征集了5万兵力扩充自己的军队,同时接受攻邺的教训,注意兵锋所到之处的政治影响。史载:“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授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石勒率军溃邺、攻赵、中丘,又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他继续进军,攻钜鹿、常山等地,陷冀州郡县百余壁,兵力增加到10余万人。他注意拢络失意士人为其服务,聚集为“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这些士人同石勒等少数民族一样痛恨西晋统治者,都愿意竭尽全力效劳。石勒对士人的敬重和任用正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成熟和远见。石勒兵服河北后,永嘉四年(310年)挥兵南下,尽并江淮小股义兵,攻陷江西壁垒30余处,始有“据江汉之志”。张宾不同意,建议北还,但石勒不听,结果因军粮不济、水土不服死疫大半,不得已北还。途中渡沔口、攻江夏、进新蔡、陷许昌攻无不克。永嘉五年(311年)四月石勒在苦县击溃了王衍率领的晋军主力,焚烧了司马越的灵枢,声称为天下人报仇,以宣泄对司马氏统治者的愤恨。石勒敬重王衍的清辩才质,佩服襄阳王司马范的不屈精神,不以兵刃加之,而使人夜里推墙填杀之。接着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以为司马越奔丧的名义护送大批王公贵族逃出洛阳,又被石勒击溃,给西晋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六月刘曜攻打洛阳,石勒率军前去助战,共陷洛阳,迁晋怀帝到平阳,西晋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石勒掌握日益强大的军队始“有跨赵魏之志。”

  晋末拥兵之人多有雄据一方的野心。“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王弥有“东王青州”的谋略。王弥私下谋划联合曹魏先灭石勒,不料为之送信的刘暾被石勒的游骑抓获,石勒始生图王弥之心。在刘瑞攻打王弥时,石勒率军解救,麻痹王弥的猜忌之心。然后于这年十月宴请王弥,在酒酣之际斩王弥尽并其众。同时向汉王刘聪上报王弥叛汉证据。刘聪任命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幽州牧等职。为石勒此后以河北为根据地、建立霸业打下雄据一方的基础。

  石勒军成为一支劲旅引起西晋政权的重视。为维持名存实亡的西晋政权,晋将刘琨将石勒被卖山东时散失的母亲送还,乘机劝说石勒为西晋效力,称石勒为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谙与孙吴同契。”并以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的官职相诱,以“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动其心,更以自古以来无戎人作帝王的史实劝其作建功立业的名臣。石勒送刘琨名马珍宝,回书言词倜傥:“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表明了他与晋政权对立的态度。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北)准备南攻建业,流露出他对司马氏的刻骨仇恨。时逢下雨三月不止,张宾为他陈述天下形势,建议以旧都邺城为根据地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左右者莫”。石勒欣赏张宾的深谋远虑,决定回军河北。在兵威强盛、一心南下之时能虚心听取谋士的意见,更正战略计划,在这一点上更显示了他的明智,是后来的前秦符坚、魏孝文帝等不可同日而语的。石勒军达邺城时,正巧邺城已被王浚的族弟王演抢先拥兵据守,于是石勒就于六月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一面征得汉主刘聪的同意,得到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公的封赏,一面以襄国为根据地,在军事上固城堑、扩兵力;经济上广储粮。由于预先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做好了准备,并粉碎了王浚联合鲜卑攻打襄国的军事行动。石勒在冀州、幽州等地攻城略地。刘琨被迅速发展的军事形势所震惊,上表普愍帝:“东北入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接,存者唯臣。”石勒平定幽冀后,于晋建兴四年(316年)击溃刘琨军,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大兴六年(318年)刘聪死,靳氏篡汉,石勒、刘曜攻平阳。以后刘曜移都长安,平阳、洛阳以东之地尽归石勒。大兴二年(319年)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咸和四年(329年)石勒在洛阳一战消灭前赵主力,第二年入关灭前赵,“秦陇悉平”。到此时,除辽东慕容氏,河西张氏以外,石勒统一了中国北部。以淮水为界,形成了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形势。史载后赵全盛时期所辖之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石勒完成了他建立王业的雄心大志。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称皇帝,从一名奴仆变为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

  石勒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杰出的少数民族帝王。他以汉族贤明皇帝为楷模,重视汉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五胡十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后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石勒施行的许多措施是效法西汉的。在占领的州郡查明户口实行田租户调的征收。建兴二年(314年)规定“户出帛二匹,谷二觯”,比西晋、曹魏时还要轻。在农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轻租税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石勒实行鼓励农业的措施,常常派人或亲自巡行诸郡劝民农桑,接见并奖励“力田”者。少数民族喜饮酒,因浪费粮食就下令禁止酿酒,连祭祀也不能破例。

  后赵政权需要各种人才,石勒采用了汉朝选官制和办学培养人才。下令公卿为官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选择任官。还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以奖励或任用为官。在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把将佐豪佑的子弟送入学校学习。太学中前前名选用著作郎。还下令郡中集学子进郡立学校,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后来制定了秀、孝试经之制,为隋唐王朝科举制之滥觞。石勒办学、荐贤、选能的措施在社会上树立了一种重知识、重人品、重人才的风尚.这与晋朝腐朽的选官制相比,自有一种清新进步的风气。

  石勒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在征战中能够礼贤下土,集中汉族士人为“君子营”。称赵王后,重用汉士族,令张宾为大执法总揽朝政。对胡汉采用分治的办法,制定互相尊重的政策,称胡人为“国人”,使支雄、王阳专管胡人辞讼。令国人不得侮辱衣冠华族。在法律上对胡汉各有约束,规定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这种汉夷分治、汉夷互尊的政策是符合民族融合的政治形势的。

  石勒对人遇事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能矫其犷悍之习而修文”在逐鹿中原时,能依靠汉士族运筹帷幄,完成统一北方的宏愿。在攻下幽州后,他的“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一语成两晋名言,换来了胡汉人民对他的尊敬。他对王浚的降将作了调查,唯裴宪、荀绰家只有书百帙、盐米各十余斛,其他将佐多资材巨万。因此尽管众降将争到军门请罪,以馈赂求生,但是石勒数落朱硕、枣嵩等人以纳赂乱政为幽州患后尽杀之。而对不到军门的裴宪、荀绰却大加赞赏,庆幸自己得了两位清廉忠介之土。称赵王后,仍能区别对待违犯“讳胡”令者。石勒的姐夫张越因戏言忤待他,他就令力士杀之,虽贵为至亲也不肯饶恕。而对臣下只要不是有意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的都能谅解。如章武内史樊坦去见石勒,路上被胡人抢劫,樊坦就穿着不整的衣冠见石勒,并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笑对:“羯贼乃尔暴掠,今当相偿耳。”石勒虽有“讳胡”令,可是对忠于职守而犯今者不但不怪罪,反而奖偿,甚至能以帝王的尊严代同族承认过错。如此难得的品质正可以说明胡汉人民,特别是汉士族拥戴石勒的原因。

  两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胡汉风俗各异。石勒整饬风俗,革除陋习。对促进民族的和睦共处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革除自己民族的陋习。胡人有酗酒之风。对后赵初期经济恢复不利,酗酒又容易滋事伤人,他就下令禁酒。他接受儒家伦理观念,下书禁止胡人娶亡兄之妻和在办丧事中办婚娶的习俗,保留了胡汉各自的烧葬习俗。又下个州郡诸祠堂去除非法定的祭祀。后来有司提出后赵应普复寒食的建议,石勒认为介子推是自己家乡的奉祀神,不属国家法定的,因此只准并州过寒食节。羯人本来的宗教信仰是信奉胡天,右勒从后赵大局出发,敬事佛图澄,以佛教维系胡汉民族的团结。襄国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后来佛教影响全国南北。佛教成为石勒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共同心理的一种武器思想。

  石勒痛恨西晋王公贵族的奢侈风尚。在他病重时曾下令三日而葬;内外官僚在葬后就除去丧服;不禁婚娶、祭祀、食肉等;征镇牧守不能离开职守奔丧;下葬时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棺内不藏金玉器玩;用土葬。石勒的薄葬和土葬在民间影响很大。直到元代胡三省还感叹:“勒卒十二日而葬,未有之如是之速者也。”

  石勒英武一生,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前思后虑难以周全。他以周汉为鉴,认为石虎是骨肉至亲,于后赵有功,况太子石大雅幼弱,应有强辅,于是委立以伊尹、霍光之命。右仆射程遐进言,说石虎久为将帅威振内外,其父子并据权位,“恐非少主之臣”。石勒听后误以为他想以帝舅之名分擅夺大权,于是也立为顾命之臣,想在朝中立石虎、程遐互为制约辅佐太子。咸和八年(333年)阴历七月石勒病重,嘱咐石虎象周公、霍光辅助幼主那样,不要象司马氏兄弟相残失国为后世耻笑。及石勒死,石虎胁迫太子,杀程遐,使其子石邃带兵宿卫,文武大臣皆奔散,石虎的府僚亲属悉居台省要职。后赵政权很快就改变了模样。

  石勒称赵王后,仿效汉族文化传统,组织学者幕僚著书立说。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法曹令史贯志作《辛亥制度》五千文。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本文作者:张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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