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密切关注山西，对山西的革命斗争作出过许多重要指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仍然心系山西这块热土，对山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极其重视，作了许多指示，并把山西的许多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介绍到全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推荐山西的“镇反”、“三反”等经验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革命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又是革命战争的战略大后方，这样，在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般取得胜利后，山西作为革命老区，在提供各方面经验方面便担负起了特别重要的责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给予特别的关注，一再把山西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介绍到全国。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动气焰一时间甚嚣尘上，各种破坏工厂铁路事件、杀害革命干部、群众事件、暴乱事件、反动地主向翻身农民报复事件骤然增多。面对这一形势，７月，党中央作出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决定。之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镇反运动。在清理“外层”(指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基础上，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央进一步作出清理“中层”(指隐藏在军政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内层”(指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决定，山西从１９５１年５月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省１．１万名新干部和部分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进行了审查。审干工作从省直机关开始，逐步扩展到地、市和县、区。在省委机关的审干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省委就山西省直机关的审干工作向华北局写了一个报告，对山西省直机关审干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及时地作了总结。华北局认为山西的经验十分及时，十分重要，于６月１８日将山西省委的报告转报党中央。毛泽东审阅后也认为山西的经验“极好”，于６月１９日批转全国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要求各地重视山西经验，注意“仿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总体上讲，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是廉洁奉公、朝气蓬勃的。但是，确实有个别人思想发生了蜕化，出现了贪污、奢华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为此，１９５１年冬，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决策。山西的“三反”运动开始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初。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０日，省委就全省开展“三反”运动的初步情况及其经验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这一报告“极好”，指示“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并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务必“精读几遍，注意仿行”。
１９５２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以反贪污受贿为主要内容。当时，贪污分子被称作“老虎”，揭发打击贪污分子被称为“打虎”。山西在“打虎”斗争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创造了一些经验。这年的２月２８日，中共山西省委就全省反贪污战果给华北局和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后，批示：山西省委的几条“打虎”经验“很好”，各省、市、区党委要借鉴山西的经验，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作出“打虎”计划。
支持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长治地区是全国有领导、有计划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最早的地区。长治地区是老解放区，全省解放后，长治地区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最主要的是经过土改后几年发展，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农民不断买进土地，变成了新富农，一些农民因各种原因逐渐卖掉土地，沦为新贫农。农村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趋势。出现这一严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干部思想退坡，放松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二是具有七八年历史的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现象，有些常年互助组改为临时互助组，有些临时互助组自行解散。面对这一形势，中共长治地委除了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开展整党整风和思想教育，解决某些干部思想退坡的问题外，他们开始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党在政治上继续领导农民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他们曾经考虑过农会。农会在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团结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是农民群众团结战斗的指挥部，是组织农民最好的组织形式，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农会对农民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农会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他们也曾考虑过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但是经过反复考虑，觉得用集体农庄的办法，把农民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收归集体所有，可能会因此损害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减产，甚至会导致出现农民宰杀牲畜现象。后来，他们从农民自己的创造中得到启示。所谓农民自己的创造，一个是常年互助组中的一些组有了某些公共财产，如集体开垦的荒地、若干公有的大农具，少数公有的大牲畜、公有的场地、公有的种子和一部分公有的粮食，等等。一个是早在１９４６年平顺县青春凹农民自发创办的土地合作社，以及报纸上报道过的河北永年县、山西兴县等地农民自发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为此，１９５１年春，经省委批准，长治地委在武乡、平顺、壶关、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试办了１０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试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年１０个社粮食平均亩产、社员人均收入都比当地互助组、单干户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却由此在全党引起了一场肯定与否定的较大规模的争论。
在争论的关键时刻，１９５１年８月，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的意见，肯定了长治地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这场争论由此宣告结束。此后，山西在新区继续大力发展互助组的同时，在老区继续开展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为后来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介绍山西先进典型的文章撰写按语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收录了介绍山西先进典型的文章１６篇，毛泽东为其中的９篇写了按语。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介绍了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社长李顺达带领下，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事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高度评价了金星合作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面对全党，尖锐地发问说：像西沟这样“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9芽这一声诘问在当时全党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确实惊醒了许多人，增强了全国广大农民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信心。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介绍了解虞县(１９５８年并入运城县，即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张耿村农业社为帮助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在党、团支部支持下，成立农村技术夜校的情况。这个夜校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员们的欢迎。学员们从课堂回到田地后，又把自己学到的技术和知识教给那些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员，使农业生产技术在全社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毛泽东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写了这样的按语：“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这一按语在当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阳高县大泉山是解放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乃至全国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方面的一面旗帜。这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有一首顺口溜这样描述这里的自然条件：“山山和尚头，处处裂嘴沟；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满眼黄土坡，十年九不收。”解放后，在以高进财为首的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大泉山人民持续开展了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工作，他们发明了鱼鳞坑，在山坡上遍挖鱼鳞坑，植树造林，在沟壑里层层打坝，蓄水淤地，逐步使昔日满目荒凉的大泉山变成了梯田层层、流水潺潺、树木葱茏、花果满山的优美景地。１９５５年，阳高县委书记王进撰写了一篇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文章，介绍了大泉山人民的事迹。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感到十分重要，亲自作了修改，把原来冗长的标题改为一个简洁、生动、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子》并亲笔写了按语，收入正在编辑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指出：“很高兴地看见了这一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毛泽东的这一按语发表后两年内，全国先后有２３个省、市、自治区的３万多人到大泉山参观学习，全国许多地方开展了学习大泉山运动。
肯定山西纠“左”经验
在１９５８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等原因，出现了种种“左”的错误倾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觉察到运动中的错误后，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全省人民，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艰难的纠“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其中，许多好经验和好做法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批转全国，从而在全国的纠“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９年１月，中共山西省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工业生产要与农业生产相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要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走群众路线，批判“左”右倾错误思想；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使所有干部都懂得，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都是为着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生活问题上，要根据大集体和小自由相结合的原则，办好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和公共食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同年２月２８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阅读了该文件，在阅读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随手在文件边缝作了多处“很对”、“这就对了”、“应该如此”等批注，表示赞成文件的观点。在决议讲到分配制度的地方，毛泽东同志作了一段较长的批注，指出：“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阅完全文后，毛泽东同志又给整个文件写了批语，指出：“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并批示即刻印发与会各同志，供作参考。
１９５９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后，各县又普遍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小队、作业组)。３月２９日，省委就山西各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情况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在看的过程中，作了多处批语，指出：价值法则是一座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阅完全文后，毛泽东又写了这样的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并作为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发给与会人员。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１９５９年底，中共太原市委作出《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决议》，为解决这一矛盾做了新的探索。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１７号刊载了这一决议的摘要。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十分赞赏，１月２３日，特别给周恩来总理推荐了这一决议摘要，指出：“此件请你看一下。我意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所有中等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随后，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当月３０日，党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决议摘要，推动了全国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大跃进”年代特有的人海战术的景象。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４日至４月７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六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５个问题：(一)确定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必须达到生产有很大发展，社员平均收入达到县市营工业工人收入水平，初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等５个条件；(二)坚决禁止用“一平二调”办法发展集体经济；(三)集体积累不能过多，必须保证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长；(四)反对大搞非生产性建设、请客、送礼、随意扩大编制等行为；(五)办好农村公共食堂。４月６日，中共山西省委就六级干部会议召开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一报告后，认为山西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揭露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都是正确的”。山西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是一个对人民公社现有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适当处理的带有系统性的文件”。４月１０日，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报告。
称赞山西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种种做法
面对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等原因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党和中央逐渐清醒起来，１９６０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持续３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结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山西继续创造了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并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视。
为了解决“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山西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压缩了县、社、管理区占用的劳动力；二是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主要放在农闲时搞；三是县、社工业精简了一部分劳动力；四是对县、社脱产、半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一律解散。通过这些措施，全省农村劳动力增加１１０万人，使参加田间生产的人数达到３７０万人。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山西省委就农村劳动力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专门报告。毛泽东同志阅后认为“很好”，批示将这一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予以研究，大力推行”。２７日，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机关，要认真研究山西的报告，参考山西的经验，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挤出一切可以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状况。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但是，革命胜利后，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逐渐滋生起来，表现之一是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为此，中央在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对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可是，不少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为此，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篇调查报告，用以教育全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在中央转发这一报告时，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央批语、山西省委批语和调查报告拟了一个总标题，即：《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对全国基层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寄予了殷切期望。
号召农业学大寨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山西为素材，写下的最重要的华章，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面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苦苦思索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之路。正在这时，大寨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大寨，原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穷山村。解放后，在以陈永贵为首的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寨人民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们先治沟，在沟里筑了道道的弓形坝，淤出了大片大片的水浇地。后治坡，在山上修了层层水平梯田。最后又深翻地，搞了海棉田，加之大量施肥，除草挖根，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达到２７０多公斤，１９６２年达到３８０多公斤，一跃而为全省之冠。１９６３年８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大暴雨连下了七天七夜，大寨人民辛苦多年修筑的沟坝大部被冲毁，梯田有２０％被冲毁，房屋绝大多数垮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不减少。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大寨人民不仅在大灾之年夺取了又一个丰收年，而且用集体的力量盖起了一排排新瓦房和窑洞，在入冬之前家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大寨人民不仅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胸怀国家、胸怀全局的高尚品质，而且有助人为乐的情操，他们多年来都无私地帮助周围一些落后队和贫困队。
１９６４年３月，毛泽东乘火车南下视察，路过邯郸时，在车上听取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陶鲁笳详细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毛泽东同志回京不久，中央即派农业部长廖鲁言率领一个班子去大寨实地考察。廖鲁言等人在大寨先后调查了２０多天，系统地总结了大寨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同年１２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大寨的事迹，指出大寨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号召向大寨学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接见了陈永贵，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称赞陈永贵“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周恩来总理的三句话完整准确地概括了大寨精神，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广大农村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山西局势的稳定殚精竭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局势逐渐陷入了混乱。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文革”进入了夺权阶段。夺权从省和中央直辖市一级开始，迅速向地、市、县区和广大农村蔓延。广大农村干部普遍受到夺权、批斗。农村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基础乱，天下乱。面对这一形势，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找到《红旗》杂志的一名记者，谈了自己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其中心意思是：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予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这篇谈话后来登在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快报》第５２９０期上。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引起了他的深思。同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同志非常严肃地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批语，要求把这一谈话转发全国，以制止农村的混乱局面。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批示当天即以中发１９６７年３３９号文件形式向全国紧急转发了这一谈话，文件直接发至生产大队一级。中央文革小组在批文中明确指出：陈永贵同志所提５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这一文件下发后，全国农村的夺权斗争很快即被制止。
在广大农村局势渐趋稳定的同时，城市武斗却愈演愈烈。山西是武斗的重灾区。为了制止山西的武斗，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关注山西局势的发展。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毛泽东接见了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学员，问参加接见的山西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刘格平、张日清：“山西的工作你们能搞好吗*9芽”他要刘格平“拥军”，张日清“拥政”。８月１５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毛泽东问刘格平：“山西还在大打吗*9芽”要求刘格平组织宣传队，制止武斗。
尽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大的努力，但山西的武斗却仍在继续，规模不断扩大，太原、晋中、晋东南等地一片刀光剑影，武斗事件此起彼伏。在这一形势下，１９６９年７月，党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了专门向山西一省发布的措词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布告说：当前，山西同全国一样，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东南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名称的武斗队，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对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凡逃窜者，由解放军追捕法办。禁止一切私自制造、隐蔽、转移武器的行为。要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运输等等。此布告送毛泽东同志后，毛泽东同志批了两个大字：“照办。”７月２３日，该布告正式发布，并迅速由解放军贴遍了山西全省的村村寨寨和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中央调刘格平、张日清等人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６９军军长谢振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七·二三”布告发布和山西省主要领导人调整后，山西武斗迅速平息。
新中国成立后的２０多年间，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以特别的关注和关心。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山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改变了山西的面貌。全省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工业有了巨大发展，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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