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中旬，中共晋东南地委赵军书记、中共长治市委王志明副书记带领地、市工作队80余人，进驻长治市黄碾公社搞“四清”试点，到1964年1月底结束，历时5个多月。
在此期间，著名大作家赵树理应邀参加了这次“四清”试点工作。由于赵树理大作家在人格魅力、工作作风、为人处事等方面与众不同，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在该公社任党委秘书，主管接待工作，有幸与大作家赵树理相处了一段时间，并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工作联系等事宜。由于经常和他交往，我尊敬地称他为赵老师，而他又亲切地叫我小于。近50天的相处，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记忆。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赵老师的所作所为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一、生活简朴，给大家一种亲切感
赵老师到黄碾时，正值初秋季节，他的穿着却十分简单，一身蓝色中山服，一顶蓝色前进帽、一双黑色千层底布鞋。他的穿着给大家一种很大的想象反差，可是，又给人们一个俭朴、庄严、大方的印象，更给农民一种亲切感。
赵老师下乡蹲点选择在本公社的曲里村。到村后，他要求住在老百姓家里，先后几处安排，他都不大同意。最后，他自己决定住在当时任团支书的郭买成家里，并说：“这样有利于我的工作，也少给你们（指大队干部）找麻烦。”
曲里村距公社所在地的黄碾村有三四里路，到公社开会，赵老师从来不让车接送，坚持和大家一起来去。有时工作队连夜开会，散会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公社领导要他住下，他却坚持要和大家一起回去，以便第二天早上参加劳动。
劳动、吃派饭、参加各种会议是他联系群众的好方法；和农民拉家常、讲故事、谈人生是他的拿手好戏，因此，农民和他成了朋友，成了无话不说、无事不讲的好伙伴。老百姓说：“来了个大官，又不像大官；来了个大作家，也不像个大作家，倒像个咱农民的老大哥。”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存昌在一次大会上指着赵老师说：“大家都看过《小二黑结婚》吧，这个戏就是他写的，他是农民作家，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有什么话，有什么意见，尽管给他说，保证能反映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这时一片掌声，会上热闹起来，有的要求赵老师讲讲话，有的要求说说北京的大事、世界的大事。最后赵老师一一作答，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赵老师接近群众，有许多特殊事例，如待客烟就与众不同。他上衣的四个衣兜都装有烟，见什么人给什么烟，如果是下地农民，他拿出来是“火车”牌香烟，如果是县和公社干部，发的是“黄金叶”或“金钟”，如果是再大一点的官，拿出来的是“恒大”、“前门”，这是为了贴近群众。而他自己却抽的是大烟袋锅的旱烟。当然，各层人员在一起时，就拿出中等烟给大家抽。我就多次享受过这种待遇。如果和农民在地里劳动，他就和大家席地而坐，互抽小烟（毛烟）或旱烟，我曾在地里多次见过这一情景，实在令人感到亲切。可惜，当时没有留下这些珍贵的镜头。
和农民是这样亲切，和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天，在公社开会休息间隙，我和地委下乡的宋志清、王富和等人在院内下跳棋，赵老师走过来说：“我也算一个，行不行？我保证赢你们，不信试一试。”一盘棋下完，赵老师输了，这时，他又说：“这棋没有下完，我没有输，得把棋子走回来，才叫完。”因为赵老师的棋子走在半路，往回返当然他的棋子先到，肯定是他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二、赶写约稿，创作、下乡两不误
1963年9月上旬的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姓王的客人，自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是来和作家赵树理要稿子的。并说：“此事早在北京约好的，赵先生同意为我们写一篇稿子在近期刊物上发表，我今天是来取稿子的。请你们帮我找一下赵先生，我好拿上稿子尽早回北京，因为出版社等着急用。”听后我感到这是大事，随即就派通信员骑车前往曲里村，找到赵老师，并说明情况。“不着急，教他等一等吧！误不了事的。”赵老师这样说。由于他工作安排较紧，一时脱不开身，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回到公社。他见到北京来的小王后说：“让你久等了，实在对不起。不过也有好的一面，要不是来找我，你能来这赫赫有名的柳叶镇吗！这里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你知道吗？不要紧，住两天不妨事的，这里的空气比北京好，有农村的新鲜气味。如果误了事，领导批评你，我替你请罪，行吗？”这时小王和赵老师都哈哈大笑回房去了。
我和赵老师住的房子是门对门，窗对窗。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赵老师的房间还亮着灯，肯定是在加班。我提着暖壶给他送了一壶水，看他正在聚精会神写着，我没敢打扰就回房休息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赵老师就敲门了：“小于，你把这个稿子交给小王，他要走就让他走吧，要不走就住两天也行，由他吧！”说着把稿子塞进门里。接着又说：“我就不见他了，我下乡走啦。”
我拿起稿子一看，觉着不对劲呀！怎么就一张纸，没有捡完，掉在地上了？没有呀！再仔细一看，两面写得密密麻麻，竟看不出个头绪，哪是头，哪是尾，也搞不清楚，还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赶快找赵老师问一下吧，可他已经下乡走了。无奈，我只好拿着稿子去交给北京的小王，并将赵老师说的一番话，转告给他。看到稿子，小王同志高兴极了，连说：“好！好！好！我这就可以回去交差了。”我疑虑地问小王同志：“你能看懂这稿子吗？”“这个不怕，我不认识，有人认识，我只管拿回去就是了。”小王又告诉我：“我们出版社有两位编辑，专门为老作家服务，并整理他们的文字，就是再难认的稿子，他们也能一字不差地认出来。”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赵老师对创作深思熟虑，不然一夜是绝对完不成任务的。对约稿写作的精神，多么认真负责，对下乡又是抓得那么紧，真不愧为人民的楷模。
三、“头驴”的故事，对参会人员启发很大
1963年8月31日，黄碾公社召开公社全体干部、下乡工作队员、贫下中农代表共300余人的“四清”试点再动员大会。会上，地委书记赵军作了重要讲话，地委农工部长陈国宝安排了工作。这时，赵军书记请赵树理讲话。话音刚落，会场一片掌声、欢呼声。当时，赵老师一再推辞，可是下面的欢呼声、掌声一直在响。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他离开主席台上的座位，向讲台走来，又是一片掌声、欢呼声。“我没有什么讲的，可是大家再三要求，赵军书记又下了命令，我只好讲几句了。刚才他两人的讲话，都很好，我完全赞同，举双手拥护。两个95%很重要，就是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相信他们都是好样的。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他们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也是好样的。这是中央的精神，谁也不能改变，而是要认认真真地执行。”接着，他又很幽默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头驴’的故事，请大家在运动中注意不要上‘头驴’的当。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一群一群牧驴，在吃饱草后，牧人要赶它去河边喝水，这时，在驴群中，突然会出现那么一两头驴争先恐后往前边跑，它一边跑，一边咬或蹬别的驴，使自己能跑到最前面，在水边占有一席之地，我把这种驴，叫作‘头驴’。我们在历次运动中，也有个别人要当‘头驴’，突出自己，伤害他人，以达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我们这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社会上的现象，在这里也会有的。如果没有，那更好。如果有了，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上‘头驴’的当。”此外，赵老师还讲了好多其它有关贯彻“中央十六条”的问题和一些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话长达40余分钟，鼓掌就有6次之多。此次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对个别抱着整人态度的人，震动更大。在场的公社干部、工作队员、贫下中农代表，一致认为他的讲话切合实际，有针对性，是作好“四清”试点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敢讲这种话的人不多，就是有想法，也不敢讲出来。但赵老师讲出来了，并且讲得厉声厉色。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连地委书记赵军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这次讲话为黄碾“四清”试点的胜利结束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稿费无数但从不乱花一分钱
在工作之余，闲谈中，有人问起赵老师有关稿费的情况。赵老师毫不犹豫地说：“我的稿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这样说，可能你们不相信，但这确是事实。今天这家汇来了，明天那家又邮来了，有的我竟不知道是什么稿费。我今天到银行取钱，银行会告诉我有多少存款，可是明天是多少，我就又不知道了，这是国内情况。至于国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我说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1958年，我和其他同志到苏联访问，苏联中央银行的行长到我下榻的饭店给我说：‘先生，我们银行有你的存款，是稿费款。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人给你送来。’我问他：‘你能告诉我有多少吗？’行长说：‘你用多少就给你送多少。但只能在我们国家用，不能带回贵国，更不能带到别国使用，因为这是版权外汇，只能国家之间互顶使用，不能挪作它用。’我给行长说：‘容我考虑以后，再通知你们，好吗？’行长走后，代表团成员们纷纷议论：有的说：‘自己的稿费，该花就花，该用就用，电视机、手表、照像机之类的，咱们又允许买，带多不行，就买一种总可以吧！能买什么就买什么，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反正不能往回带钱！’也有的说：‘老赵，你出国访问的机会很多，哪个国家也会有你的稿费，到哪里去买都行，这次不想买，下回再买也行。’经过一夜的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什么东西也不买，把钱留给国家顶版权外汇用吧。”
赵老师接着说：“同年，我还到朝鲜访问，遇到和访问苏联一样的情况，不同的则是一个专管外汇的副行长，因为有在苏联的经验，这次我们没有多谈，只是说：‘谢谢你们，我不需要钱，也不准备买什么东西。’这两个国家是这样，其它国家当然也大同小异了。这就是你们所关心的稿费情况，你们说，我有多少稿费呢？”
最后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也很穷，咱就是富裕一点，也不能乱花钱呀，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赵老师在黄碾的感人事迹还很多，我仅将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事情略述了一部分，还有很多事没有涉及，如活跃农村文化、建立农村图书室、培养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等等。
赵老师在黄碾工作的几十天，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生很难忘怀，特别是赵老师创作的上党梆子《十里店》，有很多题材就是取之于曲里村和黄碾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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