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遗文显示，何应钦曾带一个营的兵力，在傅公祠住过月余。笔者为了充实《西园史溯》一文，对此事进行了认真查考，证实无疑。现就其人其事考述如下。
何应钦得常人之所未得
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函村。他6岁人家塾为大哥、二哥伴读，8岁正式人家塾发蒙，16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8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19岁毕业后保送人武昌陆军第三中学，20岁应陆军部考选留日学生试以第一名应选，21岁即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赴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秋何应钦回国后，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何应钦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海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长；1934年授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何应钦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1948年5月，何应钦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
1964年，台湾进行“总统”选举。众所周知，“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副总统”因陈诚的去世，其继任人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蒋介石要提拔“新进”，并已内定严家淦为“副总统”。但为了摆出所谓民主的姿态，又把何应钦等人推上了前台。在“总统”选举前，蒋介石授意中央通讯社刊发了张群、何应钦、孙科、严家淦等四张照片备用。何应钦明知自己是陪衬，但对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而心存感激。他拿着刊有他们四人照片的报纸仔细看了半天，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时刻听从蒋总统的安排，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干，应该让年轻人做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干吧!”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何应钦十分悲痛。
晚年的何应钦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把兴趣集中到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他经常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评议形势，在国民党各种重要的纪念日和公共场所宣传三民主义。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的台湾当局把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善意当作是“统战阴谋”，抛出了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明确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为了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何应钦主持和发起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他发起召开的这次研讨会，意在抵制当时中共提出的“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是想抑制当时在台湾刮起的“台湾独立”之风。
1982年8月，何应钦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筹备会，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10月22日，该组织在台北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内举行了成立大会，何应钦、陈立夫、谷正纲、蒋士彦等31人组成了主席团，何应钦任主席。
为了扩大这个同盟的影响，何应钦在台北中山公园的广场上主持了一个万人升旗仪式，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及台北机关首脑都应邀前往助兴。这可能是何应钦去台后最为得意和风光的一次活动。
曾带兵一营住傅公祠月余
在中原大战前的1929年冬，年仅40岁的何应钦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带领一营人马到太原，在傅公祠住过月余。据山西省文史研究馆所藏之阎锡山的高干、当年曾经负责接待重要人士之炮兵司令周玳的忆述资料称，1929年，“冯玉祥人晋后，蒋介石又怕阎冯结盟倒蒋，于是今天派张群、吴铁城等要员携带巨款人晋拉阎，明天封阎当什么‘陆海空军副司令’，想让阎把冯驱出山西，使互有猜忌的阎冯彻底决裂，但阎总不为所动。一天，蒋突派何应钦带一营官兵和两台无线电来到太原，何在阎锡山的高级宾馆傅公祠住定，早去介休青龙山打猎，晚请阎的炮兵司令周玳共品野味，绝口不谈正事。偶忽会阎，亦为扯淡，缄口不谈正事。阎对何的言行举止十分纳闷，六七天后，已忍无可忍，不由问周玳道：‘敬之究竟此来做甚?’周如实禀报不知，阎遂嘱咐道：‘今晚吃饭时顺便问问他的来意’!”这里明确指出何应钦此行是住在傅公祠。
又据《何应钦生平大事年表》记载：1929年“10月10日，冯玉祥部将宋哲元等28人通电，推举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由潼关出兵讨蒋”。何应钦于“11月12日，奉蒋介石之命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收买阎反冯。由于阎反戈，何应钦坐阵开封，指挥蒋军击败冯军。”
在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应钦传》里(1991年7月版)，对此更有评述。1929年9月15日，何应钦之父何明伦在兴义逝世。消息传到南京，何应钦“立即向最高当局呈辞本兼各职，准备回籍奔丧”。但在当时，蒋介石正要与冯玉祥、阎锡山公开武力较量，怎能让何借故抽身。蒋亲自到何的住处慰问，并退还辞呈。“勖以移孝作忠”，给假守制，在南京设奠，“以尽孝思即可，不必拘丁忧旧制，使党国蒙受影响”。何应钦无奈，只好将儿子对父亲之孝，移作臣子对人主之忠，打消了奔丧之念。何唯恐因此未尽人子孝亲之礼而被讥于时，特派专人往访戴季陶、胡汉民。适戴不在南京，只找到胡。胡汉民以元老加长辈的身份建议何应钦，中华民国的正式礼制尚未颁布，因此守制之丧服亦无规定，不若斟酌情势，择一简朴而能表示哀悼之形式进行。何颇重视“忠孝两全”，不愿大操大办丧事引起非议，因而依“礼与其奢也宁戚”的古训，在南京守制行礼。既合传统，也符时势，更遂蒋意。
“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唐生智与冯玉祥的矛盾，要唐部进攻冯部。另一方面，又不顾何应钦已请假守制，令其往开封前线指挥作战。何应钦毅然决然戴孝图功，亲赴开封行营，指挥整编为13个师的原第一集团军及收编桂系及各地方武力约12个步兵师，抵御阎、冯的进攻。10月26日、27日，是预定在南京设奠公祭何明伦的日子，何应钦于事前赶回南京。他此番夺情为蒋，使蒋大受感动。蒋介石亲率谭延闽、胡汉民、戴季陶、林森、古应芬、于右任等人组织治丧委员会，‘开吊之日，素车白马，哀荣一时称最。’各军政要人的挽联、像赞布满灵堂。蒋介石为何明伦题写的像赞中有‘兴学造士，练团卫州。革命军起，命子相投，曰毋内顾，党国是忧。子唯而出，十葛十裘，功垂竹帛，伊吕与侔。遗像清高，光动斗牛’等赞词。既赞死者，也赞何应钦。”“11月12日，何应钦又亲赴太原，代蒋介石与阎锡山会商。结果，阎被收买，从中掣肘，使冯的西北军被蒋军打败。
此事，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中亦有记载。1929年，“10月31日，何应钦、方本仁抵太原，敦请就任陆
海空军副司令，并商解决西北军事问题”。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的张全盛同志根据周玳遗稿所撰之《防“齿寒”拒“唇亡”》稿称：“当晚，周玳照命行事，何应钦毫不掩饰道：‘委员长让我和你们老总商量，把冯玉祥就地解决。’……翌日，何即亲自见阎说明来意，而阎不置可否道：‘你打算怎办?’何答：‘让我带来的官兵换上便衣，冒充土匪，把他毙掉。’
阎连连摇头说：‘不行!谁都知道山西没有土匪，这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假借土匪，蒙(我)交代不了天下人之耳目。’这次谈话无结果。两天后，何又找阎说：‘假借土匪你不同意，那我就带队伍穿着军衣公开把他干掉，你就宣布是中央的队伍干的好了。’阎仍摇头说：‘这也是不行的!你们在中央这样干那倒使得，在山西，明人一眼就知道是蒙勾来你们干的。一’
这样有十多天，何拿不出阎满意的方案，在独自沉闷了约半个月后，他带两名随从悄悄回了南京一趟，返回太原后又见阎说，“我已把这里的情况向委员长报告了，委员长叫你执行，不用我办了。这是委座口令，非办不可!”阎道：“你口说无凭，蒙不能接受。叫委员长给蒙来个命令，好对人有个表示。”蒋之目的是一石双鸟，既除了冯，又使阎失掉在反蒋势力中的威信，为日后除阎创造条件，当然不会下什么命令，授人以柄的。阎终不肯灭冯，何终不能灭冯，只好悻悻离并而去。阎深知与蒋战不可免，私下曾对为其奔走冯、阎之间的李书城、周玳等心腹说：“老实说，蒙和焕章(冯玉祥字)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蒙怎能看着他让蒋消灭?再说，反正咱也不能做不仁不义的事!”
此事，在台湾出版的阎锡山年谱里也有记载。1929年11月26日，阎在“致赵戴文宥午电——请中央暂缓处分焕章”电云：“南京赵院长鉴，希密，闻中央将下令处置焕章，希速谒介公千万缓办，俟我筹定办法再说，至要。山宥午印。”事实上，阎此时正在与冯谋商共同倒蒋的中原大战。
思乡怀旧 寿终正寝
何应钦到台湾后，政治上不算得意，他只是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颐养晚年。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参加祝贺的人很多。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为终身军籍，故不能参加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为憾。但他作为何氏一门尊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致贺辞。宗亲会视为荣耀。何应钦以前对贵州的旅台同乡不敢有过多的关照，但到了晚年，贵州同乡会的重大活动，他时有参加。随着年岁的增高，何应钦的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的访问，兴致勃勃地与他们畅谈故乡的情事和儿时的趣事。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些家乡的特产。
到了90高龄时，何应钦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函风景图》长久地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函镇的风景，凭想象画出来的。何应钦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犹如此幅图画在眼前展开。他经常把家乡人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上的泥函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那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
何应钦的身体一直不错，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他介绍他的养生之道，何应钦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从我个人的心得和体会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养、生活和医药。《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始终处于轻松向上的状态。这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第三，要相信医生。人生了病，就要抓紧治疗，而不要讳疾忌医。”这大概就是何应钦健康长寿的主要经验。
何应钦是一辈子反共的，直至老年亦未改变。家乡人民带给他的照片，他看到了；给他传过去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消息都视为“统战阴谋”。
1986年
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被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1987年初，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设备，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应钦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护守，希望他能够活过100岁。但到了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对他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
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呼吸，时年98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