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山西省在北京读书的学生中，有三个学业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因籍贯都是平定，人称“平定三杰”，亦称“古州三才子”。他们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石评梅、北京大学的关其侗和北师大的张恒寿。
女才子石评梅(1902-1928)，祖籍平定县小河村(今属阳泉市郊区)，后迁居平定城姑姑寺。1912年她随父到省城，先后入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师读书。1920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后历任北师大附中、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北师大等校教员、讲师。1928年因患脑炎病故于协和医院。著有散文集《涛语》、小说散文集《偶然草》等。
洋才子关其侗(1903—1976年)，平定县南坳村人。小学和中学均在家乡平定就读，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升入北大英文系。毕业后经胡适介绍，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继在中德协会救济总署、长春大学等处任职。新中国建立后，调至国家出版总署任编审，后转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兼任《哲学译丛》编委、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1976年病逝于北京。译著有《人类理解论》、《纯粹理性批判》、《乌托邦》、《世界历史》等。
土才子张恒寿(1902—1991)，平定官沟村(今属阳泉市郊区)人。幼年和少年时代，曾接受了十多年的旧式传统文化教育。1920年到太原第一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思想、新知识。1925年考入北师大预科班，三年后升入北师大英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1934年，又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深造。毕业后一度留校任教，继又到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中央美院)、辅仁大学等学校执教。1952年调入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78年晋升为教授，并兼任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8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先后三批)。1991年病逝于石家庄。主要论著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中国史哲论丛》、《韵泉室旧体诗存》等。
以上三人除都是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平定老乡外．年近同庚(关其侗仅比石评梅、张恒寿小一岁)，都生逢20世纪初清王朝濒临灭亡、帝国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的时期。所以，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在求学期间就都表现出了力求上进、叛逆传统和反封建的意识。此其一。关其侗是1919年升入平定中学就读的。这一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关受其影响，多次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并带头起草驱逐反动校长的宣言：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政治、经济状况，便在北京《新民报》上连续发表译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张恒寿虽然出身于一个财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小时候又受到了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但当他离开家庭到省城太原读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触了新思想、新知识后，精神面貌即为之一新，上初中时，便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发表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意见》，从而轰动了全城，在太原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张恒寿的爱国热情，他协同在北京和太原读书的平定籍学生回乡，发起组织了“平定青年奋进社”，他亲任社长。编印《奋进》杂志和《平定评论》，创立图书馆，主办演讲会，宣传抗日思想，振奋民族精神，对家乡民众特别是青年的觉醒产生了积极影响。石评梅较之关、张更为出色，在京读书期问即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2年，她写了话剧《这是谁之罪》，以沉痛的笔触呼唤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不要被旧的习俗势力软化而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1924年，她和陆晶清先后主编《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大声呐喊。好友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后，她写了《血尸》、《深夜絮语》、《痛哭刘和珍》等文深切悼念，并悲愤地表示：“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评梅在《无穷红艳烟尘里》把这个春天称为“阵阵的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李大钊同志就义后，评梅在《断头台畔》一诗中，以悲壮的文笔指出：烈士的“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征途上．评梅与中共早期活动家高君宇的相识、相爱，更显现了她高尚的情操。1925年，高不幸病逝，石评梅悲痛欲绝。毅然将自己的照片与恋人共葬，并亲手题写了碑铭。1928年评梅病逝后，友人将其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侧，实现了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三人都以教为业，忠于职守，并奉献了一生。此其二。特别是石评梅，虽然投身教育事业的时问短暂，但她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深切关心妇女解放运动：主张“情育”教育。力倡以真正爱护的情感去打动和引导新的一代：信奉全人格的教育．认为一个教师若不以自己的人格与学生接触，就是一个失败的教师；主张广设学校．力求贫苦儿童都能受到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她被学生誉为“母亲式的教员”、“我们的星”。病逝后，她执教的北师大附中特放假一日以表哀悼。出丧时，全校女生哭声不绝，送殡者达200余人。她执教过的几所学校和社会各界先后两次召开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有800余人出席参加，敬送花圈、花篮、挽联者纷纷。关其侗精通英、俄、德三种文字，生前虽担任过多年的专业翻译和一些政务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的外文教学岗位上度过的。他治学严谨，为人笃诚，深受师生们的敬重。20世纪50年代到山西大学外语系执教后，除代课外还兼任多职，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可是，他从不懈怠，甚至在病重期问，还坚持和历史系的师生们一起校订《历史百科全书》，其精神着实令人钦佩。至于张恒寿老先生，他终生事教，默默耕耘，可以说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以至年近九旬还带着研究生攻克儒学和中国文化。所以，他在我国高等学界特别是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病逝后，他执教的河北师院为他举行了有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500多人参加的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人们敬送的数以百计的花圈、花蓝和挽联中，友人王俊才的联语“入世不入俗，直内方外，学究天人，运思一世，明哲千古颂；尚德又尚道，严己宽人，教以身心，笔耕终生，恩师一代宗”可以说是对张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写照。
三人都精于探究，勤于著述，身后均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此其三。尤其是被誉为我国现代“杰出翻译家”的关其侗，译作等身，一生翻泽的关于西方的古典哲学著作就有50多部，总计在1000万字以上。在山大任教时，还教过《逻辑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张恒寿老先生一生的专著不多，但篇篇珠玑，他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既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又可以说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他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选取《庄子》为研究课题始，到《庄子新探》出版刊行，先后历经了近半个世纪。但这部书考证详密。分析湛深，出版后受到普遍赞誉，被史学界公认为佳作．荣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于先生为事为人均德高望重，病逝后，许多生前好友、弟子同仁撰文，盛赞其风范，讴歌其品行，都尊之为“史界泰斗”、“一代宗师”。石评梅英年早逝，仅26岁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但她的文学才学不论生前还是逝后，都是令人瞩目的。1983—1985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由邓颖超题写书名并“志”、杨扬所编的《石评梅作品集》(散文集、诗歌小说集、戏剧游记书信集)基本上收录了这位才女的所有撰著。1990年6月，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评梅女士年谱长编》(李庆祥著)，又为我们研究评梅的成长历程和历史贡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间，散见于省内外各类报刊杂志上的介绍评梅事迹或论析评梅思想的文章。也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上光耀一时的这颗不凡之星，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今天，当我们数典怀祖。回首80年前活跃在北京学界的这三位才子及他们的一生业绩的时候，作为“文献名邦”的后裔，我们当作何感想?又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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