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1902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今侯马市)垤上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是从山西成长起来的一代革命领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和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为山西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国共合作在山西的实现，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山西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次年9月，彭真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简称“省立一中”)，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省立一中是山西省最早创办的一所官办中学，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逐渐成为山西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早在1921年5月1日，这里就建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创办了《山西平民周刊》，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对广大青年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省立一中成为太原乃至山西革命青年运动的中心。
1922年秋冬，彭真同省立一中学生王瀛、张堉麟负责接办了建立一年之久的进步组织——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在青年学会任职期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有幸结识了假期到太原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者高君宇。1984年，彭真在为母校题词中写道：“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和共产党、共(社)青团当时活动的基地。我和山西有些老同志是在那里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
1923年冬，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直接参与了筹建山西党组织的工作，是山西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为山西党组织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准备。他同太原进步青年成立晋华书社，创办报刊，组织和购买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入门》、《向导》、《新青年》等，供同学们借阅，影响巨大。1990年1月，彭真回忆在山西建党初期的活动时说：“我们几个人轮流在那儿，负责管理借书，同学们谁愿看就看，看书的人不少，白天晚上都有来借书的。”这些书“都是我们在上海、北京的同志帮助收集来的，作用可大啦!”“党中央、团中央出的《向导》等刊物，在山西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有些人入党入团就是看《向导》受到的启发。以后山西建党就是靠《向导》，你给我一本《向导》，我给他一本《向导》，扩大政治影响。还有一个《中国青年》，这两个刊物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具体参与了山西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彭真回忆山西建党时谈道：“山西是1924年建立的党组织。那年高君宇回山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了党的组织。”1924年，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派高君宇回山西，具体筹建山西党组织，并筹划国共合作事宜。5月，高君宇秘密住进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同共产党员张叔平、李毓棠、彭真等认真商讨研究后，成立了中共太原支部。至此，山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组织。彭真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是山西党组织的重要创建者。他先后担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等职。
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揭开了山西历史的新篇章。在党的领导下，彭真一面领导太原支部的工作，一面到其他地区发展党的组织。1924年冬，他受太原支部派遣，赴晋南的霍县、临汾，发展党组织。在霍县指导成立了“新觉学社”，秘密介绍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等。当时，临汾是山西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一大批青年聚集在此，宣传无政府主义。太原党组织派彭真到临汾攻克这个“堡垒”。1990年1月，彭真回忆这件事时说：“1924年寒假太原党组织派我去那儿做工作。……去看他们的时候说，我是来和大家共同讨论社会前途问题的。我们先不要辩论，我带了一箱子书，有各种社会主义的书，请大家都看一看，比较一下究竟哪种社会主义好，我们共同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一块儿走。我们现在选择道路，不光为咱们几个人，是要给山西青年选一个道路，选错了要负责的。他们看了书以后，大多数人赞成马克思主义。”从此，临汾“这个地方就变成晋南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儿发展起来的；。之后，山西党组织在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山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领导者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太原的党团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大力推动革命运动。
在高君宇的直接领导下，太原的党团组织，同国民党在山西的代表达成国共合作协议，由双方派代表共同组成国民党山西临时党部筹备委员会；彭真以中共代表身份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在筹备委员会内，彭真坚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一方面积极发展国民党员，亲自介绍50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同筹备委员会内的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使山西的国民党组织保持革命性。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为响应国共双方的号召，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中共太原支部决定由支部负责人张叔平、彭真出面，联络国民党及太原各群众团体和各界进步人士，成立太原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彭真任秘书主任。12月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和通电。12月28日，由太原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牵头，联合全省各地的组织，召开了山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彭真任秘书长。大会在宣言和通电中，提出了十项主张。省市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山西的民主革命运动，也使彭真从省立一中走向社会，成为公开领导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山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杰出组织者
中共太原支部成立后，摆在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彭真在太原、石家庄等地先后组织领导了太原印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等革命运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群众运动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23年，彭真接任由青年学会创办的平民小学的校长职务，并在校内增设成人夜校，专门招收进步工人、店员、市民等，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在彭真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山西工人联合会，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罢工。5月15日，与王世益一同组织领导了太原晋商、并州两报馆的印刷工人罢工斗争，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厂卫生设备，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徒工待遇”等条件，并向全市发出宣言，呼吁各界给予声援，终于迫使当局答应了全部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推动山西革命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彭真当时就认识到：“斗争中工友们互相支援，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不单是对资本家的一个严重打击，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之后，《晋阳日报》、范华印刷厂等厂的资本家，慑于太原工人运动的威力，被迫给本厂工人增加工资，工人的待遇得到改善。
彭真还成功地领导了反房税斗争。当时阎锡山为弥补军费和财政不足，决定在全省城乡开征房屋估价税(包括牛棚、马圈、厕所等)，按估价的9％抽税，不交者加倍处罚。这项税收严重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使山西赋税高出各省三倍，激起了全省民怨。中共太原支部决定开展反对政府强征房税的斗争。4月28日，太原22所中等以上学校8000余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因议员逃跑—空，未能取得成功。5月18日，在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太原各校数百名学生和市民在文瀛湖集会，谴责阎锡山当局强征房税。彭真率数千名大中学校学生到阎锡山督军府，高呼“废除苛捐，为民请愿”等口号，反对强征房税，并同军警发生冲突。阎锡山被迫同意学生派代表商谈。彭真与潘恩溥等被推选为代表与阎锡山谈判。阎锡山不得不写下手令：“房屋估价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还，以昭公允。”反房税斗争在山西青年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在全省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斗志。《中国青年》称赞这是“山西学生干政第一次”。
上海五卅惨案后，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山西党组织为声援上海工人，组织各界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6月初，彭真主持太原团地委联席会议，研究声援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6月6日，在太原党组织的号召下，太原大学、中学、高小学生一律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并在街头讲演、散发传单，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山西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积极声援上海，仅6、7两月共获得捐款1．4万余元，全部汇往上海，并以实际行动广泛开展抵制英、日商品，从经济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增强了山西人民的反帝观念。山西声援上海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山西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民族革命运动，彭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之后，彭真又组织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的恢复工作。8月25日，彭真奉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的指示，到石家庄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兼管党的工作。他一到石家庄就参与领导正太铁路的“买米”斗争，召集工会代表会议，研究请愿对策。9月上旬，正太铁路总机厂千余名工人到法国资本家的办公大楼请愿，派代表与厂方交涉。请愿受挫后，12月4日，彭真组织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再次公开恢复活动。同时，还配。合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组建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经过半年努力，石家庄地区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山西敌后战场的重要开拓者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为直接领导和部署山西抗战，7月28日，刘少奇到达太原，8月初组成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彭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参与部署党在华北地区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代表北方局在晋东南等地组建中共晋中特委，并指导中共冀豫晋省委的工作，部署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彭真首先组织将北平、天津的2000多名学生安全转移到太原，然后分配到晋察冀、晋绥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锻炼成长。这些学生成为根据地一支富有朝气的抗日力量。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北方局讨论确定了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任务，动员群众和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彭真协助刘少奇在太原召集山西、山东、绥远等省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抗日工作。彭真亲自抓迫切需要解决的干部短缺问题。他一方面通过组织程序，从苏区与白区及时抽调大批干部，分配到各个根据地。另一方面，在太原开办许多一星期卒业的短期训练班，彭真亲自为学员上课，随即分派到各地工作。此外，他还妥善处理了一些组织疑难问题，亲自处理写过“悔过书”党员问题(即一部分人经党组织同意出狱前填写了“悔过书”，而另一部分人没填“悔过书”所引起的争论)，消除了双方的误解，恢复了双方的党籍，增进了党的团结。由于这类问题比较复杂，解决的难度也相当大，几十年后，彭真在回忆这件事时还特别谈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按常规，所以恢复了他们双方的党籍。这个事是我办的。”在彭真的努力下，一大批干部走上抗日前线，在山西和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施战略展开，依托恒山、太行山、吕梁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彭真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往返于晋中、晋东南等地，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彭真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进行了抵制。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却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一套右倾主张。12月31日，彭真出席北方局在临汾刘村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彭德怀口头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针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彭真表示“不让共产党争领导权，这是错误的。”1938年2月上旬，在牛共冀豫晋省委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彭真一方面根据组织程序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精神，另一方面又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党员秘密会议，专门讲争取统一战线问题，从而减少了王明右倾错误对根据地的影响。彭真回忆说：“冀豫晋省委于1938年2月在辽县开过一次干部会；是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的。……
在这次会议上，是我和小平商量后传达的。大会期间，还开了一个小型秘密会议，有百余人参加。因为在临汾的时候，我问少奇和弼时同志，怎么领导也不要了?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不要领导权吗?弼时没有吭声。少奇说：‘谁说不要了!叫你不要说嘛!’所以我到了太行和小平商量后，开一个小会，专门讲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讲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放弃了领导权。没有领导权革命就一定失败。”不久，他到晋察冀也用同样的方法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从而使这两个根据地免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
彭真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1938年3月，他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前往晋察冀边区指导抗日工作，4月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11月又被任命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及平津党的工作。他同聂荣臻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在敌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二个新民主主义社会。”9月，他赴延安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全会主席团10月5日致电晋察冀边区，指出“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的1940年，彭真为巩固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坚持敌后抗战，亲自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计20条，简称《双十纲领》。这个纲领的实施，受到边区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党中央报刊称誉《双十纲领》能够保证边区成为“全国最模范、最进步的民主抗日地区”，号召“全国各地，特别是敌后方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设施计划上，都应以它为最好的参考和借鉴。”1941年6月至8月，彭真在延安分七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与党的建设经验。中央逐次将汇报内容批转各根据地党委。这个汇报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汇报给予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列主义的”。又据薄一波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向他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另一本是彭真的《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由此足见，以彭真为主要领导人的晋察冀边区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和肯定。
之后，彭真留在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但是，他对山西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已永远深深地留驻在三晋大地上。
彭真在山西的革命活动，充分反映了他对山西人民的杰出贡献，表现出了他的卓越领导才能，也为他建国后主政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一生坚持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品格是在山西铸成的，他与时俱进、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也是在山西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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