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场
显露峥嵘
抗日战争伊始的1937年8月，经国共双方谈判协定，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出任正、副总指挥(稍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出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出任政治部正、副主任。9月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的重托，偕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亲临山西，就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实行对日抗战的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装备补充等事宜，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双方协议成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统一战线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经周恩来提议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9月下旬，当邓小平和朱德、任弼时、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抵达太原受命后，就以八路军政治部和“战动总会”双重领导人的身份，先后转战晋东北和晋西南，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为开创晋察冀和晋西南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群众条件，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晋东北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最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和战略支点。一到这里，邓小平就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关于晋东北的民运工作，邓小平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这就是：第一步抓紧区、村两级“动委会”的建立，做好实际的组织和武装群众工作；第二步成立县级“动委会”，为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准备好条件。为此，他首先和任弼时一起，以八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召集先期抵达的第一一五、第一二O师各团政治部门领导人开会，部署和划分了群众工作的负责区域，并就各部派出民运工作团、队，迅速建立各级“动委会”，雷厉风行地开展群众工作，作了明确而详尽的指示；接着，又代表中共北方局，找东出河北阜平开辟工作的中共晋察冀省委负责人李葆华、刘秀峰等谈话，就如何以“动委会”的名义去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问题，提出了原则而又具体的要求；随后，他们又给中共晋东北特委书记王逸群布置了向其所辖的浑源、山阴、应县、忻县、繁峙、代县、五台等县委派县“动委会”主任的任务。这样，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下，从晋东北到晋西北，从雁北到冀西、察南的偌大地区，村、区、县各级“动委会”很快像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来，呈现出抗日救国的群众热潮。以平型关大捷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始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蓬勃开展起来。对此，任弼时曾说：“有些人感觉抗战中群众动员工作是重要的，但总以为这非三个月半年之后不能见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功夫，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大大地激发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地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
鉴于国民党在山西正面战场的战局急趋直下的态势，为使八路军部队实施战略展开，开创和坚持山西抗战局面，毛泽东继9月17日电示改变原定战略部署之后，又于10月23日进一步电告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并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各师首长，深入阐明了山西应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和叙说八路军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而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寻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在电示中，毛泽东除部署晋东北之五台山脉和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外，还对“距敌尚远”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提出了“作适当之部署”的要求。同时还特别强调：“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一分为二，聂荣臻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率主力南移正太线，驰援娘子关；第一二O师以晋西北为中心，向晋绥边界发展；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地区展开。同时决定，到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的任务，由邓小平率八路军政治部和随营学校一部担当起来。
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决定，邓小平一行于10月下旬离了F晋东北，转战晋西南。对于晋西南，邓小平是熟悉而亲切的。因为上一年春天，他随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东征山西的红军，首先到达的就是这里。当时，他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要担负宣传动员工作。他带领工作团，从晋西南山区一直转战到晋南平原，在筹集资财和扩红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而今，他率领的这支有500余众的队伍一跨入晋西南，就在汾阳、孝义一带撒开了，并且运用八路军总部的名义，“使它像是一面火红的战旗，在汾河西岸高高飘扬”起来，发挥出极大的诱人的吸引力，很快与当地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及转移到这里的中共山西省委建立了联系，富有成效地开展了宣传、动员群众工作。
1937年11月9日，即太原失守的第二天，周恩来由交城到达汾阳，邓小平即和周恩来一起，召集先期转移到这里的“战动总会”领导人续范亭、程子华、南汉宸等开会，针对阎锡山把他在“战动总会”工作的干部撤走，企图使“战动总会”失去统一战线意义而自行解散的阴谋，以及如何应对从忻口、太原前线败退下来涌入晋西南的数万同民党军队，维持社会安定等问题，研究方略，部署工作。周恩来指出：“战动总会”要名剐其实地活动在“战地”，在那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还要求邓小平要统一部署“战动总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于是，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八路军政治部、“战动总会”和“牺盟会”三方面的干部通力合作，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从而遏制了败军的骚扰，打击了汉奸的活动，安全转移了战备物资，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并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划分与部署了总政与“战动总会”的活动区域：“战动总会”向晋西北的第一二O师靠拢，负责开辟离石、中阳、临县、方山、清徐、文水、交城、汾阳等8个县的工作；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等8个县的开辟工作；则由总政、随营学校负责进行。由是，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创建抗日武装、发腿党的组织等项工作，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广大地区普遍开展起来。而这些工作的开展，又是和反逃亡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太原失守后，平遥、祁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县长如惊弓之鸟，即带着县府官员、警察局的武装及贵重物资仓惶出逃，搞得人心极乱。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果断地指导各县“牺盟会”开展了反逃亡斗争。他采取扶正压邪的办法，热烈称赞“牺盟会”特派员坚持在本土打游击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开展反逃亡斗争，还就斗争方式、工作步骤作了具体指示。而对于逃亡县长，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说服规劝和武力威压的办法加以对待。一方面，他亲自找他们谈话，晓以大义，做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则对逃跑县长聚居的地方实行戒严，用武力收缴不听从劝告者的枪枝、弹药。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不仅使开辟晋西南工作有了稳固的立足点，而且各县的抗日游击队也迅速组建起来。如平遥、孝义两县的抗日游击队，都成为拥有数百人的地方武装。不久，两支游击队合并，邓小平从巩固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特将其定名为“牺盟会晋西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扩大成一个团，编人决死第二纵队，立下了很多战功。
在群众斗争中，各地涌现出的一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从而扩大了党的基层组织。
对于扩军工作，邓小平特别重视。每当派往各县的民运工作团、队出发前，他总要一再向同志们叮嘱：群众越是热爱八路军，我们就越要严格要求自己。须知分散到村子里工作，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军”，不能有丝毫松懈。并就军风纪和群众纪律问题提出明确要求，直至对每个人必须佩戴臂章、符号等都作了规定。他指出：同志们要看到，军风和纪律有具体、实际的宣传作用，要完成动员新战士的任务，这是重要条件。尤其对于破除群众中那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八路军的样子，最有说服力。而在邓小平深入一些乡村巡视、检查工作时，也对新兵的动员工作给以很大关注。他想方设法给新战士以荣耀，解决军屈的实际困难，鼓舞群众参军的决心和勇气。这样一来，在许多地方便出现了群众对八路军崇高信赖的感人情景：“各村都希望八路军去驻……所以群众见到我们，都抢着往自己家里拉；我们住在谁家，房东感到光荣，引以自豪。谁家有人参军，不仅有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长还被八路军请去会餐(尽管饭菜很平常)。这被视为极大的荣耀。新兵走以前，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搞得热火朝天!这样扩军，是群众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们说，这才真正显得军民是一家啊!”正因为如此，在晋西南各县都呈现出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兄弟参军”的群众热潮。仅孝义县，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有3000多青年拥进了八路军的队伍。
从晋东北到晋西南，前后仅仅有3个月时间。可就在这短暂的时日里，邓小平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才能和风范，即在初上山西抗日战场，开创八路军政治工作新局面的斗争中开始显露出来。正如当年跟随邓小平一起战斗的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傅钟所追述的：“我随他工作的几个月是难忘的。他为保证我军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开始新的发展，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的奠基、开拓性的工作。他在我军政治工作上创设的业绩，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作风，在此后八路军
(前方)政治部，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有深远影响，尤其在战胜艰难险阻的斗争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跃马太行 建立奇功
193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接替张浩(回延安治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密切合作，并肩战斗13年，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刘邓大军”，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著名将领。
走马上任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即召开了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全师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上年
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词·论研究了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新战士与干部教育、军事斗争与反倾向斗争、实施新的战略展开等问题。针对王明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邓小平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要以当仁不让的革命气势，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大刀阔斧地创建根据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和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中共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彭真及省委书记李雪峰一起，就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邓小平以军事家的真知灼见，阐明了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意义和必须具备的武装、政权、群众三个条件。他指出：武装是骨干，政权是支柱，群众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只有这三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与发展起来。邓小平关于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和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伴随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第一二九师于2月下旬在井陉、旧关间打响了长生口伏击战。这是新政委邓小平参与指挥的第一仗，首战告捷。紧接着，第一二九师在邯(郸)长(治)大道上胜利进行了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4月初，又开始了规模壮观的反敌“九路田攻”的急战。在这次急战之初，邓小平率主力一部北上辽县，出击来犯之敌；刘伯承和副师长徐向前率主力东移，捕捉歼敌战机。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会合，在晋东南腹心的武乡地区，共同指挥了著名的长乐村战斗、毙伤日军2200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石出。
4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对平原游击战指示》，要求“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遵照这一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分兵向冀南、冀鲁豫推进，实施新的战略展开，以巩固、扩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邓小平由冀西进入冀南检查、指导工作，并和在这里战斗的徐向前领导了部队整编和创建抗日政权工作，使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起来。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改变其战略方针，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并将进攻的重点首先置于华北；而对国民党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与日本侵略军遥相呼应，蒋介石国民党亦“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容共抗日逐渐回到“反共、反人民”的老路上来。从此，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以抗日战争重心的姿态挺立在中华大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担负起了抗击日伪军主力压迫和反击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攻的两副重担。
9月16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根据毛泽东关于《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同抗战的总任务，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应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出席了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发言，介绍了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初步经验。
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并针对敌人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夺山地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二二O、第一二九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进入冀南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挥下，一面分遣部队，发动群众，粉碎日军的进攻和“扫荡”；一面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根据地建设，壮大抗日力量。从1939年1月到3月，与敌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3万兵力的大“扫荡”；同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分化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
冀南反“扫荡”作战结束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主力一部返回晋东南，指挥山区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反顽斗争。在粉碎敌人对晋东南发动的夏季大“扫荡”以后，太行抗日军民又投入了平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的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的严重斗争。继晋东南反顽斗争胜利之后，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又成功地开展了冀西和冀南的反顽斗争。
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东拼西杀的艰苦斗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扩大，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与扩大，抗日力量得以巩固与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得以广大发展。
慑于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军开始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进一步强化交通，大肆修筑铁路、公路，普遍增设据点、碉堡，图谋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构成网状”，变作“囚笼”，好把抗战军民“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对此，刘伯承愤怒地指出：“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邓小平非常赞同刘师长的想法和打算，当即表示：“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就这样，一场连续的、大规模的破坏敌人的“交通战”开始了。在1940年第一二九师进行的1410次战斗中，交通破击战即达850次之多，占全部战斗次数的60％。其中震动巨大、影响深远的是白晋路破击战和“百团大战”。这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发动的一次举世瞩目的、规模宏大的进攻战役。整个战役由彭德怀指挥，从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历时
3个半月，参战部队共115个团。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所部38个团参战，先后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破坏铁路480华里、公路1000余华里，摧毁敌碉堡59座，歼灭日伪军8000余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为挫败敌人的“囚笼政策”立下了赫赫战功。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面对困难，邓小平和刘伯承以真正共产党人和民族脊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带领全边区抗日军民，同人祸天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即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严格遵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与指示，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开展对敌斗争，实施民主政治，强化武装建设，进行整风运动，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卓有成效地开创了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战胜了敌人，战胜了灾荒，坚持了阵地，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赢得了“转弱为强的力量”。
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对敌斗争，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重心；而反“扫荡”作战，又成为整个对敌斗争的中心环节。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研究和把握敌人“扫荡”的规律人手，正确指导了各战略区的反“扫荡”斗争。1941和1942两年间，全边区军民进行大小反“扫荡”作战534次，总计对敌作战7967次。对于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情景，刘伯承在《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就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嘹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因而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麻雀战的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又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到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乃是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进行了领导。在1940年4月中共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根据会议确定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邓小平就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行政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专门发表了讲话，对“冀太联办”的性质、辖区、任务作了明确阐述。他强调指出，“冀太联办”虽届过渡性质，但它却是一个权力机关，用指示信的方式实行对晋冀豫边区的统一领导。8月，“冀太联办”成立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制定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及一批《条例》、《条令》等法规，并且确定“建设、生产、财经、民兵”四项工作，是“冀太联办”在1941年的中心任务。1941年三四月问，在“冀太联办”召开的第二次行政会议上，邓小平又代表中共北方局提议，要求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简称“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正式成立边区政府。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接受了这一提议。6月，“临参会”筹委会和“冀太联办、”又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共北方局关于将鲁西区即冀鲁豫区划归“冀太联办”，把晋冀豫边区扩大为晋冀鲁豫边区的提议，决定将晋冀豫边区“临参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边区“临参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机关。边区“临参会”和边区政府的诞生，是晋冀鲁豫边区民主建政的伟大胜利，并以此为开端，把边区的全面建设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对包括正规军在内的整个抗日武装建设，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贯非常重视。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尤其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建军，提高部队的思想政治素质。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采取了许多有力举措。对于地方抗日武装建设，早在1938年4月下旬，邓小平就开始指导了晋冀豫军区的组建工作。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提出了组织和运用游击集团，以加强对敌斗争开展的正确方略。到1941年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一方面在部队中贯彻实施“精兵简政”，大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保持了应有的骨干力量；一方面以建立健全游击集团为主要内容，强化军区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把全边区的整个抗日武装建设工作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在
1941年的5月和6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先后签发了《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和《一二九师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对游击集团的组织形式、基本任务和指挥关系等，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部署和指导下，在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大战略区，都建立和健全了由正规军、游击队印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向敌占区的“格子网”派出了精干的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由此，陷敌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壮观局面在全边区逐步形成了。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并以其无尚真价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
从整风一开始，邓小平和刘伯承就领导了全边区的整风运动。1942年9月和1943年10月，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和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后，更从党的建设的高度，用很大的精力抓了整风运动。
1943年初，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即“温村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就发出了在全区“造成整风运动的热潮”的号召，并且要求由各级党委与部队中的主要负责人担负起整风运动的领导。“温村会议”结束后的3月初，中共太行分局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确定全区整风从4月1日开始，用半年时间集中进行。同时决定太行分局和第一二九师师部组成以邓小平为主任的总整风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区的整风运动。在邓小平领导下，以中共太行分局党校为中心，全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整风运动便热烈而深入地开展起来。由于邓小平把整风运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不仅分局(后为北方局)党校开学典礼必到并发表动员讲话，而且每天都要向党校领导人询问整风班学习情况，以至在整风学习的关键时刻还要到校给学员作重要报告。在讲话和报告中，邓小平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用党的历史教育干部。更为难能可贵和重要的是，他在党内较早地提出并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通过整风运动，晋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因此，军事、政治和经济，就构成一切战争的三大要素。要持久抗战，要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把经济放到与军事、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根据地开创伊始，邓小平和刘伯承就很重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事业。当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其严重困难以后，开展生产建设就更加成为邓小平和刘伯承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当作“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战略任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生产建设和保障供给的关系，严厉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以及忽视动员人民、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而只知道向人民群众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尖锐指出：解决军需民食，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否则，就将是一句空话。并且就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搞好对外贸易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既抓军队的生产节约，又抓群众的生产救灾；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又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而且通过持续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更加有效地带动了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概略回顾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总结出四条基本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鉴于此，邓小平高度重视抗战文化工作。他曾多次指示各部队政治部门、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以提高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为整个抗日战争服务。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即首先阐明了“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的观点，强调指出：“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这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要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他还规定了部队文化工作的七项任务：一是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二是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三是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四是提倡科学，发扬真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五是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六是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文化食粮；七是大大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他还对宣传队提出了五条要求：(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二)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三)推动并帮助连队进行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四)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文化运动；(五)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和工作技能。1942年1月，邓小平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主持召开了有近500人参加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围绕“文化工作如何联系实际、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文化工作必须为广大抗日军民服务，必须从抗日军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正确方针，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培养和造就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宏大的文化工作者队伍，繁荣和发展整个边区的文化事业，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3年10月．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出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他坚持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和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抗日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继续领导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由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战略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余万人口、40余万民兵、
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遂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由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三、命运决战 再铸辉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以中国近代以来反对外敌武装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而载入革命史册。
然而，抗战的硝炯还未散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云又笼罩着中华大地。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又命令其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毛泽东早就敏锐地看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并及时提醒全党：“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历史往往有惊人自相似之处。如同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首先从山西兴起那样，旨在推翻蒋家王朝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仗也是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打响的，那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正如薄一波指出的：“‘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在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蒋介石就急急忙忙从峨嵋山上跑下来，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阎锡山捷足先登，奉蒋介石的密令，命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7万余兵力，从临汾、浮L山、翼城出发，进犯太行和太岳解放区的腹心长治即上党地区，并很快抢占了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襄垣6座县城。随后，阎又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8个师、2万余兵力，由太原南犯，增援长治。当时，国民党军已沿同蒲、平汉路由南向北推进。如对入侵上党之敌不迅速予以消灭，待蒋军主力北上后，不仅将会使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腹背受敌，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而且会给整个战局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发动上党战役的重大决策。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至10月12日结束。整个战役由邓小平、刘伯承奉命指挥，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上党战役”几乎是同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同步进行的。正如毛泽东对从延安回太行执行作战任务的邓小平、刘伯承讲的那样：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迫蒋介石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伯；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事态的发展，果然不负毛泽东所望。历经42天的作战，总计歼灭敌兵力13个师、3．5万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大胜利，从而“深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逼迫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在《同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对此，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秆在准备打仗。……有些地方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111、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乘着“上党端盆”的胜利东风，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就发动“平汉战役”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等作了部署，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方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当时，由郑州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于9月进至新乡、安阳等地后，以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为第一梯队，以第三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继续向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进犯，妄图迅速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海运部队进入乎津，抢占东北。为粉碎国民党军的战略图谋，邓小平和刘伯承奉令集中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一部地方武装共6万余人，在10万民兵的支援下，发起“平汉战役”。整个战役从10月24日开始，11月2日结束，前后仅短短10天时间，就取得了平汉大捷，歼敌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又一次遭到了沉重打击，并争取了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起义(后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发起的“同蒲战役”，亦歼敌8000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沿同蒲路继续北进的企图。这东西两线作战的双双胜利，堵住了华北的南大门，有力地掩护了我军在晋绥、晋察冀和东北的战略展开。
“平汉战役”结束后，立足于打大仗、打恶仗的邓小平和刘伯承，即利用国共达成的停战令生效的相对平静时机，一方面抓紧整军和练兵工作，一方面部署和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随着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开展，更加进一步焕发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的政治热情，并由此迅速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生产运动和参军人伍的群众热潮；从而使晋冀鲁豫边区的武装力量迅即扩大，人民军队由抗战胜利时的30万猛增至42万，民兵由40万发展到60余万。“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的政治局面，开始在整个解放·区呈现出来。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7月
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并且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为我党我军规定了战胜蒋介石进攻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强调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解放战争全面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为策应中原我军的突围和华东我军的作战，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驰骋于陇海路南北的冀鲁豫地区，实行大踏步的进退，开展运动战，连续出击敌人，相继取得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和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重大胜利，“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同时，他们还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部，协同兄弟部队在山西战场上胜利进行了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吕梁、汾
(阳)孝(义)、晋南等战役。这东西战场上的连连大捷，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华东、陕北、华北、东北我军的作战，胜利粉碎和重创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就决计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的统治区域。这是一着重棋，也是一着险棋。毛泽东把最先走这着棋的威武之师选定在“刘邓大军”身上。1947年6月底，邓小平和刘伯承告别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奉命率领12万大军强渡黄河天险，激战鲁西南，打开南下通道后，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人，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I-U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四、重返故地 扫除迷雾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上调中央工作。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依然十分关注着山西老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次重返故地，并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奋力扫除困扰人们思想的重重迷雾，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指明了前进方向。
1956年秋冬，由于国际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在一些地方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的影响，国内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以及经济建设中尚未完全克服冒进的失误，致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某些紧张和不安定的情况。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供应短缺。一部分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以至酿成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农村中，自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在知识分子中，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思想日趋活跃，对文化、教育科学工作发表不同意见。“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针对党员和干部队伍中间仍然存在着的损害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团结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并以波匈事件为鉴戒，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有1800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名’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
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于3月中旬分途南下、北上、西进，到各地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作为西进一路的邓小平，首先到达的便是他情谊深厚、分别达10年之久的山西省。他在认真听取中共山西省委的工作汇报，对工厂、农村和学校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研究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动态的基础上，便满腔热情而又寄予厚望地分别给太原市大中学校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干部作了重要报告。报告的主导思想和目的是：运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着力把握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一方面是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一方而则是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树立和发扬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在报告中，邓小平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就国际国内形势、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革命现想、少数人闹事、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在报告中，邓小平还着力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与其他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十六字方针，并阐明了它的重大意义，指出：这十六个字的方针，无论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党、对发展马列主义，都有深远的影响，极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搞这十六个字的方针，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就不可能全面，不可能恰当；我们的思想就要儡死起来，马克思主义就要衰退。
离开太原后，邓小平沿同蒲路南下，先后到太谷、洪洞、临汾、运城等地进行了参观视察，并对当地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此次山西之行，尤其是他所作的重要报告，对广大师生、干部和群众教育深刻、鼓舞极大，对全省传达贯彻毛泽东讲话的进程，以及揭露和检查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都起到了很好的加强和督促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新走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1975年1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还是在咋73年6月，也就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的第四个月，他曾陪同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访问大寨。两年零两个月以后，即197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耳一次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出席了在昔阳县举行的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3700多名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全农会开幕式上，当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的话音还未落，整个会场便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向尊重客观实际和敢于揭露矛盾的邓小平，在讲话中不仅讲到会议的本身，而且讲到了严峻的农业形势，讲到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指出：“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水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大会，或相当于那次大会。”他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而更加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首先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抓农业现代化。只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讲到这里，邓小平联系实际，尖锐地剖析了整个农业形势。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到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据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邓小平的慷慨陈词，极大地震动了与会代表。随即，邓小平将语气缓和下来，把话锋又转到农业学大寨上来。他指出：“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三百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但是，这三百个县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样，二十五年如一日?全国两千二百个县才有三百个县，太少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他强调说，学大寨“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他深切寄语大会，“希望三千多名代表都要真学，就是三百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的地方，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在谈到整顿的问题时，邓小平以更加有力的气势明确指出：“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在这里，邓小平大讲整顿，明确地提出对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方针，其实质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邓小平在全农会上打出的一招响拳、重拳，给期待纠正“左”的错误的亿万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邓小平曾多次踏上过历史悠久的三晋大地。一代伟人和山西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山西留下的光辉足迹、进行的革命实践、树起的不朽丰碑，将永垂青史，彪炳千秋。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追思这位世纪伟人，是缅怀，更是为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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