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这年春夏，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共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先后历时3个月，专程视察了太岳和晋豫抗日根据地。这次行动，是太岳、晋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检查岳北工作
太岳区和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晋豫区，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的西南屏障，是联络延安与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我军问鼎中原、保卫西北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自1941年以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两个战略区在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和“蚕食”进攻下，也同其他根据地一样，抗日军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生存条件遭到毁灭性破坏，各项抗日工作难以开展或进展不大，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尤其是在中条山战役后，我军新开辟的岳南地区和晋豫边区，阎锡山之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四十三军等部与日军勾结，屡屡进犯我浮山、翼城地区，袭击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所不为，给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伤亡和损失，更使太岳、晋豫两区又面临敌顽两面夹击的严重局面。
2月上旬，日军集结7000余重兵，再次对岳北和岳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3月7日，敌人的春季“扫荡”刚被粉碎，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即收到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的急电，称阎锡山部六十一军乘日军“扫荡”之际，又集中4个团的兵力，向岳南发动大举进攻，占领我四十里岭、大圪塔山等阵地，并将浮山游击队80余人缴械。面对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刘、邓于3月8日紧急召开会议，集中研究粉碎日军春季“扫荡”后根据地的形势和下一步的应对方针。决定刘伯承留在师部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邓小平前往太岳和中条山根据地视察，全面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尽力扭转不利的局面。
3月中旬，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离开师部驻地河北省涉县清漳河畔的赤岸村，踏上了西巡太岳和晋豫区的征途。3月19日晚上，邓小平一行在陈赓的接应下，越过白晋路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太岳区。一直牵挂着战友安危的刘伯承，当晚始终守候在师部作战科值班室，直到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知道邓小平已安抵太岳区，他才放下悬着的心，离开值班室。
在太岳，邓小平首先巡视检查了岳北地区的工作。3月30日，经过数天系统的调查了解后，邓小平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阎寨村召开会议，集中听取太岳军政党委员会负责人安子文、陈赓、薄一波、牛佩琮等关于太岳区过去工作的检讨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首先谈了对当时太岳区工作的认识，肯定了取得的成绩，指出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他强调，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敌斗争得到加强，民兵工作开始活跃，贸易政策上的混乱现象已经停止。但同时他认为，太岳区取得的以上进步并不巩固，并且进步也不够快。否认这些进步是不对的，但过高估计这些进步也是不对的。太岳区的同志“更应深刻检讨自身工作中的缺点”。他指出，太岳区工作最大的缺点是在三三制政策和武装政策的执行上，在群众工作及群众运动上的零乱；其次是对敌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考虑和决定政策缺乏政治远见；再次是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邓小平指出，太岳区今后的中心工作和努力方向，是做好减租减息为主的群众工作和自给自足的财经工作，这是扭转全区困难局面的关键。邓小平同时强调并部署了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工作和武装工作。他指出，三三制政策的执行，主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在各种工作中真正贯彻三三制的精神，真正与各阶层人士协商，真正采纳各阶层人士的意见，真正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武装工作首先必须确定并坚定不移地贯彻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广泛的、有力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一路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方针，坚决反对“左”的冒险主义或右的保守主义倾向；其次要确定并正确处理军队与党政民之间的关系；第三要加强建设与培养地方武装，求得民兵大量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阎寨会议后，太岳军政党委员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一面积极准备对阎锡山顽固军队的自卫反击战；一面迅速研究并部署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工作、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财经工作和以群众性游击战争为主的武装工作。其中在群众运动方面，太岳区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很快于4月5日调集党政军民各界150人，组成由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任总团长，区党委组织部长薛迅、宣传部长顾大川任副总团长的春耕检查团，分赴沁县、沁源、屯留3县指导“双减”运动。在工作中，检查团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反对并克服行政命令的办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从而使岳北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一扫过去的沉闷局面，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群众运动的高涨，直接推动了岳北地区大生产运动和财经工作的有力开展，同时也使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大大活跃起来。
指挥浮翼战役
4月初，邓小平结束对岳北的视察，由陈赓和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陪同，沿沁河一路南下，来到冀氏县石槽村中共岳南地委驻地，继续对初创不久的岳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视察。
岳南上接岳北，下连中条，地处太岳区的前沿，是太岳和晋豫两区联系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非常关键。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20万大军或被歼灭，或南逃西撤，这里所有的县城重镇、交通要道、军事要地均沦入敌手。在此情况下，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迅速组成太岳南进支队，不失时机地重新开辟了岳南抗日根据地。然而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进攻，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敌伪和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使得这一地区仍然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其中在岳南的沁（河）西地区，阎锡山顽军对八路军驻军的不断磨擦进攻，就是造成根据地仍不巩固并严重退缩、各项抗日工作难以开展、群众不能真正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在3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他到太岳后了解的具体情况，经与刘伯承商定，并征得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同意，即决心集中太行、太岳部队主力，拟于3月30日对阎顽军发起自卫反击。当时，日军为迫使阎锡山公开投降，正在晋西南乡宁、吉县一带对阎军实行攻击。邓小平从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这个大局出发，遂决定停止即将展开的反击行动，并先后致电、致函阎锡山及其六十一军，表示八路军一二九师愿与之配合，出击同蒲路，打击日军后方交通，策应他们粉碎日军对乡宁、吉县一带的进攻。然而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善意不仅置之不理，反于3月31日令其六十一军向驻防浮山佛庙岭的二一二旅阵地发起了新的进攻。
对于阎顽军的反复挑衅，薄一波先是于3月21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历数六十一军联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战的卑劣行径，呼吁其悬崖勒马，藩然悔悟，共同抗日。之后又在4月1日和6日与戎子和联名，两次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制止六十一军的投降反共行为。但这时的阎锡山及其六十一军得寸进尺、一意孤行，对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历次规劝置若罔闻，依然不断在浮（山）翼（城）地区磨擦寻衅。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果断决定调集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一旅和二一二旅共10个团，两万余人的兵力，对侵入浮翼抗日根据地的阎顽军发起自卫反击战役。
浮翼战役由邓小平直接指挥，陈赓、薄一波协助。4月13日，他将战役指挥部从冀氏石槽西移到浮山川口前线。4月15日拂晓，按照部署，陈锡联、谢富治率领右纵队，李聚奎、刘忠、周希汉指挥左纵队，在南北长达120余里的战线上，分别对阎军展开猛烈攻击。到16日拂晓，两路纵队经一天激战，即干净利落地歼敌1100余人，收复茶房、李家堡、天檀里、遆家垣、司空山、大圪塔山等10多个据点，有力打击了六十一军反共降日的气焰。4月19日，当邓小平正准备在次日拂晓乘胜发起第二阶段的战斗时，害怕被歼的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急忙派人送信求和，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和平共处。为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共御外侮，邓小平经与陈赓、薄一波商量，乃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取消了即将展开的第二阶段的战役行动。之后，双方进行了谈判，订立了各守原防、互不相犯等3条协议。同年7月下旬，六十一军撤回汾河以西。对此，薄一波后来回忆道：“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取缔红枪会
浮翼战役的胜利，为岳南沁（河）西各县工作的恢复开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自此，这一地区的局势开始趋于稳定，逐步好转。然而这时沁东各县的形势依然复杂，并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势头，令人担忧。因此，“四·一五”战役结束后，邓小平与薄一波、陈赓及薛迅等安排了浮翼地区下一步的工作，便立即由沁西驰马再返沁东石槽村。
岳南沁东地区主要包括士敏、高平、长子等县。1942年2月初，太岳南进支队奉令南下中条山开辟新的根据地，接着日军对这里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扫荡”，并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增设据点，收买汉奸，扩充伪军，建立维持，对根据地游击区竭力实行“蚕食”渗透，以致我基本区面积迅速缩小，其中士敏县仅剩下一个区，沁水县仅剩下两个编村未被维持。与此同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岳南大力扶持、利用和发展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红枪会势力，与抗日政府作对，给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麻烦。
红枪会原是民间的一个封建会道门组织。抗战爆发后，从豫北开始逐步传入中条山区。战争初期，一些地方的红枪会曾武装起来，参与抗日斗争。但后来其上层首领被日军拉拢收买，以“防匪保家”为名，被利用来与共产党、八路军及其抗日政权为敌。1942年二、三月间，红枪会头目任板同、潘元胜等与敌伪协同，乘我太岳南进支队南下和日军“扫荡”根据地之机，在士敏、沁水两县交界的郎必、孔必一带村庄，公开设坛念咒，利用封建迷信，蒙骗胁迫群众，大量发展会员，使红枪会组织及武装在岳南各地很快滋生蔓延开来。在此同时，红枪会还与日伪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相勾结，经常无故制造事端，多方刁难、干扰、破坏抗日工作，甚至残杀抗日工作人员，袭击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就在邓小平来到岳南组织发起浮翼战役的前后，红枪会武装短短10天内先后杀害了二一二旅1名游击队长及6名队员，并公然进攻沁水县抗日政府，抢走了看守所在押的重要人犯，残杀了岳南专署财粮科长张震宇，气焰十分张狂。
针对沁东各县面临的严峻形势，为了扭转岳南地区的被动局面，中共岳南地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4月26日在石槽村召开了地、县两级党政军民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开辟岳南近一年来的工作，肯定了初创根据地取得的成绩，检讨了造成根据地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确定了转变岳南形势的决心、方针和办法。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和听取岳南地委书记韩柏的工作汇报的基础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强调了岳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这是一块宝地，一定要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为巩固太岳、开辟和建立巩固的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针对岳南前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地委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左”右摇摆的倾向，强调要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对待阎锡山顽军的磨擦问题上，不能一味地以打为快，要克服“左”的倾向，做好团结抗战的工作；在对敌斗争、处理红枪会和发动群众工作上，要克服软弱无力、畏首畏尾的右的偏差，要加强对敌斗争，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当前要抓紧两件事：一是要抓住阎军西撤的有利时机，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轻装深入浮山、翼城西部和临汾、襄陵东部及曲沃北部开展工作，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二是要坚决消灭被日伪、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封建势力操纵利用的红枪会武装，决不允许其存在，要通缉捉拿、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分子，争取广大的普遍会众，彻底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士敏、沁水两县的抗日秩序，抓紧开展沁东各县的工作。
石槽会议是岳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其意义，韩柏后来评价道：石槽会议“使岳南地委领导和与会者从陷入困境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有如‘拨云雾而见晴天’的心明眼亮之感，手中握有了明确的转变岳南局势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立即命令陈赓率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和十六团准备对红枪会武装实施围歼。同时，他也从石槽来到士敏县东西峪，亲自坐镇指挥围歼行动。
5月4日，七七二团和十六团按照部署，分路进至红枪会集聚的沁水县孔必、郎必、端氏、郑庄、关爷岭一带。其中七七二团二营进军途中，在关爷岭突遭数千会众的包围，一名连指导员和多名战士在与红枪会首领谈判时，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于关爷岭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揭露红枪会所谓刀枪不入的骗人鬼话和破坏抗日的累累罪恶，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迅速驱散了被骗会众，消灭了红枪会武装。之后，又逮捕了制造关爷岭血案的45名反动分子，喧嚣一时的红枪会组织被彻底瓦解。5月11日，沁水县抗日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近10名反动首恶。
“四·一五”战役的进行，红枪会武装的平息，分别扫除了沁西、沁东工作中的一大障碍，为岳南局势的好转奠定了基础。之后，岳南地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乘势积极开展和加强地方武装工作，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和反“蚕食”斗争，很快在岳南建立了9个抗日县政府、30多个抗日区政府，接着派出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掀起减租减息高潮，使岳南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日益走上了巩固和发展的道路。
历险中条山
部署完取缔红枪会的各项善后工作，邓小平由七七二团二营护送，于5月12日离开岳南继续南下，5月13日来到阳城县东北部的沁河一带，在这里部署了岳南和晋豫区的夏季反“扫荡”工作。5月16日，邓小平一行进入中条山区，5月17日到达晋豫区党委的所在地阳城县暖辿村，开始对刚开辟不久的中条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视察。
当时，日军发动的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已经开始。太岳区和晋豫区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尤其是敌特机关为配合军事行动，专门培训和派遣了大量特务人员，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根据地，专事刺探我军事情报，刺杀八路军的主要干部。在当时发现的敌人印制的一个袖珍折子上，就贴满了我军主要负责人的照片、履历，其中在邓小平的照片下，还特意加注了“在太岳”几个字，可见敌人已经知道邓小平到了太岳。
邓小平到达暖辿的当晚，阳城日军就得到了情报，并准备对这里发动偷袭。而当时与邓小平同住一屋的晋豫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聂真，也通过我内线关系，了解到敌人即将偷袭暖辿的消息。但聂真考虑到邓小平远道而来，一路劳顿，急需得到休息，所以没有将敌人将要来袭的情况告诉邓小平。为保证安全，他和太岳南进支队司令员王新亭进一步增加了岗哨，加强了对驻地周边的警戒。这一晚他们一直都没睡，时刻准备转移和迎击敌人的偷袭。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敌人果然从东边袭来。王新亭立即指挥部队节节阻击，掩护邓小平、聂真和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哲人、秘书长李超等迅速沿西南方向的深沟大壑，转移到高耸险峻、林草茂密的析城山之颠圣王坪。
这次历险之后，邓小平、聂真、王新亭等率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又数次遭到当地敌伪的追袭，他们先后碾转阳城县的吉德、枪杆和沁水与翼城交界的大鹤山等地，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始终在不断的转移中。在吉德村，邓小平详细听取了聂真关于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开辟以来的工作汇报；在枪杆村，召开了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会议，正式宣布将太岳南进支队改建为晋豫联防区。之后，邓小平在会上就如何打开中条山的局面讲了话，强调晋豫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求多打小胜仗，务求每战必胜，以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要抽调有斗争经验并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活动，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的作战资材，为中条山根据地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大鹤山的数天里，邓小平向随行的聂真等人着重讲了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他指出，现在是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抗战的转折点，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抗战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但要夺取胜利，做好群众工作是最根本的。这两年由于天灾人祸，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所以在敌后要注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这样才能长期坚持抗战。
5月26日，邓小平等碾转到阳城县西北背靠历山、临近沁水县境的一个叫上河的小山村。27日，晋豫区党委在这里召开了有县、营以上党政军干部参加的中条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会上，聂真首先作了《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邓小平接着针对中条区在开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今天中条山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比如维持会还大量存在，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区成为巩固的根据地。这是北方局给中条区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基本环节，是要从各个方面大量地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他说，首先要在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上，采取绝对精干隐蔽的政策，隐蔽地积蓄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发展和积蓄力量应是各方面的，但发展武装力量是决定的因素，必须要有具体办法，要运用各种形式组织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在此区域要发展武装，不能以百分之几来限制，愈多愈好。”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恰当地结合起来。邓小平还指出，有武装就必须有政权，有政权才能养活军队，以政权的组织形式出面才便于进行各种工作。“目前，应首先建立政权，愈快愈好。”邓小平同时对党的秘密工作如何配合公开工作，如何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扩大统一战线和加强对敌斗争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对提高和统一晋豫区各级干部的认识，加快中条山根据地的开辟，推动全区各项工作的开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5月28日，正当上河会议继续紧张进行之时，日军于结束对岳南的“扫荡”后，立即集结第三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4000人，分由同善、王屋、垣曲、邵源、阳城、张马等地出发，向晋豫联防区的腹地合击，企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区的首脑机关。这天下午，日军的合击部队已进到距上河村仅15华里的董封镇，同时，分散在上河村中各处的警戒人员也发现了一些来自豫北的陌生人，经突审得知，他们都是敌人的侦探，从他们的口中也证实，日军的“扫荡”部队正在向这边包围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果断决定马上停止开会，并与聂真、王新亭一面沉着部署晋豫联防区内线部队配合外线主力迎击敌人的“扫荡”，一面迅速率领掩护部队和区党委、联防司令部机关数百人，穿山入谷，披星戴月，向西经煤坪、李圪塔等村庄，于夜半转移到沁水县历山深处的东川村。
这时正是农历的四月十五，如水的月光在雨后显得更加清亮。部队在一个打麦场停下。由于极度疲劳，多数人在吃了随身带的一点干粮后，和衣一倒便睡着了。
躺下不久，向西川方向派出的一个侦察员突然一瘸一拐地跑回来，高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快走！敌人从西边来了！”他的腿已被敌人打伤，鲜血直流。同时，清脆刺耳的枪声划破夜空，不时从西边传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的敌情，邓小平、聂真和王新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骑马，一路步行，出其不意地迎着敌人来的方向往外冲。
东川村南的东峡，是历山主峰下一条南北长约15里、与西川方向的西峡平行、由沁水直通阳城县境的高峡深谷。其两边的百丈危崖，如同刀辟斧削，云雾缭绕，令人目眩。嶙峋的峭壁上长满茂密的参天古树，并有猴群时而出没。谷底溪流淙淙，巨石横亘，道路难觅，鲜有人至。邓小平和区党政军机关一行人及掩护部队，乘着月光，从容而有序地进入东峡的北口，徒步沿峡谷向南突围。29日上午，他们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南口。
敌人这次合围的重点是寻找晋豫区的首脑机关和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早已埋伏在峡口外山头上的日伪军，一直在等待着骑马长官人物的出现。但直到我们的大队人员几乎全部从峡谷中出来，也没有发现骑马的人。敌人这时才如梦初醒，方知上当，然而为时已晚。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邓小平和所有机关人员，已从东哄哄和西哄哄山间的河谷，迅速向西转入阳城、垣曲交界的桦挝山茫茫林海中。醒悟过来的敌人，随之开始疯狂地封锁河谷，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般向我掩护部队袭来。尾追而来的敌人也从后面向我军攻击。担任护卫任务的七七二团一个连边打边撤，英勇阻击，在峡谷巨石间向外突围，十多名战士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后，邓小平与聂真、王新亭他们，在深山密林中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野菜充饥，与鸟兽鱼虫为伴，野人般地生活了约1周时间，一直到敌人的“扫荡”被我军粉碎，分路撤回据点。直到今天邓小平智出东峡的故事，仍在中条山的百姓中广为流传。
6月上旬，邓小平结束对晋豫区的视察。王新亭将中条山的部队交给联防区司令员刘忠指挥，陪同邓小平经岳南的东西峪，风雨兼程，跋山涉水，于中旬返回岳北沁源县的阎寨。6月17日，经过更为深入的认真总结思考，邓小平在岳北向晋豫区党委进一步发出《检查中条工作后的指示》。下旬，他专门向北方局报告了这次视察晋豫区的情况。6月30日，北方局根据他提出的意见，发出了《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视察太岳、晋豫两区之后，太岳区，特别是中条山地区，无论是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是群众运动、根据地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等都得到了健康有力的发展。1943年3月，两区合并之后，整个太岳区走上了日益发展巩固的道路。
在邓小平出巡太岳区和中条区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刘伯承始终把战友的安危挂在心头。当5月中下旬，太行区和太岳区、中条区都处在整个抗战时期敌人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时，在转移中，刘伯承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经常守在电台旁，关心着邓小平的安全。直到5月26日，师部收到了太岳区发来的电报：“小平待岳南‘扫荡’后即回太岳”。刘伯承这才松了一口气。6月中旬，日军对中条区和太（行）南区的“扫荡”均先后结束，刘伯承又开始关注邓小平的归程问题，他问参谋长李达：“邓政委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李达告诉他预计24号晚上将从天桥巷一带过白晋路，然后再到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刘伯承立即要李达以他俩的名义给当地部队发电报，要他们注意联络。6月底，邓小平在王家峪参加完北方局的会议后，立即回到黎城县南委泉师部的临时驻地，两位老战友在战火中终又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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