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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平定谏臣典范张三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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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谟（1585至1649），字纬典，号日葵，自号素位居士，平定大峪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著名谏臣，曾任光禄寺丞、大理寺卿等职。因其在任期间多次直言当朝弊政，故而屡被贬官降级，但他无所畏惧，勇于担当，始终无怨无悔，尽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责任。 张三谟年少时聪敏过人，饱读诗书，对学业孜孜以求。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中举后的张三谟慕名前往河北高邑县拜当时的学界名流赵南星为师。赵南星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主要首领之一。东林党是以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就读和讲学过的士林清流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因明朝中后期官场派系争斗异常惨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头目控制朝政，对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实施了大规模的清剿和屠杀，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而时任左都御史的赵南星却不避权贵，刚直不阿，敢于针砭时政，与阉党作斗争，所以也就成了魏忠贤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 明天启二年（1622），张三谟考中壬戌科进士，授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此时，恰逢宦官魏忠贤勾结歼党，极力倾陷赵南星，因朝中大多官员畏惧阉党权势，所以对赵南星是敬而远之，不敢与之接近，唯独张三谟无所顾及，一直和赵南星保持来往。 崇祯元年（1628），张三谟被选授御史，于危难之际，张三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对明王朝的腐败吏治果敢开刀，即使受到皇帝的无端指责和奸佞的无耻诽谤，仍忠言直谏，无怨无悔。他上任后，直言上疏，弹劾魏忠贤余党李鲁生，致使李鲁生被革职。第二年，张三谟受朝廷委托到福建巡视，临行前向皇帝上《按闽辞阙书》，纵论治国之道。他认为：“治乱的关键在善于选拔宰辅和御史官。宰辅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御史官是议论和纠正国家政令得失的，皇上要想兴治，就必须选贤任能，并对他们推心置腹，予以信任。”其立论精辟，一针见血，深受崇祯皇帝的赏识。在福建巡视期间，张三谟因平息海寇李之奇立了大功，受到了朝廷的奖赏。当时掌道御史十分嫉妒张三谟，想趁其奔丧回家之际降低他的职位，就对其百般诬陷。皇帝得知后说：“张三谟是个有才干的人，又未做错事情，仍旧回御史道管事。” 崇祯三年（1630），张三谟起复后仍任原职。当时，奸佞当道，朝政腐败，加之连年灾荒，哀鸿遍野。张三谟为国事而忧虑，遂上疏《目击时艰疏》，并直接弹劾首辅大臣温体仁。皇帝对他的观点虽然表示赞同，却未立即采纳实施。一次，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出缺，崇祯皇帝让在朝诸大臣当面举荐。温体仁串通吏部侍郎张捷极力推荐魏忠贤余党吕纯如，想乘机为魏忠贤等阉党翻案。张三谟和张捷在朝堂上展开激烈辩论。张捷理屈词穷，温体仁一伙的阴谋终未得逞。 崇祯十一年（1638），张三谟任光禄寺丞，不久又改任大理寺丞署印务。正值此时，司寇刘之凤犯罪，皇帝本想对其处以极刑，但张三谟根据其罪行，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刘之凤虽然有罪，但罪不至诛，按理当流放边疆。皇帝感到有伤尊严，便对张三谟严加斥责。这时，有人劝张三谟说：“何苦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法律是朝廷定的，遇事听从朝廷的意见就行了。”张三谟听后，气愤地说：“你只知法为朝廷之法，不知法也是天下及后世人之法。怎么能以个人的意见随意改变呢？”于是，他继续上疏力争，致使崇祯皇帝大怒，将他连降三级。后来，由于张三谟的盛德，又升少卿、顺天府尹、大理寺卿等职。 崇祯十五年（1642），在一次推举宰相的朝会上，吏部尚书李日宣推举了十六名德才兼备的候选人，其中即有张三谟，那些声名狼藉而级别又高的大臣却一个也没有。那些落选的官员便私下串通、编造谎言，诬陷李日宣循情滥举，多疑的崇祯皇帝将李日宣革职戍边。张三谟也因此受到牵连，被罢官回到了原籍平定，时年57岁。 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在张三谟离开京城不到两年的时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王朝灭亡。清顺治六年（1649），在家闲居的张三谟终因忧国忧民，抑郁成疾，含恨离世，享年65岁。张三谟逝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傅山及苗蕃分别撰写了《祭日葵先生文》《祭大廷尉日葵张公文》，以示对一代名臣的崇敬与悼念之情。（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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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董永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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