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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眼中的山西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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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陶行知1891年出生，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1917年学成回国至1946年英年早逝，近30年的时间里，陶行知先生始终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奔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短暂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陶行知先生为教育奔走的年代，正是整个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生死存亡煎熬的年代，连年的军阀割据、混战和外敌入侵也正是发展教育事业最艰难的时代。在殚精竭虑地推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陶行知先生对山西的教育发展状况，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山西教育，赞誉良多。 1915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总纲第一条中规定:“施行义务教育，宜规划分年筹备办法，务使克期成功，以谋教育之普及。”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根据这一条文拟定了义务教育施行程序31条，分两期办理。各省纷纷规定施行义务教育的计划，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兴办义务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山西以其实施义务教育的独特方式，成为当时义务教育的示范省。中国教育界充分肯定了山西推行义务教育的成绩，陶行知更是对山西的成就大加推崇，他断言：“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1925年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山西大学举行。陶行知回顾这一年来中国教育的经过，并表示愿意乘这届年会开会的机会谈谈自己的感触。其中，他感触颇深的便是山西实施义务教育成绩斐然的情形。在这届年会上，陶行知明确提出了“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这一说法。陶行知倡议不同省的代表应多向山西同志请教，他说，参加这届年会的山西代表有将近200人，“他们对于此地实施义务教育多是亲见目睹、躬亲其事的人”，因此各地代表要向他们学习义务教育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山西厉行义务教育的精神”，陶先生告诫与会来宾：“我们能得到这种精神，才无负于山西之行。” 1925年12月18日，陶行知的文章《时局变化中之义务教育》发表于《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3期。在此文结尾处，陶行知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山西实施义务教育取得非凡成绩的赞许之意。他在文中指出：“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原因在于，“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一百学龄儿童中已有七十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只有百分之二十余”。因此，他得出结论：“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1928年，陶行知先生参与制定《整顿师范教育制度案》。该案第一条即规定：“为促成义务教育起见，应于高中师范外，由各省多设独立之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科，特别训练小学师资。”出于这种考虑，陶行知认为山西培养师资的办法比较可行，他指出，“将来实行义务教育，自必从推广师范学校入手。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办法很可参考”。 推进义务教育需划分义务教育学区。“地方教育行政的最低层是学区”，建立学区有利于推行义务教育整体性计划，是推行义务教育的重要保证措施。陶行知先生认为在学区划分方面，山西省也走在各省的前头，他说根据山西的经验，“一个县划分成几个学区，每学区设置一位负责学校事务的教育委员会，重新组织这些基层单位，使它们对本学区的教育发展负起责任来，是当今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在划分学区方面，“唯独山西省的地方单位组织得最好”。 陶行知先生对山西教育的评价，是建立在对山西、对全国当时教育状况切实了解的基础上。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0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他所关注的必然是整个中国的教育。 为了解民国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发现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1921年夏，陶行知与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社，旨在调查了解中国教育发展现状。同年9月，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任孟禄来华调查教育发展状况。孟禄一行于10月5日抵太原，11日离开，一周的时间里参观考察山西的大、中、小学校，与山西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收集了山西尤其是省会太原教育发展状况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孟禄山西行，陶行知先生虽未陪同，但作为孟禄的学生，作为孟禄来华的主要发起人，孟禄一行的调查结果，陶行知定然会及时知晓的。 1925年3月，为筹备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陶行知亲至太原，与政府当局及教育界人士交流。同年8月，年会在太原举行。陶行知在本届年会上所提第一个提案即为“统一学校统计报告时期案”，强调“学校统计对于教育实况之考察及筹措教育之改进，关系重要”。可见陶行知对教育实际调查的重视。他还建议请山西省指定一个县试办教育统计工作，取得经验再向全国推广。 陶行知先生对山西教育的高度褒扬，当然不会是溢美之辞。民国初期山西的学校和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山西教育事业“进行速而最稳”（黄炎培语）。山西大、中、小学校建设齐全。山西大学校1918年5月改为国立，为全国七所大学之一，时称国立第三大学。除山西大学校外，山西高等教育机构还有政法、农业、商业、工业和医学等专门学校，1919年成立的外国文言学校应该是省城最早的外国语学校。中学有省立、公立、私立三种。在省城太原，1922年北京大学等校晋籍学生发起成立的平民中学、1924年在山西的北师大毕业同学创办的成成中学、曾在上海就学的大学生创办的山西公学等私立中学蓬勃发展。特别是为培养推行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1916年在太原成立的国民师范学校，在校生曾达千人，为太原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此外，还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及各种中等职业学校十几所。对陶行知先生的褒扬，山西是当之无愧的。 “七七”事变后，大量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山西才俊纷纷投笔从戎，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走向抗日前线，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甚至是以后新中国建设初期基层干部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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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50609；本文作者：刘伟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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