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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造福政治理念的首倡者箕子

 

 

 

 

 

  箕子(前1173?至前1080?,山西太谷人)是殷周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被后人誉为中华文明第一子。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载在《尚书》,是见诸中国文献的第一篇政治、哲学著述,其主要的思想理念长期影响中华文明史,他也是开发古朝鲜文明的先驱者并波及东亚文化圈。柳宗元《箕子碑》总结箕子的历史贡献,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意思是箕子身处商纣王残暴黑暗的统治时期,蒙受危难而坚持正道,垂范后世;将远古的历史经验传授于贤明的周武王;到朝鲜后,又教化百姓,推进了那里的社会文明进步。具体说来,箕子的文化贡献,一是继承夏启时代的文明成果,总结了中国最古老的世界本体论五行哲学,具有唯物主义性质;二是阐述了远古天人感应思想,对秦汉以后思想家提供了制约君权的思想资料;三是论证了皇极政治的根本原则,影响了中国帝制社会统治思想几千年,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现代人看来,箕子的政治哲学理论固然有不少迷信、陈腐的成分,是维护古代社会等级制的思想武器。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箕子的理论在殷周之际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按照唯物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是要看历史人物能否提供我们当代需要的新东西,而是要看他能否提出前人没有的新东西。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要求。

    研究箕子《洪范》的著述,从古至今,代不乏人,成果累累。湖南陈蒲清先生的《箕子评传》(岳麓书社,2003年),是带有总结性的科学研究专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有价值。本文仅就箕子有关皇极政治论略作申述与评析。一孔之见,未必允当,仅以此就教于同道大方。

    皇极政治论在九畴中的第五条,是箕子《洪范》专论政治原则的核心内容。其字数占九畴全文的四分之一强,可见其重要。细读全文,可知这篇政论主要是谈对君王的要求,而不是对民众的管制。其文分为三段。

    第一段大意如下:皇极,即最高准则。皇建其有极,即建立最高准则,就是实施王道政治,首要的一条是“敛是五福(所谓五福即九畴第九条之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此五福至今似亦不过时),用敷锡厥庶民。”就是要集中五种福祉,广泛地赐予庶民。有了这一前提,民众才会维护最高准则(皇极)。其次,才是要求民众不要结党营私,官员不要勾结为奸。并要求君王看重民众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君子;对违反皇极而有过错者,要有宽容的态度;对和蔼的好人,要引导其好德向善,赐之以福祉。这样,才能保证臣民接受皇极。特别是君主不能虐待孤独无依者,不能畏惧世族显贵。对有才干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贡献聪明才智,使国家昌盛。凡是做官的,要保证其常有的俸禄;如果这些官员无益于国家,他们就是有罪过的。对不好德的人,即使赐予福祉,他们也会犯罪,是徒劳无益的。

    在此段中,为民造福放在第一位,这是皇极王道思想的核心。这是后世孔孟民贵思想的来源,说明建立皇极的终极目的,是为着广施福利于民众。否则,就会失掉民心。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其次是对民众的劝导和对官员的要求,倡导好德向善。这又是后世原儒德治的来源,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是对这一德治思想的继承。其中特别是体恤弱势群体,不畏惧权贵的原则,含有早期人人平等的思想;任用贤能,激励官员有益于邦国,又是施政之必须。这些都是皇极政治的具体要求。这些古训,是直到今天都应大力贯彻实施的施政要务,具有千古不灭的伟大意义。

    第二段是讲对一切施政,君王都要始终坚守正道。君王不可有偏私自好之心,不可作恶,不可结党营私,不可走邪路,不可反复无常,不可倒行逆施。此种种不可,是防范对正道即王道的偏离。这也是孔子“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政原则和中庸之道的思想来源。结句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最终以皇极这一最高准则为宗旨和落脚点,即为民谋福利。

    第三段,是强调对皇极之最高准则要积极宣扬倡导,要顺从实行,号召民众化为行动,不离不弃,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如此,君王才能像民众的父母那样,成为天下之主。在这最后一段,箕子强调君权要服从为民造福的最高准则,但并未否认君权的至高无上,这在九畴的第六条中有明确的印证。这就无形中造成了皇极与君权究竟何为最高权威的矛盾对立,形成悖论。这反映了中国文明早期箕子这位思想家的历史局限性。直到随后的西周初期,周公才对之进行了颠覆性的纠正,理顺了君权与民众的关系,周公要求天子“以父母之礼,加之于民”(《逸周书·本典解》),就是天子要以民为父母,而不是君王为民之父母。这一根本性的颠倒,彻底消解了君权与民众矛盾对立的两难悖论。这是周公超越箕子,对远古尧舜禹时代原始共产主义政治观念的否定之否定,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至今尤显光彩。但箕子毕竟是卓越的思想家,他极力使为民造福提升为君王施政的最高准则。在三千余年前就有如此英明高卓的见解,实在是了不起,值得中华民族自豪。后世历代帝王不必说对周公,就是对箕子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回过头来,考察一下九畴中的第六条肯定的君王特权,在这里箕子提出了君王应具的正直、刚克、柔克的三种德行。接着说明了君王的特权,即“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君王成为给人赐福、给人处罚、享受美食的主体,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个观点,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不可接受的,是对文明进步、民主政治的反动,理应受到彻底的批判和唾弃。由于这种信条,便给后世的帝王为非作歹、残民以逞,制造了罪恶的借口,特别是在秦始皇以来的古代帝制社会里,帝王们就是利用这一借口予取予夺,穷奢极欲,为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极尽卑劣无耻之能事。但是,在箕子生活的文明早期,在阶级社会之初,维护稳定的君王权威,也就意味着维护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这却是必要的。相对于原始社会的愚昧时代,它不失为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对于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安定,保证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统一的管理和周期性有序的规范。舍此,便会破坏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的程序,从而给全民族带来饥荒和灾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统一的集权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保障。恩格斯曾经指出,奴隶制尽管是把人当做会说话的工具的毫无人性的残酷制度,但是相对于原始时代,不再杀掉战俘,而将之作为劳动力来役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至于君王利用特权,蜕化为桀纣、秦皇那样的独夫民贼,为万民所诅咒,却并非维护统一权威的民众期望。箕子身处商纣王的暴政之下,对其残民之恶感同身受,所以在《洪范》中将为民造福提升到施政的第一位,未尝不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也是为民众的利益着想。由于时代的局限,箕子并不能认识私有制这一历史罪恶的根源。只有当历史发展到近现代,才有可能消除私有制,实现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所以,对箕子的政治思想,必须放到文明早期的历史环境中,以历史的同情来审视,也即是以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认识。何况上述有关三德的论述,箕子并没有把它放在九畴第五条皇极政治论的内容中,没有强调这是最高准则,而是放在九畴的第六条来解说。这是箕子的明智,还是他的无奈?但无论如何,是箕子首先提出为民造福是主政者第一位的职责,这无疑是中国先贤最早贡献于世的伟大思想。

    箕子,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完)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50407;本文作者:降大任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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