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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稽考聂绀弩、张伯驹的山西人寓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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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承担着文脉的基因传承、资讯储存，担负着民族内在生命得以绵延的责任。无论是聂绀弩，还是张伯驹，都是这样的“一介书生” “核心提示” 前些时，山西省作协举行《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的研讨会，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明旺先生在会上说：“搜集独家史料加以稽考，揭示人物身世之谜，关于张伯驹的身世，寓真几乎将读者熟悉的部分全部省略，重点钩沉其‘情曲微露’的东西，大多取自第一手史料，令人目不暇接。” 寓真先生是政法工作者，是诗人、作家，还是一名眼力独到的收藏家。近些年，他对聂绀弩、张伯驹的独家稽考，让人们认识到，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学者。 少年才子 少年寓真是长治二中的才子。 白君燕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不仅因为少年寓真的文章入选 《乡土教材》、全地区数学大赛他也能拿第一名，还因为他好读书。 长治二中的图书馆藏书几乎被他看了个遍。 一天，负责图书馆的白君燕递给他一本书：“快放假了，你看看经典的大部头，拿本《石头记》吧。” 半个世纪后，聊起往事，寓真语气里满含对白君燕老师的尊敬，倒不是因为她出身世家、是白崇禧的侄女，而是她对自己读书的关怀和文学之路的指引。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和精神上的极大富足，相互映照着留在寓真的记忆里。这样深远影响了他的老师还有几位，比如语文老师陈封雄，其父陈衡恪是提掖齐白石的艺坛前辈，寓真回忆说：“陈封雄老师风致儒雅，常听他说起他的家学渊源，尤其是他叔父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使我闻教殊多。” 这些因为错划右派身份被下放到山西的老师们，给那一代的学子带去极大的人文滋养。他们身上隐现的传统文人风范，影响到学生的人生趣味和品格形成。寓真从那时起读诗、写诗，一直未曾中断。 案卷中的聂绀弩 2005年，时任大法官的寓真翻检一页页刑事档案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份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像考古学家无意间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样。” 他翻看的是诗人聂绀弩的档案。为的是解开1976年聂绀弩从临汾监狱被赦回京之谜。寓真想搞明白聂绀弩如何提前获释，才得以延续生命，完成其旧体诗诗集并出版，在晚年蜚声天下。 对于聂绀弩，他并不陌生。 聂绀弩是诗人，更是传奇人物。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因左倾被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过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文革”时被以“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后移送到临汾监狱服刑。1976年被释放时，聂绀弩已经是73岁高龄的老者。 通过几年间对档案的查阅，寓真不仅厘清了聂绀弩出狱的真实过程，还意外发现了他大量的狱中诗文，有些是一直沉没在案卷中的，无人知晓。 “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我的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听着他的嘻笑怒骂，感觉着他犀锐的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寓真感叹，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人世间其他的人有何不同之处。 面对人生困境、苦寒劳瘁，聂绀弩显示出一种传统文人气质，这种常人无法承受之痛，在他笔下是“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他从自身苦难，推及天下每个家庭、每个平民，有多少人都是 “风雨世面”中的苦难者。当被彻底平反后，他并未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怨恨指责他人和社会，翻腾旧账，而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整理旧作，撰写新文，给社会留下一笔文化财富。 寓真说他敬仰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这种情怀促使他多方稽考，写出了《聂绀弩刑事档案》。 书中大量笔墨勾勒 “遗世诗，独立人”，从聂绀弩档案里的诗文中吹去陈年灰尘，露出往事峥嵘。与胡风、冯雪峰、丁玲、夏衍等文友的交往，民国思想家吴虞对他的思想启蒙，与陈毅、丘东平等新四军战友们的友情，人到中年的情感迷离，对《水浒》《庄子》的研究，包括他的家国忧虑情怀，都在寓真笔下娓娓道来。 “偶遇”张伯驹 寓真像是在历史的河床上挖掘一块块的人生矿石，质朴而纯粹。他去过北京、天津、南京、西安、上海等各地，不惜花费时间在档案馆的目录卡片里苦寻线索。 他说，上天厚待他，偏偏是他有这样的缘分，在查聂绀弩档案时不经意发现了又一宝藏，在卷宗中遇到一份“张伯驹身世自述”。 这份约3000字的毛笔手书，写于1952年初。繁体字，竖行，行书，用的是荣宝斋信笺。行笔自然，文字优美，一见之下，令人格外珍视。 透过人生，观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时，你会对这个人有特别的熟悉和亲近感，那是因为精神上引起了共鸣。张伯驹也给了寓真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多数人眼里，张伯驹以“民国四公子”之一的雅名、以收购国宝的大收藏家形象立世，但在寓真眼里，他还是一位顶级词人。寓真认为，大概由于文化断层已久的原因，当代人写的词多有词语生硬、意味贫乏之病，而张伯驹的词，可以读出古人遗韵。 由对伯驹词的喜爱，到发现他的身世自述文字，这促使寓真以后更加注意搜求他的资料，进而发现流行的很多书刊里对张伯驹有不准确的描述，寓真不由得想钩沉史料，稽考真相。 但他没有按传记的手法去写，而是着重写大家不清楚的、误传的部分。 比如很多书中讲张伯驹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收藏爱好者，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都是从爱国的方面讲，没有能解构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原先张伯驹的父亲送他上过军事学校，他也在军队上担任过职务，是有过政治抱负的，后来为什么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寓真说必须从他的出身背景说起。书中详述旧式家庭对张伯驹的影响，用了近80页的篇幅。 历史造就了这样一个文化人，张伯驹不仅词学造诣很深，不仅是书画鉴赏家，张伯驹还是一个非常痴迷京剧的票友。1937年，他40岁生日时，经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筹集赈济款，在北平（今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馆隆重组织了京剧义演。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于连泉、程继先等同台演出，成为备受称赞的中国戏剧史上一大盛事。 这样的精神寄托，使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厄难时，能始终精神不萎，照旧于其中如痴如醉。 钩沉，不为猎奇 寓真写所谓民国四公子的来历；写张伯驹上海滩被绑八个月，始终不肯拿所藏赎人；写抗日战争时期他避难西安“（平复）帖藏衣被中，未尝去身”；写其家庭繁琐的离婚分产官司，家产见底；写向国家博物馆捐尽所藏，沦为贫士…… 钩沉，不为猎奇，不为讲几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补充谈资。这是寓真的原则。 1970年，从东北农村回到北京的张伯驹，73岁，和聂绀弩出狱时的年龄一样；不同的是，张伯驹北京的住宅已被抄没，没有户口，没有粮食供应。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溥溥大地，锥无可立！”后经周总理批示，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始得落户。 以文物和艺术扬名天下的翩翩公子，变成了挂一虚名的散淡老人。“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 寓真在档案中搜寻到的那些 “交代材料”，既要应对政治的压力，又坚守着、不愿失去一个文人的信念和自尊，这是张伯驹的、也是聂绀弩的所有的“自白”书写的基本标准。 文人作为民族文化和艺术的承载者，承担着文脉的基因传承、资讯储存，担负着民族内在生命得以绵延的责任。无论是聂绀弩，还是张伯驹，都是这样的“一介书生”。无论他们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坎坷磨折，从他们的身上，让人领略到一种时代背景下诗性的文化精神，让人对中国现代史的文化和政治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不知道寓真在稽考书写时，有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当年右派老师们的身影，有没有以这样的稽考书写向老师们致敬的潜意识。 寓真说，他忽然觉得特别感谢当年的纪录者们，留下如此真实可靠的实录，不然，后人怎么能这么形象地了解当年的文人生态？他想，一定还有许多的档案无人问津，其中不乏更珍贵的材料，比小说家的虚构更为好看吧。 “相关链接” 聂绀弩微档案 聂绀弩 （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诗人、作家、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因言论和诗词被加“现行反革命罪”服刑9年多后，于1976年获释。其作品《我若为王》选入人教版语文七年级课本。他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在杂文写作上，用笔酣畅、反复驳难，在雄辩中时时呈现出俏皮的风格。 张伯驹微档案 张伯驹 （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男，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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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320；本文作者：谢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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