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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贤与闻喜的“大包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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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贤同志36岁任闻喜县委书记，又先后任稷山县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临汾地区纪检书记、运城地委政法委书记，曾被山西省委两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中组部授予 “全国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在闻喜县，他冒着丢官、挨批的风险，带领群众搞联产承包；在稷山县，他带头跳进洪水中堵决口……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走村串户、调查研究、体民之情、解民之难、赤诚地与群众交往当中。他生活俭朴、廉洁自律，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都为政有声，在群众中留下好的口碑，被人民称赞为“活着的焦裕禄”。在离任前，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棘手的问题，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后，他担任了6家报刊的发行员，并著书立说，骑着旧自行车，啃着烧饼，奔波在运城市的各大单位、小区、农村之间，想尽办法推销他的作品，而换来的140万元稿费全部资助了120名贫困学生，帮他们圆了大学梦。政声人去后，公论在民心。在张世贤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和称职领导干部的形象。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向张世贤同志学习，像他那样，把党的一切工作当做自己终生的任务和责任，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让张世贤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勤政爱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成为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本版截取了张世贤在闻喜县搞联产承包的片段，特编发，以飨读者。 上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以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引发和推动了全国农村的各项改革和发展。作为县委书记，张世贤同志当时任职的闻喜县，是山西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和面积最大的县，为全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张世贤也为此付出了心血和辛苦。 三中全会以后 1979年1月初，张世贤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张世贤反复学习会议文件，对联产计酬发生了兴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暗暗地让下边干。 闻喜县酒务头公社书记张新政给张世贤汇报了一件事：他们公社的大南沟有三户社员是一个队，单干时，各种各的地，吃饱肚子还有余粮，但从搞了公社化，吃了大锅饭，近地种成了远地，三家一齐去地里干活，到最后，收成少得可怜。张世贤答复说：你干脆把他们分开，各自干，我装个不知道。就这样干上了包产到户。一说就干，全县就有870个生产队搞起联户计酬 （包产到户）来。 深入到农家访问 张世贤走遍了全县的每个队，深入到万户以上的农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9月7日，张世贤又深入到白石公社小南疙瘩生产队，访问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长薛保安。车子到不了，张世贤和公社书记、秘书三人徒步一公里，来到薛家的窑洞里，询问包产到户的情况。刚开始，薛有点怕，不敢讲，后来看张世贤支持，就打开了话匣子：吃大锅饭时，他这个有3户的生产队，每年500公斤粮都交不起。包产到户后，他一家产麦子2350公斤，秋粮3500公斤，500公斤公粮他一家全交了，余粮吃不了，放不下，还想卖1500公斤。 张世贤当场表态支持，并在全县把薛保安评为模范并发了奖状，还在县直各单位一把手和各公社书记会议上，把这个典型到处讲。 1979年11月19日，闻喜县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联产计酬。会议首先学习了中央的两个农业决定，张世贤又讲了从调查中得来的材料，让先进介绍了经验，最后决定：今冬明春全县农村的中心任务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1月25日开始，全县以公社为单位办万人学习班，并派出20余人的调查队伍，到四川、安徽、河南取经。 万人学习班 1979年11月25日，闻喜县裴社公社第一个举办学习班，到春节前，石门公社最后一个搞完，共用了两个月。张世贤统计了一下，这两个月，他在乡下呆了42天，共走访了107个生产队，参加了20个公社举办的学习班。每个公社举办学习班，张世贤都演讲，讲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形式，实行的好处、实行的阻力、应注意的问题。张世贤一边调查一边讲，越调查脑子里的感性东西就越多，升华成理性的东西就越有说服力。在北垣的凹底、阳隅、薛店3个公社是一天讲的，清晨5点出发，7点在阳隅公社，中午到凹底公社，下午在薛店，一天整整讲了8个钟头。由于过度劳累，讲话太多，张世贤的肺部发生感染，不得已，他住到五四一医院，为避免人们看望，他晚上在医院输液，白天在东镇公社附近队里调查研究。医院周围有两个队，当时不愿意搞联产承包，张世贤就到这个队调查，并召开群众大会，硬是把这个队的大锅饭给端了。就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面一下子打开了。 激烈的斗争 张世贤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斗争得很激烈。刚开始，人们不信服，张世贤就讲中央的红头文件，主要讲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路线。在调查中，张世贤还用了1979年27个模范单位粮食增产的综合数字，讲给老百姓。 张世贤开始搞责任制是偷偷干的，既没请示，也未给上级汇报，就有人说张世贤支持单干，反映到省里直至中央，受到省农委的批评。有人就说张世贤搞责任制搞错了。当时东镇公社东干庆大队有3个队，在全县“穷”出了名，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风”一刮，把两个队刮跑了，只留下一个，结果秋后，两个队吃不饱肚，一个队吃不了。七里坡公社的王庄大队也是这样。麦收后，社员们思想乱，张世贤就到这个队，在场头开座谈会，又把地还给了农民。张世贤到处做调查，在农民中听到的是搞责任制好。因而，张世贤抱着宁可丢官不干，也决心把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到底。 1980年10月20日，运城地委突然决定让张世贤到省委党校学习。张世贤走后，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纠偏”，要把那些富裕队搞了包产到户的“引导”过来，并给各公社派了工作组。 形式的转化 1981年1月，张世贤在省里参加县委书记会议。其间，他接到通知，说中央农村部一位副部长找他谈话。张世贤以事实为依据，反映下边的情况，说了自己的想法，说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得到这位副部长的支持，也得到当时新任的省委书记霍士廉的支持。 1981年1月底，3个多月未回过永济家里的张世贤凌晨6点多从省里回到闻喜，随便吃了饭，就召集几个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自己的观点；农委开会，去讲；下午又到组织部去讲，晚上又到秘书处讲，第二天又在常委会上讲，第三天又在公社书记会上讲。3天里开了7个会，讲了7场，而后，又走了6个公社、7个大队做调查，一直到腊月廿八，张世贤回永济过年，在过年放假的5天时间里，张世贤反复写“三干”会的报告，一边写一边让爱人帮着抄。 春节后张世贤回到闻喜，开三级干部会议。张世贤主要讲包产到户。30万人民关注的是这次会收不收他们的土地，张世贤的讲话一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热烈的掌声。 1981年2月28日，新任省委书记霍士廉、副省长霍泛到闻喜检查工作。霍士廉同志到下丁公社史家坡大队、柏林公社沟东大队、裴社公社南郭大队调查走访。一进村，就先进社员门，看了军属、农民、干部的家，倾听群众意见，并听取大队汇报，先后召开12个座谈会。因为这几个队是地委派人去 “纠偏”的大队，针对社员怕变的思想，霍士廉说：至少5年不变，5年以后要变也是经过群众往好的方向变。肯定了包产到户，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之后，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 张世贤轰轰烈烈开展包产到户的工作，一直到1983年1月份，地委下了调令之时。张世贤临走时，又着重办了几件事：一是开好劳模会，二是办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班，认真贯彻中央（1983）年1号文件，三是开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四是走村串户，特别是看了“两户”（富裕户、专业户），又深入到贫困农民家中，访贫问寒。 “相关链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没有办法，到群众中一调查就有了；你没有力量，到群众中走一走信心就足了；你没有权威，经常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权威自然就有了，说话就有人听，做事就有人帮。 我们干的是共产党的事，吃的是人民的饭，办事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只有打掉自己身上的官气，才能真正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 群众不光看你说得怎么样，而且看你干得怎么样。如果你老坐在机关，就会越坐身子骨越懒，越坐嘴巴越馋，越坐脑子越空，越坐越脱离群众，就如碟子里的豆芽，扎不下根，开不了花，结不了果。 人民群众瞧得起你瞧不起你，不在你生活多么阔绰，职位多么高，而在你是不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职位与享受，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成正比。真正的共产党人，职位越高，意味着为人民应尽的义务越多。职位高了，就贪图享受，发展下去，就会以权谋私，那么，就总有一天要垮台。 ——张世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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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本文作者：史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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