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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宗临的奇迹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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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村到北京，从中国到欧洲，从打工者成为留洋博士、大学教授 阎宗临 （1904.6—1978.10），1950年后一直在山西大学工作，曾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职，也曾长期任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以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阎宗临一生在高等院校任教，主要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近期出版的《阎宗临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位过去不为人知的史学大师颇富传奇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中的坎坷命运。 阎宗临出生于五台县偏僻小山村中座村（现为中庄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川至中学，靠做校工艰难地完成了中学学业。毕业后，乔松岩老师给了他10元钱，鼓励他到北京寻求发展。在北京《国风报社》当校对时，认识了高长虹，加入狂飙社，曾多次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1925年底，在景梅九、华林的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巴黎、里昂做工3年，有了一些积蓄。1928年到瑞士弗里堡大学文学哲学院学习。学习期间，阎宗临与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有一段特殊的际遇，受到这位大师“家长兼导师”般的关爱，在阎宗临的成长中留下了特殊的影响。阎宗临学习刻苦，悟性极高，成绩优异，得到学校教授们的一致赞扬和高度评价，获得了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留校讲授中国文化的教授职务。阎宗临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从山村走到北京，从中国走到欧洲，从一个打工者成为留洋博士、大学教授，从而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阎宗临是一位有纯真爱国情怀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谢绝了弗里堡大学校方和师友的挽留，辞别安定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与新婚的妻子梁佩云一道毅然离开瑞士，共赴国难，回到烽火遍地的祖国，从太原到武汉，从武汉到桂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绵薄之力。文化是抗日战争一条重要的战线，阎宗临那一代知识分子把文化视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传承、捍卫、光大中华民族的文化，为战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培养人才。因此，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工作。1944年，阎宗临在桂东与无锡国专的师生逃难时，只要有相对安定的环境，就给学生上课，并完成了《罗马史》书稿的写作。抗战八年是阎宗临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 作为学者，阎宗临主要是研究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欧洲的文化与历史。他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就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为切入点，研究清朝初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认为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又在欧洲翻译出版中国的古典文献，极大地影响了欧洲文化，并成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思想因素之一。该论文的法文本1937年在瑞士出版后，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好评。抗战期间，阎宗临从文化史观出发，对二战发生的原因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深信希特勒必败，抗日战争必胜。这些论文集结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一书，1941年在桂林出版。1944年又出版了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后来，在广州期间，他写了《希腊罗马史稿》和《欧洲史要义》。这些专著和相关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在《阎宗临传》中都有介绍和评述。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博大精深的，既有体系性的宏观思考，也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还有原始资料的翻译校正。但是，这些论著在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再被人提及，阎宗临也从著名的教授变得默然无名了。可是当他逝世30年后，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著作重新出版，却震撼了史学界，他被誉为大师级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被认为在中国世界史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阎宗临坎坷的学术人生是和时代的变化休戚相关的。 解放战争期间，阎宗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曾任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主任。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到台湾任教的邀请，表示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解放后，他谢绝了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邀请，接受了赵宗复、张友渔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阎宗临从1934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授开始，教师是他一生唯一的职业。他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把这份职业作为自己生命和灵魂的寄托以及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所在。 1949年后，尽管客观环境有不利于史学研究的因素存在，但阎宗临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史学研究。《阎宗临传》中“史学之难”一章介绍了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其特点之一是对山西地方史研究的提倡。他曾说：“爱国先从爱自己的家乡做起，爱家乡先从了解家乡做起。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桑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该热爱自己的家乡吗？”他身体力行，从自己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特长出发，为 《身见录》《北使记》《西使记》《佛国记》四本古籍做了笺注，因为这些古籍的作者都是山西人，由此他得出结论：“山西并不绝对闭塞”。这四部笺注表达了阎宗临对故乡一片拳拳之情。 回到山西之后，阎宗临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阎宗临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又有长期的欧洲生活实践，他从切身的体验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严格要求自己，不去伤害别人，因此总是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在“文革”中却未能幸免，遭到冲击和批判，被劳改斗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凌辱和摧残。只是由于他倔强的个性，以及多年来以自己真诚、善良、朴实的人格力量，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故乡的土地，在整个“文革”中，熟悉阎宗临的人始终对他有一种难得的、温暖的情谊。在他逝世之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阎宗临的朋友，基本是学者、教师。但回到山西后，他和一些老干部，如赵宗复、王大任、王铭三、史纪言等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是很难得的。在他逝世十周年（1988年）时，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题词：“鉴古励今正世风 言传身教启后人 怀念宗临同志。”表达对他的情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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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410；本文作者：石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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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4-12-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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