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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山西行走的足迹与实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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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对山西的革命和建设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真正踏上山西这片黄土地却仅有两次。然而，这两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性转折的关键时期:一次是在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另一次是在1948年3月23日至4月1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取道山西，实施战略转移。 挥师东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逐步向晋中、晋东南、晋西北发展，以便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瓦窑堡会议则统一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东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到外线去打击阎锡山部，调动其在陕北的4个旅兵力，借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红军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月20日晚，红一军团在绥德县沟口渡河，直捣黄河东岸的中阳县坪上村渡口 (今属柳林县)，红十五军团在清涧县河口向着对岸石楼县贺家窳渡口强渡，两路大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 过河后，毛泽东坐在雪地上，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带冰碴的小米饭和咸菜，一边指示总部人员说:“山西群众对红军还不够了解，要想办法接触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尽管当时的吕梁山区还很贫穷，但与陕北比起来，要殷实得多。在西卫，毛泽东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部署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提出“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 3月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让红军借道晋绥，出师抗日。阎锡山却继续调兵遣将，阻截红军东进。 3月12日，在郭家掌召开的抗日先锋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红十五军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威逼太原，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毛泽东带领红三十军、总部特务团和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二四三团等两个团作为中路军，转战晋西，牵制阎军。 转战晋西 毛泽东率中路军在孝义、隰县、石楼、永和一带山区，与阎军孙楚、杨效欧等部20个团兜开了圈子。同时，右路军在汾河两岸、吕梁山南端纵横驰骋，困平阳，占侯马，克襄陵、吉县两城；左路军在汾阳、文水、交城、娄烦、静乐一线游刃有余，前锋直指太原晋祠。 3月17日，毛泽东冒雪经城北沟、温泉庙、西岐沟、桃红坡等地，到达灵石县双池镇附近的西庄村(现属交口县)。红军在西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得知西庄人祖祖辈辈吃水困难时，毛泽东便派红军战士寻找水源，终于打出了一眼“幸福泉”。大家挑着水桶，挨门逐户地给群众送水，年过花甲的老人们翘起大拇指，连声称道:“真是神兵！”从此，这里传唱起这样一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跟着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 4月上旬，毛泽东和叶剑英带领总部特务团及1部电台转战回龙、秦王岭、王上坪、义泉等地，于4月13日进抵隰县康城(今属交口县)。毛泽东一面指挥红军作战，一面亲自指导康城的地方工作，发动康城群众创建苏维埃政权。 回师西渡 4月下旬，毛泽东和彭德怀率总部机关到达永和县赵家沟村和桑壁镇一带红一军团部所在地，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在分析了形势的变化后，毛泽东做出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保存国防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决定把“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6项共同行动纲领。4月2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各路红军将领，指出，阎锡山、蒋介石有51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蒋介石又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向我陕北后方进攻，因此，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有利条件。红军西渡后，华北各省依然是实现对日作战的战略进攻方向，我们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各路东征红军开始在绵绵春雨中陆续收缩西移。 5月1日，毛泽东率总部人员到达永和县上退下村关帝庙，指挥各路红军从清水关、永和关、铁罗关、辛关渡等地渡河回师。毛泽东一行正准备渡河时，发现后面有两团敌军追了上来。负责警卫工作的政卫连连长魏文建催促毛泽东快点儿上船。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我们不能走，要拖住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过河。”政卫连和敌人交上了火。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有可能突破我军防线，魏文建急得第四次请毛泽东赶快出发。毛泽东依然看着地图，似乎什么也没听见。直到红一军团主力渡河完毕，毛泽东才命令随行人员收拾文件、地图，准备渡河。毛泽东把负责后卫任务的红四师十一团政委李志民叫来，告诉他:“要仔细检查渡河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看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干净没有?把丢下的路标、碎纸、烟头、烂草鞋，统统收集起来销毁。我们长征过金沙江时，敌人还捡了我们一只烂草鞋。这次过黄河，连一只烂草鞋也不让敌人捡去。” 1936年，太原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实施兵变，逼蒋抗日，晋陕乃至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山西之所以能够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无不与红军东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领导的东征红军，转战山西30余县，历时75天，击溃阎军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东征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为1937年八路军再度出师山西，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胜利在望 转眼12年过去了，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转战陕北，取得了西北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坐在3只木船上，木船在一阵粗犷浑厚的船工号子声中渐渐驶向东岸。船在山西临县下滩里靠岸，毛泽东再一次踏上山西这片热土。 3月26日，毛泽东乘吉普车，取道白文、康宁，直奔兴县蔡家崔。与毛泽东同行的有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师哲和江青等人。 在蔡家崖，毛泽东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等晋绥领导同志的汇报，召开了5次干部、群众座谈会，对晋绥的土改和整党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具体地纠正“左”的偏向。 4月1日，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长达3个小时的讲话中，他总结了晋绥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透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土地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 第二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毛泽东在陕北时就很欣赏《晋绥日报》，刚一会面，富有编辑工作经验的毛泽东就谦逊地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 在蔡家崖停留期间，毛泽东还观看了晋绥边区文艺团体表演的山西梆子《打金枝》和平剧《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 之后，毛泽东又途经岢岚、五寨县城、神池县城、宁武县、朔县南坪、河会、南磨石、南榆林，山阴县广武和雁门关等地。在雁门关，毛泽东仔细观看了记载这个古战场的一些碑文，领略了长城雄关的风采。傍晚，毛泽东下榻代县县城，同代县县委书记苏黎和代县土改工作团团长郝德青彻夜长谈，详细询问了代县在土改中组织法庭审判恶霸、避免偏差的情况。 风雪五台 4月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代县，向晋察冀边区管辖的五台山区进发。五台山区是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发祥地，毛泽东曾对这里的革命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天清晨，漫天飞舞的大雪早已把群山覆盖，公路上积雪有两尺厚。周恩来组织部队清扫公路。乡亲们听说陕北过来一个教导旅，被雪困在这里，纷纷肩扛扫帚、铁锹，出门扫雪。毛泽东则利用这个时间，召集地方干部座谈，介绍全国各战场的大好形势。会后，毛泽东笑着问大家:“五台山有佛爷没有?”伯强村财政委员李生密回答说:“和尚喇嘛才信佛爷，我们不信。”主席听了，连连点头:“对，他们不是佛爷，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佛爷！我们不要迷信佛爷，要团结起来，做天下的主人。” 后来毛泽东一行抵达佛教圣地台怀镇。毛泽东住塔院寺方丈院，昔日打坐念经的地方，今夜成了毛泽东阅批电文的办公室。塔院寺内有一座高21丈的大白塔，毛泽东在月光中仰视着白塔，脑海中浮现出笃信佛教的母亲求佛的情景。他缓步走到院门口，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值夜岗的警卫战士身上。 第二天清晨，晋察冀边区和五台县的干部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参观寺庙。塔院寺东门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反复念着，颇为赏识。当他得知这副对联是和尚写的后，对陪同人员说:“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我们不是和尚，不以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但三春鸟捕食害虫，有益于农作物和树木的生长，应该予以保护。”他一边观赏着庞大的寺庙群，一边给大家讲杨五郎出家五台山、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康熙皇寻父五台山的传奇故事。在十方堂，毛泽东同正在整理佛经的喇嘛亲切交谈，并指示地方干部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4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长城岭、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5月26日，毛泽东到达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在西柏坡，毛泽东亲自部署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奠定了新中国诞生的基石。 从1948年3月23日至4月10日这短暂的19天里，毛泽东走过了山西的11个县份，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足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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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节选自《文史月刊》；本文作者：巨文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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