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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西北史地学奠基者祁韵士

 

 

 

 

 

  晚清时期,山西寿阳祁氏为一大文化名门,祁韵士、祁寯藻、祁世长等乃其中翘楚,在学坛、诗坛和书坛,都有响亮名声。尤其是祁韵士,对于寿阳祁氏文化的形成,曾起到一种奠基性作用。

    祁韵士 1751-1815年)一生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参与开创了新兴的西北史地学。1778年,祁韵士中进士,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奉派学习满文。经过两年的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文字,授翰林院编修。1781年,复充武英殿纂修 《四库全书》分校官,次年转任国史馆纂修官,奉旨创立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亦称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祁韵士一生得以传世的学术伟业,遂由此展开。在《鹤皋年谱》中,祁韵士曾记载此书的纂修与他谙习满文的关系。年谱写道:“先是,奉旨创立《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武进管先生干贞纂传数篇,奉差离馆,时无锡相国嵇文恭公为总裁,知余谙习清文,派令接纂是书。”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有清一代对西北边疆史地进行系统研究的发轫,被公认为“19世纪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它集中体现了祁韵士的史学才能。任职史馆后,祁韵士发挥其兼通满汉文的特长,另检任懂蒙古文字的助手等协力,利用各种“抄送旗册”,特别是内阁大库所藏的“清字红本”,将各种满蒙资料随阅随译,辨别分析,择要录出,反复核查,归类立传:“每于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积累既久,端绪可寻。”关于西北山水地名的厘定,他根据《黄舆全图》加以统一,译成提纲;至于王公源流支派,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订正勿讹”。经过八年持续艰苦的劳动,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历史杰作。在《鹤皋年谱》里,祁韵士曾如实记载和感慨其入手之初时的种种艰难,如“羌无故实,文献奚征,虽有抄送旗册,杂乱纠纷,即人名已难卒读,无可作据”等等,然由此,也可见其筚路蓝缕之功和勉力自许之情。

    在编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过程中,祁韵士留下大量底稿,后经杰出的史地学者张穆等整理出版,成为有关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史著之一——《皇朝藩部要略》。此书是一部以皇朝 “大一统”史观为指导、大体以时间为序的纪事本末体著作。它分为蒙古、外蒙古喀尔喀部、厄鲁特、回部和西藏等几部分,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清朝开国至乾隆末年有关各部以王公为中心的历史大事。据新近学者研究,该书最初,很可能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关于各部落总传的稿本。书中有不少关于蒙古的“总论性文字”,条理清晰,概述性强,颇有学术价值,可惜仅被《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碎片化”摘引。另外,书中所记乾隆年间发生较近的一些大事,也有为同时期其他史书所不载、或所载不详不确者。如1750年发生的对西藏体制变革具有直接影响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该书所记就属较早。当时离事件发生还不到30年,很多当事人尚保留着鲜活记忆,他与后来成书的《清高宗实录》在记载上有很大出入,而远较后者真实可信。这也是其重要史料价值的一个证明。民国初年时,该书及其与之相配套的 《皇朝藩部世系表》4卷,实际上成为 《清史稿》“藩部表”参引的重要来源。

    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皇朝藩部要略》和《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还确立了不同于朝贡体系的 “藩部体制”,它们“把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作为‘国史’书写,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并在主权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地区的归属”。

    1804年,祁韵士因户部宝泉局亏铜案发受到牵连,被谪戍伊犁。但官场失意,却给其边疆史地研究带来了实地考察的难得机遇。流放伊犁期间,祁韵士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志,抱定“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的宗旨,把考证与实地见闻密切结合,编写了《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等书,汇聚了他关于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另一部分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嘉道时期,由于国家内忧外患加剧,学界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思潮,而西北史地学,正可谓乾嘉考据学向经世实学转向的鲜明标志。祁韵士和徐松等人,首开西北史地学之风功不可没。徐松的史地名著《伊犁总统事略》(后道光赐名为《新疆识略》),当时影响很大,但该书乃是在祁韵士 《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深化而成。前文所提到的张穆,他之所以迅速成为道光朝杰出的史地学家,也与他受祁寯藻委托、长期校勘祁韵士的史地著作分不开。事实上,张穆那部在清代研究地理最为详博的著作《蒙古游牧记》,其最初的创作念头,便产生于校勘《皇朝藩部要略》的过程中,他觉得祁韵士此书详于“编年”、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由此可知,祁韵士在清嘉道时期蔚起的西北史地学的学术新潮中,的确居于一种名副其实的先驱地位。

    祁韵士率先踏上西北史地学的学术道路,固然有特殊的机遇,但也得益于他生性务实的作风和有志经世的情怀。这从其完成《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进入户部任职后,能够潜心研究京师漕仓时务,将1799-1800年间有关“清厘漕政”的疏草,有心汇成《己庚编》一册,可以透见一斑。《己庚编》对于今人了解嘉庆漕弊,仍不乏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祁韵士有着乐观进取、经世务实的人生态度,故其被贬伊犁的万里戍途,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成为其持续观察途经地志、不断增长学识的学术考察之旅。祁氏远戍“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啧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万里行程记》即为这一考察的简要记录和历史见证。不仅如此,祁韵士还且行且吟,写就了不少精美的诗篇,细心描摹所见风物、记述独特经历,传达复杂心思、抒发丰富情感,后萃集成《濛池行稿》一册。到达西域后,复作有《西陲竹枝词》百首,皆能显示出其杰出高妙的诗歌长才。

    多年前,笔者在《清代寿阳祁氏之文化》一文中,曾称述祁韵士出色的写景能力和不凡诗艺,对他的诗歌移步换景、清新状物、情景交融的品格,尤为倾心;同时认为《西陲竹枝词》等对西域少数民族风情的描摹,亦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化价值。今复读其诗,此类印象和感知更趋深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祁韵士的“万里行吟”诗,称得上是他除西北史地学著作之外,留给今人的另一类型的珍贵文化遗产。

    笔者乃山西寿阳祁氏文化的爱好者,既酷爱祁寯藻书法,又欣赏祁韵士诗歌。在祁韵士离世已近200年之际,“山西祁寯藻研究会”同仁潜心编纂《祁韵士集》,将其诗文尽可能汇集并点校出版,实在是我所盼望的美事,也做了一件很有学术文化意义的工作。感念之余,草此短文,聊以充序,一则纪念祁韵士,二则也表达对于《祁韵士集》编者不辞辛劳的敬佩之情。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30207;本文作者:黄兴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3-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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