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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挺锋纪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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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挺身而出；锋，勇为前锋。远行已9年，我的老领导、良师益友李挺锋同志，生前正是这样一位名符其实的人。 年少赴国难李挺锋（1923——2004），原名李锡田，山西省平陆县盘南乡蒿店村人。“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我东三省，“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决心以身许国，抗日救亡，遂改名李挺锋。1939年，年仅16岁的李挺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在中条地委机关和晋豫区党委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任晋豫区党委机关指导员。 1941年5月日军发动的以垣曲县为中心的中条山战役，以18万国民党军溃败而结束后，垣曲县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存在着国民党、阎锡山、日伪政权和我党地下县委及其领导下的一批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赤”、“白”对抗，斗争极其尖锐。晋豫区党委果断决定开辟垣曲县作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1942年，继派王铭三任垣曲县委书记之后，又派李挺锋任垣曲县农会主任，加强垣曲县抗日斗争工作的领导。 反“六十斤”斗争出生于垣曲县望仙村、和李挺锋同年入党并参加工作，后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的王靖华同志，曾对我说过1942年冬他头一次见到李挺锋时的印象：“从头到脚可以形容为一个字：土。头扎旧毛巾，身穿土布棉衣，腰系土布腰带，脚穿土布鞋。棉袄还是斜襟的，妇女们穿的那种。如果没人介绍，还真看不出他是县农会主任。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站住脚，扎下根，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新编《垣曲县志》载，“12月（1942年），县农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李挺锋一行三人，到历山马马渠发动群众进行反维持斗争”。县志又写道：“同月下旬，在历山成立垣曲县农会，李挺锋任主任。”为了便于研究开展全县工作，不久，李挺锋移住距县委书记王铭三、县长张培民的住地望仙村较近的苇园沟，开展抗日斗争，反奸除霸，减租清债。 中条山战役后，日军盘踞垣曲4年多。阎锡山委派的县长侯中和如丧家之犬。为拼凑人马，“侯政府”横征暴敛，规定凡愿跟随者，每人每月发粮60斤。“侯政府”先后招降纳叛千余人，人们统称此类人为“六十斤”。这些人光吃粮，不抗日，专反共，群众深受其害。加之，1943年8月垣曲遭受蝗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此情况下，李挺锋带领全县各级农会干部，发动农民投入反“六十斤”斗争。按抗日县政府的规定，勒令凡吃60斤者一律退出，颗粒不能少，一般人主动自首、退出，从宽处理；有罪恶者，逮捕法办。反“六十斤”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政治攻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4天后的8月29日，我军即解放了垣曲县城。 随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县开展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当时，垣曲县地主占有土地之多、盘剥之重，令人吃惊。城内800多户人家，就有肆意剥削群众的大小地主100多户。因此，广大群众对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拥护之热烈令人动容，而地主、汉奸反抗之激烈使人惊心。 地主强迫所有饭铺不准卖饭给进城找他们算账的农民，扬言要饿死困死这些农民。针对这种情况，李挺锋根据县委指示，由县农会连夜给各区发出通知，号召农民于次日进城，支援日前进城向地主、汉奸诉苦算账的农民。次日黎明，李挺锋和县农会的干部分头接待、集中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内的农民。接着召开了5000余人参加的斗争地主姚鹤生等人的大会，晚上由各村剧团演出揭露地主、恶霸、汉奸、特务罪行的戏剧。就这样，连续4天4夜，白天开斗争会，夜晚演戏。最后，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政府依法逮捕惩办了姚鹤生等人，摧垮了垣曲城这座封建堡垒。群众常把这次联合大斗争与前一年8月下旬解放垣曲县城的军事进攻相提并论，称之为“政治攻城”。 生死关头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秘密下令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中条山战役后逃往河南渑池县的原国民党中条山游击队独立支队刘汉三残部百余人，遂变身垣曲保安支队，偷渡黄河，潜入五福涧一带，于5月25日和26日，连续3次袭击在抗战中屡立战功的二区民兵。并将俘获之民兵及五福涧村农会主任王丛林捆成串，推入黄河之中。除8人侥幸逃出外，其余36人皆丧身黄河。五福涧惨案，激起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县民兵向特务刘汉三部发动拼死进攻。同时，县委决定并成立了河防工作委员会，任命一贯勇于担当艰险任务的李挺锋为主任，加强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勇敢地揭露、斗争国民党特务及反动地主分子。经过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终于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主要村庄和黄河渡口。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李挺锋曾身陷绝境。此事，曾任政协垣曲县首届委员会主席的刘彦彬同志，在《李挺锋两次脱险》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下面即为刘彦彬记述李挺锋第二次脱险的原文： 1946年6月（县志和王靖华《岁月回眸》记载为5月）安窝五福涧惨案发生后，为了稳定群众情绪，县委派当时任河防指挥部总指挥（县志和王靖华《岁月回眸》记载为河防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挺锋同志带领农会四区委（据王靖华回忆，当时还没有四区，实际为一区）和县公安局赵育才、赵恒玉、王林等一行六人奔赴原土坪村，住在后坪庄（位于黄河岸边）李端民家里。不幸消息走露，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土匪队伍刘汉三部突然从安窝出动，经陡坡羊皮岭转到后山前沟岭上包围了原土坪村后坪庄。李挺锋同志听到枪声立即起床，但敌人已堵住了窑口，冲出去的四个同志当场就牺牲了三个，他和赵恒玉躲进窑内小拐窑里。穷凶极恶的敌人先是往窑里扔手榴弹、打枪，然后敌人进了窑洞，用刺刀乱刺，因窑内黑，加之手榴弹烟雾大，敌人看不清，刺刀刺中李挺锋的腿部，他咬紧牙关不吭不动。他决心同敌人战斗到底，就把随身携带的文件藏在小拐窑内，用手枪向敌人射击，但仅有三发子弹，全是哑弹，他和赵恒玉不幸落入魔掌。敌人把他俩拉到大门口，赵恒玉趁敌人围住李挺锋搜身之际，瞅敌人不防，朝西边的一条羊肠小道飞跑而去。敌人发现后边追边射击，但由于山路弯曲，赵恒玉用力飞跑终于脱离了危险。在敌人追击赵恒玉同志之时李挺锋同志出其不意推开身边的敌人，一个箭步奔向崖边，飞身从高崖上跳了下去。由于沟深崖高，敌人以为李必死无疑，加之我独立营闻讯赶来打击敌人，这股土匪慌乱地撤离了原土坪村。到了中午时分，摔断胳膊不省人事的李挺锋同志被群众发现，从崖下深沟内救了上来。党组织派人将李挺锋同志转移到西塬马村（县委驻地）休养治疗。有人开玩笑说：“他命大。”他却说：“党的工作需要我活着。” 外行变内行1950年，经当时的政务院批准，建设太原重型机器厂。省委曾选调了包括地、县委书记在内的100多名干部到太重工作，其中就有李挺锋。之前，他任运城团地委书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着的是新的征程，新的起点，必须以新的精神面貌，尽快熟悉新的工作。为了解李挺锋在太重厂工作的详细情况，我访问了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祥炎同志。他曾在太重厂（现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了32年，担任过厂党委副书记。他怀着对老领导深厚的感情，一开口就赞叹道：“李挺锋可真是个好人，好领导啊！我俩都是1952年到太重厂的。太重厂是边建设边生产，建厂首先要清理场地。那时太原刚解放不久，场地碉堡林立，战壕纵横，荒草丛生，垃圾遍地，常常是全厂上下一起干，而每次清理，李挺锋总是带领我们一伙年轻人抢着驾辕拉车。他经常深入车间班组生产一线，向工人学习，向管理人员学习，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他在太重厂工作10年，由厂团委书记到书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成为太重厂全面工作的‘驾辕’者。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他善于抓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经过不懈的拼搏，终于实现了建厂、生产两不误、双胜利，为后来太重集团有限公司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李挺锋还在245厂任党委书记。 锅台边的一番话1975年春节前夕，主持太原日报社工作的王士元约我晚上一起去看望李挺锋。士元是垣曲县人，抗战时期就和长期在垣曲县工作的李挺锋相识，他们是老朋友了。在这以前我与李挺锋虽缘悭一面，但从与像士元这样熟悉他的人们的交谈中，从报纸上有关他负责的单位工作、生产的报道中，对他人品操守之高尚、工作成绩之卓著，特别是战争年代舍生取义之壮举，耳有所闻，心怀敬佩。所以，便欣然一同前往。 到了李挺锋宿舍，他忙从卧室迎了出来，借着楼道的灯光，士元给他介绍我时，他竟先说出我的姓名。士元说：“你们原来认识？”他说：“不，是猜的，你们现在不是一起搭班子吗？其实，你俩在《山西日报》工作时，我就看过二位合作写的稿子，就知道老樊的大名。”说笑间，他从卧室搬出一木制长条凳子，放进厨房，让我们进去坐。后听曾任245厂副厂长的李华同志说，李挺锋自调到他们厂，就和普通职工一样，全家老少挤住在一间半宿舍里，可见其自律之严。 时间既是春节前夕，气候当是数九寒天，我们三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趴在尚有余热的锅台边，吸着可能是那时能买到的最好香烟——牡丹牌香烟，倍感温暖、惬意。只是那时的政治气候云谲波诡，我们不是说过年的话，而是打听有什么消息，位卑未敢忘忧国。 那晚，李挺锋说了一番令我等听者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话：“关键在于人心向背，正所谓‘国之命，在人心’。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现在三点水（指江青）一伙丧心病狂、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民心尽失，我看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们既以身许国，当以‘蚕死炬灰’自励。不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幻莫测，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为国分忧。” 果如其言，不久即传来245厂想方设法搞好生产的喜讯。 一部运转不停的机器1977年2月，李挺锋调任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这时已粉碎“四人帮”几个月了。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遭受“文革”劫难后工矿企业的生产状况，并和大家一起商讨面对现实、迎难而上的措施。之后，他征得市委的同意，带领工业口和大型厂矿的负责同志，并要我也参加，先后到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参观学习，走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想一路，议一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令李挺锋振奋不已。他像一部加满了油、拧紧了扣的机器，运转不停，全力协助市委领导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在工业企业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 任职时间最短，办实事最多1983年夏，正当李挺锋醉心于工业企业的改革之际，他被调离太原市委，任命为省总工会党组书记，随后在全省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总工会主席。1985年1月调任省顾委委员。这就是说，他在省总工会仅仅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任职时间如此短暂，能办成什么事，他又办了哪些事？我与曾任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郭长夫和《山西工人报》首任总编辑党渌详谈过一次，还请继党渌之后任《山西工人报》总编辑、我的老朋友王震华写了份书面材料—— 开展“整组建家”活动。李挺锋任省总工会主席时，全国工会系统正在贯彻落实中央《整顿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决定。值此良机，他和党组其他同志立即分头深入全省各地（市）、县和大中型企业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基层工会的情况。紧接着，在长治王庄煤矿召开了全省县、市工会主席会议，具体部署了“整组建家”工作，使“整组建家”活动在全省全面展开。1984年在万荣县召开了有全省各县、市工会主席和临汾、运城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现场会议，总结全省“整组建家”活动工作，推广万荣县“整组建家”经验。从而，把全省工会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创办《山西工人报》。经省总工会党组研究同意，选调来总编辑，组建起编委班子。省总工会为其筹集了20万元开办费，挤出十多间办公室。编委会采取公开考试的办法，录用了一批编采人员。就这样，全省广大职工盼望已久的《山西工人报》于1984年3月10日创刊了。 解疑破难，啃硬骨头。晋祠工人疗养院，是省总工会的事业单位，主要是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提供疗养服务的设施，“文革”中被北京军区某部占用。1973年省总工会工作恢复正常运转后，某部一直拒绝归还。李挺锋和党组同志在领导新建奇村工人疗养院、帮助全省市、县全面铺开职工文化宫和俱乐部建设工程的同时，反复与某部沟通、协商，终于将工人疗养院要了回来，保障了工会的合法权益…… 郭长夫这位从1952年就调到省总工会工作的工运老兵不无感慨地说：“李挺锋是省总工会任职时间最短、办实事最多的主席。” 正因此，人们至今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前些时就看到了一篇署名燃忆的文章，题目为《短暂的任职深刻的记忆——李挺锋工会工作纪事》。此文将李挺锋在省总工会工作期间带领大家办的事条分缕析地归纳为“十件好事”。就其一生的经历和业绩来说，又何止如此呢？！ 永远的李挺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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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络；本文作者：樊宝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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