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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至1949年，韩廷珍是工作在阳泉、太原的红色特工。攻打太原前夕，他参与劝降太原城北阎锡山守军七十一师。城破前两天，七十一师准时秘密撤离全部阵地，把正面三十余里宽的阵地，交给我二十兵团。
离休前，韩廷珍任太原市总工会主席。老先生今年89岁,耳聪目明，记忆力尤其好。回忆过去，老先生说得最多的是战友，一边说，一边写下老战友们的名字。采访结束，他把名单交给记者，交代道：“他们的名字一定要写对啊，都不在了，生死兄弟啊！”
从盂县到阳泉，从阳泉到阳曲，再从阳曲到太原，韩廷珍开始了自己地下工作的自述……
快下老爷山时，从阳泉城里开来三辆卡车，上面全是日本兵，戴着钢盔，端着刺刀，全副武装。汽车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开出100多米，突然停了下来，日本兵冲我连比划带喊，命令我站住。
不一会儿，我恰好内急，实在憋不住，只能躺着解手。中午十二点，日本人离开村子，我跳了出来。紧接着，隔壁屋顶上也跳下一位同志，浑身湿淋淋的。得知是我干的“好事”，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我们俩哈哈大笑。
没有良民证险些被日本人截住
我出生在河北平山县，自小放羊。1938年，我刚满16岁,就入了党。在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工作，成为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三区的主任。在我管的三四十个村子里，每个村都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党支部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抗日。
1942年，我被调至二分区工作，地点在盂县。我的主要工作也是发展党员，向老百姓宣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距盂县城二三十里的牛村是日本人的据点，里面建了炮楼。牛村不是村，是个大镇子。为了更好地工作，我决定在牛村发展自己人。
一天晚上，我将牛村日本人自卫团的团长李云与牛村镇长李枝荣叫到村外。见面后，他们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中国人都恨日本人，我们铁了心抗日。
没多久，两人商量着就把我接进村。
第二天晚上，李枝荣将全镇30多位有头脸的人物集中在镇公所，让我给他们讲抗日。那些人都是穿袍子的，我也不怕，站在那里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
那天晚上，我住在李枝荣家。那是堪称豪华的里外套院，我住里面的院子。中午吃饭时，日本人的财务科长“麻时元”来了，我们叫他“麻乱团”。
午饭吃的是油丝饼，把面条用油裹了烙熟。就这样，我与“麻乱团”，敌对双方，一个外院，一个里院，互不见面，互不干扰，吃着一锅饭。
李枝荣的小名叫“稀儿”。对付日本人，潇洒自如；对共产党，热情忠诚，胆大心细，灵巧机智！
那次进村之后，效果特别好，大家积极想办法给我们传递情报。两三个月内，情报大量地被送出。日本人准备去哪个村子抢粮，阳泉日军给盂县城派兵了没有以及汉奸的活动都被写成一张张的小纸条送了出来。
之后，我再被派往另外一个区任“城工部”部长，那里离盂县城很近。“城工部”，就是专门往城市派出红色特工的部门。一位阎锡山区公所的秘书被调往了阳泉，他叫吕岳，去给日本人的老翻译官当秘书。组织上让城工部派人前往，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工作，我决定亲自去。
带我进城的是之前派往阳泉的特工王万俊，小名全锁子，他有良民证，可以掩护我。
快下老爷山时，从阳泉城里开来三辆卡车，上面全是日本兵，戴着钢盔，端着刺刀，全副武装。汽车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开出100多米，突然停了下来，日本兵冲我连比划带喊，命令我站住。
全锁子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我。我只能停了下来。日本兵跑过来问：“地雷的有？”我马上回答：“地雷的没有！”原来，这些怕死的日本人是担心我刚走过的沙地里埋着地雷。
回答完毕，我怕查我的良民证，慢慢地向前走去，不一会儿，日本人的汽车也开走了。那一次太危险了，万一他们要看看我的良民证……
在全锁子的掩护下，我安全地进了阳泉城，见到了吕岳，给他安排了收集、传递情报的方法与途径。我也就成为他的单线联系的唯一上线。
遭日军包围
老百姓救了我的命
1943年，我在盂县城北30华里的三苌池工作。三苌池是对东苌池，西苌池，南苌池的总称，三个村子共六七百户人家，间隔一华里。
地下工作那五年，我睡觉总是穿着衣服，从不脱鞋，枪永远在头下枕着，每晚睡觉的地方都不一样。有一次，我在西苌池睡，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我听到狗叫，从破窗户向外张望，发现日本兵哈着腰，端着枪正往这边跑呢。我扭头往东苌池方向跑，没一会儿，发现盂县的日本人也过来了。
我不敢往村外跑，决定在村里藏起来。
我对地形熟，很快在小胡同找到一家人。村里人管这家男主人叫“忠盒子”，他大约三十多岁。见到我，他一把将我拽进草料堆，用草埋了起来，上面又盖了个大筐。没一会儿，他折回来，又把我推上房。盂县的民房，房与房之间有一处巧妙连接，可以容身。从下往上看，居然看不到。我就藏在了这个连接处，平展展地躺在里面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听到日本人进院，把家翻了个底朝天，草料堆，被他们用刺刀扎遍了。
不一会儿，我恰好内急，实在憋不住，只能躺着解手。中午十二点，日本人离开村子，我跳了出来。紧接着，隔壁屋顶上也跳下一位同志，浑身湿淋淋的。得知是我干的“好事”，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我们俩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更惊险。
我在盂县城内日本人的“剿共队”里发展了个党员叫张王成，他是剿共队的班长，经常能为我送出些情报来。有一天，100多名日本兵突然将我经常出入的西吉村包围了，指名抓“小韩”。当时，村里人不知道我的真名，都管我叫小韩。
张王成知道我的藏身之处，故意将日本人引至村里大财主家，在里面翻天覆地寻找。我藏在老乡家的窝棚里，这里又养牲口又当厨房，老乡知道日本人来抓我，将窗台上的油瓶、盐罐，盆盆碗碗足有十几样家当全部挪开，打开窗户，把我塞到棚子与后墙中间。我进去后，他又把那些东西一丝不差地摆了上去。日本兵进来搜查，什么也没找到，扭身走了。
但那次是谁告的密，至今是个谜。
劝降阎锡山七十一师
完整保护工业区
1946年2月，我被派到阳曲县工作，任东阳曲城工部部长。
1948年，晋中战役中，阎锡山的野战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太原前线总指挥部把赵承绶送到了阳曲县七军敌工部关押。我们城工部在敌工部隔壁。敌工部部长找到我，想利用赵承绶瓦解他的嫡系七十一师。
七十一师驻守太原城北的核心地带，北起黄寨、陈家窑东西一线，南到飞机场、新城地区的七公里纵深。在该师的防御地域内,控制着阳曲通往太原的唯一通道。
赵承绶的参谋长执笔，赵在落款处签名，规劝七十一师起义。赵让我们将信转给他在太原城内的二姨太，再由二姨太带入七十一师。
谁去送信？
我开始寻找人选，最终确定了城工部发展的两位女党员，她们都是阳曲县人，其中一位姓乔。接到任务，她们将信藏在头发里。我给了她们一些白洋，让她们过阵地时打点用。
白洋开道，两人以去太原买布为名，顺利进入太原城内。在国师街的一处院子，找到了二姨太。二姨太什么也不让她们说，只告诉了另一个地址，让她们速去,她随后就到。
没一会儿，三个女人在约好的地点见面了。二姨太说，赵承绶被捕后，阎锡山派来监视，日夜换岗监视，家里反而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第一封信顺利地交到她手上。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决定再派人去找二姨太。这次，赵承绶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又写了一封信，让一并交给二姨太。我记得赵说过，戒指就是信物，二姨太见到后便会深信不疑。
我派出地下党员韩宽小前往，将第二封劝降信连同金戒指交给二姨太。与此同时，敌工部也派人直接前往七十一师进行接洽。
两方面合力做工作，七十一师决定起义。1949年4月22日拂晓，七十一师以接受新任务为名，按约定时间准时秘密撤离，将正面三十余里宽的阵地，全部交给了我二十兵团，我军径直冲到了现在矿机附近。这样一来，阎军城北的防御阵地，变成了解放军攻击太原的前沿阵地。
七十一师的起义，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完整保存了西北炼钢厂、太原兵工厂、发电厂等重要工业基地。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破太原城后，我是接管内二区的军代表，地点就在现在的开化寺街。
那一天，我的革命工作，终于从地下转入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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