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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贡泉，山西汾阳县建昌村人，生于1882年，1900年中秀才。1904年，入山西大学堂；翌年，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专攻法律。辛亥革命前后，已获法学学士学位的冀贡泉回国任事，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随即，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
大约在1912年冬1913年春之间，冀贡泉应邀回晋，先后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一直到1928年。其间的1917年至1918年，曾一度调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历十几个寒暑，冀贡泉致力于法政教育，为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当时山西法政学生，不论是出身山大或是法专，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作为我国第一代学有所成的法学家，冀贡泉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先后出版了
《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法学通论十回讲话》、《五权政治大纲案》、《山西实行三民主义》等著作。其影响及于教育、法学两界。
1928年3月9日，冀贡泉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1932年4月21日，又以山西省政府委员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是时正值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大力推行之际，改革教育被列为施政的重点之一。在此大背景下，冀贡泉基于“我们的教育方针，要适应我们的地方需要，并且可以提供上级教育主管作参考”的认识，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普及，历数年而不辍。
据当时的统计：山西人口有1199万强，初小学生仅有75万人，高小38100人，初中10000人，高中6000人，大专学生不及2000人。有鉴于此，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认为：山西的教育
“已成不农不工不商的教育”。于是，命教育厅组织委员会计划改革，并编定小学教材。
据此，冀贡泉参与主持编定山西省“大专院校改革专案”。专案规定：山西大学为4院：（一）法学院：设法律、经济、政治3系，学生共8班；（二）工学院：设土木、机械、冶金、采矿4系，学生共12班；（三）理学院，设物理、化学、数学3系，学生共4班；（四）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教育4系，学生共4班（最多中文及历史各增1班）。院长对校长无论教学管理，皆负全责。工业专门学校只开电机工程共3班；农业专校开牧畜、农艺、森林共6班；两校附属之工厂农场，皆须学生实习作业，不得雇佣工人或农夫代工；商业专校改为商业职校。山西教育学院并入山大文学院，山西法政专校并入山大法学院。与此同时，提出名之曰“生新”办法的师资培养计划。其具体内容是：凡大专院校毕业考试名列前茅者，得留校充任助教；助教成绩优秀者，选送出国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充任教授。从而实现教师队伍的不断充实。
与此同时，着手中等学校改革。对此所遵循的原则是：第一、须使普通中学学额，不要超过现实需要；第二、须着力于社会各行各业之所需，增办职业教育，再不宜图撑门面，模仿任何养游手或养官的教育；第三、中学教育，需力求体、智、德三者相称；第四、师范生毕业后，须规定担任教职若干年后，方许转任其他公职；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裁并后，即改为职业培训班。
小学教育的改革则侧重于依照山西省情，对当时通行的小学国语课本进行改编。其主旨是：爱国、服用土货、做人。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依限编订完成后，经省主席核定印行全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隐居故里的冀贡泉率家小辗转到达处于抗战热潮中的汉口。其间，婉言谢绝司法部副部长一职，当起了挂牌律师。庶几，转赴重庆。后因中共海外工作的需要，再随长子冀朝鼎到美国。旅美期间，冀贡泉热心华侨事务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事业，参与创办《华侨日报》。同时还配合当地的华侨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组织，成立训练班、合唱队，组织集会游行等活动。
抗战胜利后，年逾花甲的冀贡泉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邀离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此期间，参加了新婚姻法的起草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1967年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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