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太原小雨,天气预报说还会转小雪。
我在雨中打着电话,边走边找郭起云住的小区。
80岁的郭起云早早地把家门打开,准备好给我进门换的拖鞋,并亲手泡了杯清茶。
老人的细致和热情,让人不由地想到他的工作经历:10年迎泽宾馆经理、10年晋祠宾馆经理、10年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算山西省政府后勤工作的元老级人物,负责接待过许多来晋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但他让人称奇的地方远不止这些。
他是考证出山西面食起源时间的人。
山西面好吃,天下人都知道,但山西的面食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历来争议极大。2003年,郭起云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山西面食甲天下》的文章,他经多年的考察考证,在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遗址发现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还有原始农业的一些生产工具,“石磨盘中间由于多次研磨而下凹,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由此推知,郭起云认为山西境内的粮食加工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有两万年左右。他的这个发现让之前多年的争议消弭无形。
他是中国自助餐模式的改革者和推广者。
我们现在出门住酒店,吃自助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30多年前,让习惯了大桌共餐的国人接受这种用餐方式可不容易,觉得太小家子气了。1987年,时任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郭起云,在全国率先开始搞餐饮宴会改革,首先在迎泽宾馆、晋祠宾馆、山西饭店试行自助餐、分餐制,同时进行“四菜一汤”宴会改革的三席竞赛(即全素席、山西风味席和面食席)。改革很成功,连国务院机关事务局都来取经,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经验。
说起来,他算是和吃打了一辈子交道,但郭起云总忘不了打记事起就饥肠辘辘的日子——
1 11岁时,险些被鬼子带走
我是襄垣人,1931年出生。从小家里穷,只有两孔窑洞,三亩圪梁地,父亲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从小就跟着小脚母亲下地干活,砍柴放羊,给人打小工,顿顿吃糠咽菜,有时候饿得不行,就跑到十里外的老舅家去吃饭,就这样凑合着活。
1942年春节刚过,村里人正在闹红火,日本鬼子到我们村一带扫荡。村里顿时乱了套,我在往家跑的路上被鬼子逮住了,他们用麻绳绑着我,和别的人拴在一起。
鬼子赶着抢来的一群牛羊,押着我们就出了村。母亲听说后急了,跑来抱着我死活不让走,不管敌人咋打她骂她,就是不放手。走到一个拐弯,突然不知从哪打来几枪,鬼子马上都趴在地上躲枪子。母亲心急手快,趁乱解开了我的绳子,躲到了沟坎里,逃过一劫。
2 14岁,跟上八路当了兵
1945年,老舅家那个村住了八路军。就和电影上一样,他们穿着灰布衣服,除了训练唱歌,就是给老百姓动弹(方言,干活),担水、劈柴、下地,吃饭时还常叫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一起吃,处得很熟惯。老舅家里也困难,我又是正能吃的年纪,那年6月,部队要走的时候,我就参了军,烧个火呀打个水呀,当了勤务兵,就为能吃上口饭。
后来才知道是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就快完蛋了,我们在太行山打日本,解放了好几个县城——襄垣、武乡、黎城,战利品很多,吃饭就不发愁了。
3 从东北拉木头给晋祠宾馆打家具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部队从城墙上进了城,住进了原来阎锡山的督军府。部队撤走后,我留下在省政府给首长当警卫员。
我满共加起来只上过半年小学,当了警卫员以后,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省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对我说你上学去吧。就在上马街,有个山西省工农速成中学,专门为从小没上过学的我们这种人办的。
当时好几个警卫员,有的上不下去就走了,我一直坚持,学得很拼命,考试成绩回回都在前头,毕业后,考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
1955年夏天,我因病从山大退学,被分配到迎泽宾馆当业务股长,那会迎泽宾馆正盖东楼。
1960年,我到了晋祠宾馆当经理。
那是晋祠宾馆刚建设最困难的时候。
刚盖起一二号楼,客人少收入少,我和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的副处长侯存玺,把职工分成两部分,少部分人搞服务工作,大部分人种地、养猪。那会儿种着4亩水稻,2亩菜地,养着十几头猪,100多只羊,200多只鸡,常是一身土一身汗,实在累得受不住,就在地上躺会儿,起来又干。回城的公交车也少,路也不好走,礼拜天也很少回家。
客房的家具、会议室、餐厅的桌椅板凳,都是我去东北买上木头,在北京的木材厂打好拉回来的。为啥不用山西的?山西榆木多,打家具不合适呀。
大院里杂草多,也没个树,我们跑省里找领导,求他们帮忙搞绿化,到1966年,大院里栽培了各种树木近万株,除了杨柳槐,还有桃、苹果、核桃、枣树,从天龙山移植了好多草坪。
4 “藏匿”省委材料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省领导在机关都没法正常工作,卫恒、王谦、王大任就经常来晋祠宾馆办公。有天晚上,卫恒同志在一号楼开会,太工造反派小将们就冲进来了,气势汹汹地要找卫恒“拼刺刀”。我们马上给开会的同志转移了地方,我在院里和小将们紧周旋,直到他们离开。
1966年底,一个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雪,很冷。侯存玺告我说,省委送来两箱材料,让咱们保存好。
我到锅炉房推了一辆小平车,装上这两个旧式皮箱,把它们拉到四号楼游泳池的机器房。皮箱很重,一个人搬不动,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皮箱藏到三米高的机器顶上后方。
皮箱里装着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5 千人大会上挨斗
“文革”时,我是省政府出了名的官小挨斗大的小“当权派”,1000多红卫兵开我的批斗大会。
大圆桌上放个小板凳,让我站在上面交出“黑材料”,不交待一脚就踢下来,乱人踢乱人踩,打得血糊啦喳的,袜子都被血浸透了,脱不下来。斗到晚上十一点把我拖到锅炉房,让我烧锅炉,其实人都半昏迷了。第二天接着斗,戴上高帽,敲着锣,在晋祠游街。
就这样斗了十几天,我始终没有松口,我就认为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候应该守口如瓶。“文革”后,那个红卫兵的头头给我道歉。我笑着说,当时就那么个社会,我知道你也不是个坏人,就是跟上形势瞎跑呢。
6 邓小平说,这个菜不要扔了
人都说,“伺候人”的事不好搞,但我真心喜欢这个工作,一口气干了四五十年。
搞服务就要对人热情,一视同仁,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领导还是群众,该大方的大方,该节约的节约。
说到节约,我接待过的领导们做得都很好。周总理、朱老总,吃饭都可简单哩,最多是个三菜一汤。
朱老总住过两次迎泽宾馆,吃饭的时候过油肉他不爱吃,碰都不碰,遇上个喜欢的菜全要吃得盘光碗净,盘子里有点汁还要蘸干净。
1957年邓小平来太原,沿同蒲铁路,从太原到运城火车专列走了一个礼拜,沿路每个县都要下来视察调研,我和几个同志跟着管生活接待。
他吃饭相当简单。他是南方人,一般都不爱吃山西菜,咱也给人家做不上什么好饭。
到了洪洞,那儿产藕,是个稀罕菜,他觉得这个凉菜好吃。我们做得多了,他没吃完,说:别扔了,下顿再吃。
我们不能呀。
下顿饭,他就问:我剩的菜哪儿了?
我说我们吃了,他很高兴,说,好,不要浪费了。对我们相当和气。
爱吃山西饭的就数彭真,只要给他一碗面就高兴。1986年他回老家侯马探亲,也是我跟着。他请村里乡友吃了顿饭,四菜一汤,一瓶汾酒。最后离开山西时,硬是把饭钱都结算了才走。
这些老人都可忠厚朴实了,对人好,很关心。后来我去北京开会,也常去看看老汉(彭真)。
要说讲究,苏联专家讲究,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一个是住的房间要有地毯,我们就到旧货市场买来铺上;一个是西餐,咱有几个厨师在苏联呆过,黑来包(俄语,大面包)、白面包、黑面包咱都会打。
咱的标准床是两米,但给他们订做的弹簧床,都加长到二米二,现在这些床都淘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