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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我去采访王大骏。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采访，
整个过程，我和他没说一句话。
我到的时候，81岁的王大骏正在给一位91岁的病人检查身体，在他的专家门诊室里。
他给人家看病，我默不作声地在旁边看他。
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多，他看了十几个病人，其中大部分是凌晨四五点就到医院排队挂号的。
王大骏是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是省内看消化系统疾病的权威，他的专家号，40块钱。对病人他非常耐心：人家挂我的号，我不能说肯定看好了，但也不能漏诊了。他跟病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听懂了吧？
开好方子，他一再嘱咐人家一定再回到门诊室，教给每种药怎么吃，“现在药房只管抓药，不跟他们说。”
他着急很多人不会看专家号，往往直接冲专家来，“太原还好，北京一个专家号300块呀。”专家也得看检查结果，才好诊断呀。病人还需要一项一项做检查，又得排队，外地的往往得住下来，等检查等结果。“看病多难”。
从24岁来到山西工作，57年了，王大骏一直在临床工作，直到去年，“耳朵有点聋，听不清了”，才不去病号查房、上手术了，但至今每周一三五出诊，还义务出干部门诊。2007年，他做了腰椎手术，现在看一上午病，站都站不起来了，“我大概也看不了几年了”。
3月25日，我再次去采访，省人民医院宣传部长刘永杰提醒我：“王老为人很低调，他故事多，你得多问。”
在王大骏嘴里，救人性命的大事，在他说来，也是一句两句，轻描淡写。
“我这一辈子，就是常规工作，给人看病，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1
我们把胡适围在了当中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家在山东临清，小时候只回过两次。父亲是搞教学的，小知识分子家庭。
1948年，我18岁，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我毕业的时候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大概是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这之前，我还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学费得交美金，家里没钱就没上成，要不咱们就是同行了。
学校有地下组织，实际上考进去的人里，就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比我们年龄都大一点，在班里都很活跃。等解放后，好多骨干都参军走了。他们进北大就是为了发动组织年轻学生。
以前上大学国民党政府都给公费。1948年考进去的都没有了。地下党发起“争公费”运动，发动北大四个学院的新生：走啊，跟学校请愿去！
胡适，知道吧？当时是北大校长。有一次我们就围了他的办公室，喊口号：我们吃不饱，学校有责任！
胡适出来了，大家把他围住，学生代表就提要求。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胡适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要看看实际情况，不要老听代表们讲的嘛！”
有学生就冲他说：“校长你说的不对，你年轻时候不也搞过学运吗？代表都是我们推选出来的，怎么能不听呢！”
胡适立刻点头，对对对，然后跟学生们做安慰和解释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把城外围起来了，国民党在东单造了个临时飞机场，动员了很多教授去台湾。胡适一直讲，我不会走的。但忽然有一天，校长不见了，走了。
很快北京解放，我们被组织去参加入城欢迎式，心情十分激动。
2
在开国大典中当纠察人员
1949年开国大典，我们班被抽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去做纠察。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接受检阅的游行队伍，一部分是坐场的群众。那时候广场还没有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历史博物馆，两边都是红墙，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解放军维持秩序，让大家不要乱了。
三点就起床，吃了点东西就从学校出发到广场。下午三点开会，毛主席准时上了天安门。我就在他正面，但离得很远也看不见，全是人哪！
等到游行队伍都走完了，大概六七点，我们都拥到天安门底下和毛主席招手，但不许过金水桥，大家都在喊，很激动，听见毛主席在上面讲什么，麦克风还不像现在这么好，听不清楚。那会儿还是小，体会不像现在这么深。
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到学校，也不记得一天吃过东西没。去年我们班同学聚会，大家聊起来，说那天好像发了两个面包，可那是什么时候，面包是稀有食物，应该不可能。
1959年，我回北医进修，有一些参加国庆十周年阅兵式的名额，我们站在规定位置，也不允许到处乱走。国家领导人都看到了，还有赫鲁晓夫、金日成、胡志明，可惜那时候没有望远镜。
这两次特别有意义。我很幸福。
1954年毕业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毕业生全服从组织分配。我被分到长治淮海机械厂，1957年初调到省人民医院，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只有1978年9月到1981年3月，被国家卫生部派往喀麦隆，任中国医疗队吉德队队长。
小资料：山西省卫生厅从1975年开始派遣援非医疗队，第一个援非国家是喀麦隆。之后，分别于1981年向吉布提和1983年向多哥派遣医疗队，援非医务人员通常两年一轮换。至2010年年底，省卫生厅已向这3个国家派遣了44批医疗队，共计九百余人。现在，我省医务工作者在喀麦隆进行援助医疗的有45人，多哥有21人，吉布提有10人。
3
非洲人拎着蛇来找大夫
派医疗队无偿支援非洲，咱们国家从1962年就开始了，第一个受援国家是阿尔及利亚。
我是吉德医疗队队长，吉德在喀麦隆北边，条件非常艰苦。那儿的外国人多是法国人，以前西非是法国的殖民地。
每天早上医疗队一开门，病人就能排一二百人。我们旁边坐一黑人护士，他给翻译，当地人说的是土语，我们去以前突击学了几个月法语。
当地有医院，院长是塞内加尔医学院毕业的，英语法语都讲得很好。整个医院没有其他大夫，全是护士（护士也全是男的），也没有药房，比如你要上手术了，我给你开多少纱布、多少酒精，门外有专门的药店，病人去买回来再做手术。
最常见的病是疟疾和血吸虫病，当地人都会诊断，我们找疟原虫都不如当地人利索，医疗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得过疟疾。
当地人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就是让蛇咬了，他会马上把蛇打死，提溜着蛇来找你，这个就可以让大夫看用什么抗毒血清——不同的蛇是不同的血清。
我给一些部落酋长也看过病，非常有权威的老人，穿很讲究的白袍子，后面跟一跟班。酋长在我这儿看病，坐着，跟班跪在旁边，老头就把脚搭他头上。
4
最受欢迎的药是清凉油
在喀麦隆期间，我们先后抢救成功了危重患者近百人。妇产科急诊最多，有时候夜里赶时间，我们走小路，两边都是草，经常对面来人，当地黑人兄弟。他一看是中国人，就站在旁边，等你过去。我们觉得很安全。
当地人对医疗队员非常好非常尊敬，见了我们都叫中国医生。
所有的药都是从中国运去的，免费的，你不能给多，病人太多了。
比如说小红盒的清凉油，在非洲欢迎极了，当成最好的礼物，一个医疗队有多少清凉油都是队长掌握着。我每个月坐飞机到使馆汇报工作，那儿的机场很简陋，入口只有一个警察拦着，我就给他塞一个，众目睽睽之下他就放行，我就先登机了，没有号，你爱坐哪坐哪。
大使馆在首都，离我们有一千公里，每个月要去汇报医疗队的思想，还有党支部的工作。
当时我们的补助只有40块钱，大使说，你们别嫌少，我也是每个月40块。但我们每人的伙食费很高，144块，必须全花掉，不许剩余分给大家钱，否则你就是贪污。就是要求保证你的健康，一定要吃好。所以有时候支委会研究的课题就是这个星期吃什么。
离我们100多公里，有一个我国援建的水电站，最多的时候有一二百人，他们有病也来我们这看。有次水电站寄来《五朵金花》的电影胶片，我们在大操场放映，当地人也来看，看不懂也高兴。等散了场，就听到非洲人满世界喊：金花——
两年半后平安回来了，我们发现祖国已因改革开放发生巨变。
5
1972年，救活心跳停止24分钟的病人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他姓孙，是个搬运工，就在省人民医院隔壁的粮库当工人。当时他靠在漏电的传送带上，被电昏迷，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停止。全院协作得很好，不但把他救活了，还一直活到现在，前些年还在卖三餐源馒头。“文革”中，哪有那么多先进仪器啊，完全就是凭着大家的职业热情和医疗知识。怎么救？心跳没了，开胸拿手按摩心脏；没有呼吸，气管切开捏皮球。如果说现在的医疗设施水平是导弹，当时就是步枪。
1978年，全国开第一次科学大会，山西就把这个成果报上去了，受到了表彰。当时全国有好几家，就是这种心跳停又复苏了的抢救病例，咱们这个时间算比较长的。
以前医学上有个老概念，心脏停跳六分钟，即使能活过来，人也得成傻子。报的时候，人家都不相信，让做模拟试验。模拟了好几次，把人抬过来，一进医院门口，就掐了表，意思是进了医院就得保证抢救了，这个时间过程是24分钟，其实这会儿大夫还没看见病人呢。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这个事干的还算心里比较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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