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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岭上南山坡
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红花朵朵开
唱得果树长满坡
唱得果树长满坡，长满坡……
3月18日，大风扬尘。
太旧高速路两旁，还是一派冬天的景象。山还没青，树尚未绿，在去采访的路上，这首歌反复地回响在我心里，带着亲切的山西民歌旋律，好像整个世界都能听到这美妙欢快的歌声——《唱得幸福落满坡》。
1959年，这是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大家唱红歌时期再次走红，并传唱至今，网上有多种版本的翻唱，被很多人下载当手机铃声。
但令我惭愧的是，因为采写“晋人传奇”系列的缘故，才刚刚知道，这首歌的旋律竟出自一位山西农民之手。
他就是被称为“音乐奇才”的农民作曲家、山西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史掌元。
在太行山深处的昔阳安阳沟村，史掌元当了一辈子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打了一辈子的石头，写了一辈子的歌。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写出2000多首歌曲，不论生活多么难，他写出的歌都那么美好，充满了山村生活的纯朴气息。
老人今年已经91岁了，身体还好吗？能接受我们这迟来的采访吗？记得起他生命中难忘的故事吗？
在昔阳县城，我们先找到了他的儿子史华明，他说老人身体还不错，冬天就接到县里他姐姐家了。他热心地带着我们去家里，说最近来看望父亲的人很多。
听说有记者来，史掌元慢慢地从里屋走出来。他身量很高，足有一米八，长年的劳作让他弯下了腰，瘦削的脸上有种婴孩般的笑容。每问一句话，我都要在他耳边喊起来，他才能听清。两个小时的采访里，他一直温和慈祥地看着我，但我知道，因为患了青光眼，他没法看清我的模样，尽管近在咫尺。
但他对往事记忆犹新，说到情深处，还不禁唱起来，有些细节在他讲来，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那么清晰。
1
背上干粮去县里学简谱
我家是个音乐家庭。
我的爷爷父亲叔叔哥哥们都是民间艺人，过庙会呀过年呀，尤其是村里办红白喜事，他们去给人家吹八音会。从小我就跟着他们给拍镲镲，会哼好多曲牌。
我没上过什么音乐学校，也不懂什么音乐理论，就是喜欢。1945年昔阳县解放后，我们村成立了业余剧团，我是团长、导演，主要演山西梆子，后来想排歌剧《白毛女》。这就难了，曲调都不会呀！我就背上干粮到县城，去找文化馆的人学，每回要走二十五六里路。后来老师说，你学会简谱就不用跑这么远的路了。我用了半年多，学会了简谱。我会吹笛子拉胡琴，自己先看着谱子唱，再吹吹看唱得准不准，就这样学会了《白毛女》100多个曲调，再教会村里的演员。后来还排了《刘三姐》《洪湖赤卫队》。
我写的第一首歌是《积肥小调》，安阳沟村因为这个歌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文艺活动模范村。1953年，村里成立了首个农村俱乐部。当时昔阳县是闻名全国的群众文化重点县，我们村是全国群众文化重点村。昔阳出名早，农业学大寨是10年后的事了。
2
《唱得幸福落满坡》唱响全国
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文化部办了一个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规定歌词得在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选。
这么多的歌词我选哪个好？最后看到《唱得幸福落满坡》，它是反映农村的山水和生活的，当时我们村也正在搞植树造林，我喜欢这个歌词，把它背下来，有四五天，下地的时候一边劳动一边构思作曲。
想好了，晚上回去写下来，到俱乐部教唱，大家都说好。1959年七八月份，省音乐家协会派人下来收集作品。省里请了省歌舞团的刘改鱼，把这个歌唱了，做了磁带，送到北京参加评比，我也没想得个啥奖。
收罢秋后，县文化馆正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中起来训练，突然来了一个消息：《唱得幸福落满坡》得了一等奖。给我发了个奖状，一把二胡，还有一本毛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教唱这个歌，全国很多报纸刊物也都发表了，走到哪儿，广播里放的都是这个歌，很快又传到了国外，越南、阿尔巴尼亚、日本，我觉得话不通，可音乐是相通的。
3
第一次上北京
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文化部召开的群众文化现场会，在晋祠开的，这次会上命名我为农民作曲家。
1960年5月，我去北京开全国文教群英大会。
一个农民能去北京，村里人都羡慕说我能见到“皇上”了。从太原坐上火车，激动得我一黑夜睡不着。到了北京，从新车站坐上车，在长安街上东看西看，高兴得不得了。
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周总理主持。会议开了一个月，安排我们去参观十大建筑。
还有宴请，在宴会厅二楼吃晚饭，桌上放的牡丹纸烟，还有象牙筷，钢刀钢叉，也不会使。服务员都是好人才，都一米七五高。
我感到什么都新鲜。
吃罢饭还有节目，一楼放两部电影，二楼是梅兰芳在演《穆桂英挂帅》，休息室是杂技和曲艺表演，四楼是上海舞剧《小刀会》。我都想看，都看不全，又跑去宴会厅看大家跳舞，咱们山西代表都不喜欢跳交际舞。周总理那天兴致也很高，从开始到半夜12点，他一直陪着大家。
4
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1960年7月，开全国文代会，郭沫若和周扬组织全国的民间艺人，在颐和园拍了一部电影，丁果仙、我都参加了。
一天正开小组会，突然来了个紧急通知：赶紧刮胡子、洗脸，换上好衣服，有紧急任务。必须带上三个证件，出席证、胸章、签到证。
赶紧上车，人家也不说上哪呀。结果到了地方一看，才知道这就是怀仁堂啊！负责人说：“大家注意了，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咱们。”不一会儿，毛主席头里来了，刘少奇、朱德都来了……
每个代表都鼓掌欢迎，“毛主席万岁”，呼起来可热闹哩。我心里头咚咚咚乱跳，眼里头有泪，嘴里头喊也喊不出来了。
我们的队伍是半圆形的，领导人从那头走到这头欢迎大家，又走回中间坐下来照相。
照完相，领导人走完以后，代表们才能离开。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一个农民能够见到国家领导人，真不容易，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大幸福。
5
周总理带头给我鼓掌
1962年给我挂了个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的头衔），1963年参加了全国文联扩大理事会，周总理给我们做报告。
这个会议的晚会上，主持人找到我，让出一个节目。我说我刚写了个《请到我们山庄来》，给唱唱哇。
听说我报了节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说，哎呀，你看这是什么晚会，周总理都在哩，唱不好怎么办？
我说，退也退不了呀，我尽量往好唱，我不害怕，我的嗓门虽然不是专家，但也还可以。
就那样也没有合乐，民族乐团给伴奏的，一上场，音乐起来我就唱，理直气壮地唱，唱罢了，周总理站起来带领大家鼓掌。
我下来，江萍说：不错啊，总理很高兴，大家都欢迎。
1976年，周总理去世。《晋阳文艺》有个记者叫文超万，说人民电影院有个纪念总理的电影，咱去看看。我们相跟上去了，整整流了一晚上泪。我和他说，咱也写个歌吧。第二天，我把他的词用昔阳民歌谱了曲，就是《我给总理扎花圈》。
后来郭兰英下乡演唱总爱唱《绣金匾》和《我给总理扎花圈》，她说“回回没有我不落泪的，没有观众不落泪的”。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就唱了两首歌，一个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一个是《我给总理扎花圈》。
■对话
记者：当音协副主席都做些啥工作？
史掌元：就是挂牌牌呢，我就是个农民，一天工资也没领过。
以前去开会，报销车费饭钱，一天给4毛钱（补助）。补助都交了大队顶工分，才能分上粮。我出去开会，回来后我12个孩子，从来不去我的包包里翻，知道也没好吃的。
记者：那稿费呢？
史掌元：三块五块，都用到俱乐部了。后来国家富裕了，2000年以后，给我发全国劳模困难补助，近几年音乐版权也有星星点点收入。
那时候，都苦，特别是我家，孩子们太多，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记者：这么苦，怎么能写出那么幸福的歌？
史掌元：上一次，《艺术人生》的记者也这样问我。我爱好音乐，不觉苦，早上5时出工，晚上10时才能回来，但我一天也没停过写歌。你们年轻人不懂那个时代，不讲名利，也不图这些，那就是义务，应该做的。都是心甘情愿的，心里喜欢。
记者：听说过阿宝没有？
史掌元：听过，孩子唱得挺路道（方言,在行），有他的个人特点。
记者：我觉得阿宝啊石占明啊就好比当初的你，您要换了现在比他们还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