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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整洁安静，比我想象得要简陋得多。
书房和卧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书。客厅里，也和很多普通人家一样，用一个博古架把会客区和餐厅区隔开。我细细打量这所谓的博古架，上面摆着的物件寻常且过时，甚至还有一瓶绢花放在上面。
这是不寻常的。
所以，当他吃过早饭，挪动着患病后不方便的腿脚走向我，并为我的等待表示歉意时，我的问题冲口而出：柴老，你搞了一辈子文物，这家里怎么没件古玩呀？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柴泽俊——山西古代建筑研究第一人，负责过永乐宫搬迁管理和施工，主持过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五台南禅寺修缮工程、去台湾鉴定并迎回灵石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独自拿出布达拉宫修缮方案，在山西这个全国文物大省当了12年古建筑研究所所长、当了8年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的柴泽俊。
他把手一摆，淡淡一笑：“文物干部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己家里不能有文物。要说拿文物，就是我拣个你们眼里的烂东西都是好的，我认识呀，但咱不做那事，这是搞文物的禁区。”
人们总会对坚持职业操守的人产生敬意，尤其当他每天面对的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我更好奇的是：这份鉴宝的眼力是怎么练出来的？有没有什么秘笈传承？
他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秘笈？我是个初中只上了三个月的高小毕业生，我研究东西也好保护东西也好，下了很多苦工夫，工作50多年，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礼拜天节假日……”
话匣子就此打开——
1954年，在太原大营盘等活干的年轻人
我是临汾人，我父亲是从山西大学堂毕业的，我还记得有块学校奖给他的牌子，上写“六榜第一”，但他29岁就故去了，我当时只有两岁半。
家境困难，我刚读到中学就失学了，就一直想出来找点事情干。1954年，我20岁了，背个铺盖到了太原，每天一大早就到大营盘沙河桥上等活。有时候一天能挣8毛，有时候一天能挣1块。并州路边有很多饭摊，买一碗高梁面就是一顿饭，一天还得花两毛钱店钱，睡大通铺。
9月，父亲的同学徐德俊介绍我到晋祠文管所打临工，那儿当时正翻修献殿，我在工地干的是拉砂、筛灰、拌灰这些重体力活。
苦不苦？当然苦，可从来没想过“咱回家吧，回到临汾咋也有地种有饭吃”，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如果不在青年时期受一点苦、见一点世面、学一点真正的知识，一生都会无所作为。
晋祠里最忙的小工人
在工地上，很快我发现一个问题，每次用马车拉来石方土方，人家报多少就是多少。我说这一马车最多能拉半方多石头，怎么可能是两方呢？大家很高兴：你会算？那以后你来给咱做这个工作。从这开始，我就专心做计算、报表事务，把工匠拆下来的构件分组编号。到了年底，献殿暂停施工。我就到了在晋祠设计太原市城市规划模型的小组做杂工，平时人家做模型我就留心看，程序、造型、彩画，一点一点学。
我对文物工作着了迷。那时候古建专家祁英涛、杜仙洲、刘敦桢，雕塑大师刘开渠来晋祠考察讲学，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听，对人家说的话几乎都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们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5年3月，省林业局的一支绿化队在晋祠背后的悬瓮山植树，我和这支队伍住一个院里，就主动帮他们扛测绘工具上山，很快又学会了各种测绘技术。
6月，献殿又开工了，我成了最忙的人。
1955年7月，献殿修缮工程竣工，我又开始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晋祠文物管理所的负责人向上面打报告留下我，就这样，我正式入了行。
花8年时间给永乐宫搬了家
1958年，治理黄河的三门峡工程动工筑坝，芮城永乐宫恰在水库淹没区内，文化部请示国务院批准迁移保存，山西成立了永乐宫迁建委，我被抽调过去，参加勘察选址、起草迁建方案、承担迁建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永乐宫迁移保护大家都没干过，在我国文物保护史上无先例可循，责任重大，技术难题甚多，尤其是迁移壁画，国内外都没成功先例。尽管有祁英涛等专家主持设计，施工前期给了技术指导，但施工工作的重担一直落在我这个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都极为“浅薄”的人身上，
刚去时我只有24岁。从1958年的8月8号进永乐宫，到1966年8月8号回太原，8年我只回家过了两个春节，工地上根本离不开人。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有什么“武功秘笈”吗？要想搞文物搞到这个程度，你就得把中国文史知识、考古学方法、工科的技能（绘画、测量、施工）集于一身，才能承担起这项工作。
在建筑上，建筑史、建筑结构、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造功能技术、建造规划、布局，甚至材料的加工，施工的技术方法你都得会。
除过这些以外，社会科学、宗教学、道教、佛学、佛教史、道教史，包括佛教的宗派，你都得学习。
我一直在拼命地学习实践，白天工作，晚上总结，8年共整理笔记16本，记录卡片近万张。胃溃疡发作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拿个木棍或算盘顶着胃。
做这种事，就得不把它当成苦，就得做别人眼中的傻子疯子。
1966年，永乐宫迁建工程告竣，机关接连3次电报，催我回太原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32岁的反动学术权威
一进了机关大门，就傻了，90张大字报“欢迎”着我。
三个罪名：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为吕洞宾修府造庙的牛鬼蛇神。挂上牌子批呀斗呀，开始调查我的问题。
迁永乐宫时芮城县的县长，想买点刨花生火用，交了十块钱，一分钱一斤，我给他用车拉了一千斤。调查的说这就是行贿受贿的证据！他们去找县长取证，被他痛痛儿地骂了一气：你们觉得不亏心？良心上也过得去？
我到什么时候都敢说我没有一分钱的贪污，没往家拿过一件文物。
折腾得没办法，胃病发作，蹴到地上汗珠子滴个不停，最后送到医院做手术，把胃切了四分之三，总算断了我这胃疼之苦了。
可“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文革”结束后，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市县的重要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写了《三十年来山西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调查保护纪略》，公布了山西宋金（12世纪）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全国同时期木结构古建筑的72.6%，元代木构古建筑350多座，古代彩塑1万多尊，寺观壁画较好者7000余平方米，这些均居全国首位。这一结论显著提高了山西文物在全国的地位，成为后来山西被列为文物大省的重要条件。
花了几百万，和没修一个样
我50岁任山西古建所所长、62岁调任山西文物局总工程师，70岁才退休，先后主持和指导过山西100多项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
1993年到1996年，我主持晋祠圣母殿大修。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来参加验收仪式，他问一些老同志修得怎么样，老同志们说：花了大几百万，和没修一个样。
张文彬局长一听放心了：“你们觉得这是个贬词，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说明达到理想的境界，难得。”
修旧如旧，是梁思成先生1954年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保存原状的理念。保持原来的布局、规模、形状、结构、陈旧面貌，原有的构件、工艺。我修圣母殿、朔州崇福寺旧构件保留95%以上、修五台南禅寺90%以上。历史已经走过来了，怎么能倒回去呢？80岁的老人还能回到婴儿吗？但历史上修过的痕迹要保留，那是历史的信息，不能改。比如圣母殿的地震遗迹，正好说明宋朝的代州地震，影响到了太原。
从事了几十年这个工作，觉得自己并不高明，只不过是把历史上的好东西稍有所发现，比如在研究寺观壁画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很大胆的话：
宋代以来，文人水墨画盛行，一些带有偏见的美术史家重水墨不重重彩，重山水不重人物，尊文人而鄙工匠，传世之作，价值千金。上百平方上千平方的壁画，画师的姓名、籍贯，他们的作品，长时期被淹没在历史汪洋大海中，不为后人所知，这是极不公平的。
繁峙岩山寺近百平方米，王逵的画，其中有一幅南门外的街市图，蛮可以和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清明上河图》立于卷轴之上，王逵之作立于粉壁，千年未泯，难能可贵。再比如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上4米长的飘带，毫无败笔之处毫无接笔之痕。
中央美术学院后来专门成立了壁画系，我觉得这是保护中国壁画的需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民族文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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